二、被控制的非法勞工

週二

我的室友是三位上海人。他們在這個二平方米大的廚房裡進用早餐時﹐我開始和他們談話。其中一位﹐張先生﹐正津津有味地吃著意大利麵加黃豆。”這又便宜﹐又可口﹐”他對我說。 四至五人可同時使用這窄型的廚房﹐不過免不了要經常擦肩而過。”我們都得輪流吃飯﹐”張先生解釋﹐”誰先下班回來﹐誰就可以先使用廚房。”

樓上有三個小房間﹐每間住有四人。睡在地上的人都得自行準備棉被。其中一位告訴我﹐他的睡舖是從外面垃圾堆裡揀回來的。”這很好用啊﹗”基本傢俱如小型衣櫥是這裡的奢侈品﹐大家共同使用。每人存放在衣櫥裡的所有物﹐僅為一只行李箱和兩三件衣服。看來似乎沒有人把這裡當作久留之處。

整棟房子裡僅有一間窄小的浴室﹐裡面連洗手槽都沒有。大家刷牙﹐洗手﹐都是在同一個澡缸裡。為了保持衛生﹐有些人使用自備的塑膠臉盆來洗澡。等著使用浴室是最消磨耐心的事了﹐尤其是對那些上早班的人而言。大家也逐漸建立起了共識 — 早晨使用浴室的時間﹐需儘量控制在五分鐘之內。

一整個上午﹐林先生不斷地對我獻慇懃。聽室友們說﹐他很少這麼早起。他特別為我做了福建海鮮麵﹐我很尷尬地在室友們的粗食淡飯面前吃這碗麵。

但林先生對索取介紹費卻一點也不含糊。他說我的兩百鎊介紹費﹐需一次付清。這是他負責介紹我去當地職業仲介公司登記所需的費用。

我們步行至塞特福德市中心。他說﹐他得去賭場找他哥哥﹐與他平分這兩百鎊費用﹐但這位”哥哥”始終沒有露面。

我後來才得知﹐原來他所謂的”哥哥”﹐就是樓上的那位工頭﹐他們是所謂‘結拜’兄弟。我也是後來才得知﹐他和他這位哥哥因為要分贓我的介紹費﹐爭執到了幾乎關係破裂的地步。

林先生為我介紹工作的進度非常緩慢﹐而且不斷對我施加控制。他時時刻刻在觀察我的一舉一動。有時他說話討好我﹐有時則擺出當頭的姿態﹐限制我的行動。我有種被囚禁的感覺。他非常明白他有權力能支使新來的工人﹐因為我們的工作機會完全掌握在他手裡。他要求我和三位中國上海籍的室友一起去替他購物﹐他說他下午得去金斯林鎮為人處理‘身份問題’﹐也就是以每份四百到五百鎊的價格販賣護照。

林先生一離開﹐我們大家尚能放鬆心情﹐圍坐在廚房裡談天。這幾位上海人其實才在我幾天之前到達塞特福德城。他們過去是上海的建築工人。

中國向世界市場及國際資本的開放﹐帶來了激烈的競爭﹐導致了社會資源的私有化﹐大規模的解僱﹐以及嚴重的失業率。國家未能為勞工提供穩固的安全支援網﹐勞工今日必須依賴自身力量﹐尋求新方式來支撐生活負擔。受過大學教育的張先生和秦先生﹐就是來自這個東方之珠的城市裡上千名失業的勞工隊伍。張先生說﹕

“我們沒有必要去高談上海的繁榮﹐更不需要去假裝家裡有個游泳池。我們都知道﹐只有一件事逼迫我們離鄉背井﹐那就是貧窮﹗今天上海的工作不好找﹐也不容易保留。而我們都有家得養。我兒子目前在大學裡唸書﹐我要為他提供最好的教育。他很聰明﹐大學畢業後一定能找到理想的工作。他現在需要甚麼樣的支持﹐我就得給他甚麼。”

張先生又說﹕

“中國內地有上百萬的勞工從貧窮的農村大老遠來到上海求職。他們在上海遭受到最惡劣的待遇﹕他們是上海最低薪的勞動力﹐勞動條件毫無保障﹐生活條件也極差。儘管他們如此出賣勞力﹐他們在上海這個城市裡一點地位也沒有。令人感嘆的是﹐今天上海像我們這樣的貧窮城市人﹐也同樣離家﹐遠走西方﹐因為我們的城市已養活不了我們。今天﹐我們面臨的剝削狀況﹐正如上海市裡的那些農村勞工一般。”

這三位上海人已在英國漂泊了一年多﹐但他們尚未尋到駐腳處。四十五歲的秦先生這麼回想著﹕

“最初﹐我們在普里茅斯區的一個花場裡工作。一百株的百合花﹐需三小時才能摘到﹐而我們的工資是每一百株才三鎊錢。這工作是季節性的﹐沒工可做時﹐我們就得離開﹐到別處找工。後來﹐沒工可做﹐我們就只得去莫克姆灣拾貝。拾貝工作可真辛苦﹐我的身體狀況實在應付不來。”

五十二歲的唐先生在旁不好意思地開口﹕

“拾貝的工作我才做了一天呢﹗那海風﹐背疼﹐唉﹐我真受不了﹗”

張先生是他們之中體力較好的。他說他不怕吃苦。他在莫克姆灣整整做了一個月。當時在莫克姆灣有五個隊伍的華裔拾貝工人﹐由不同華裔工頭召集。華裔工頭其實是整個網絡的尾端﹐他們僅在工人之上。掌控產量和工作量的﹐是當地收購人。

收購人從華裔工頭那裡﹐可以買到較便宜的貝殼﹐一袋大約13鎊。這要比當地英國拾貝人賣的便宜兩倍。當地收購人便掌控着貝殼的買賣﹐並壓低華工拾來的貝。因此﹐華裔工頭一直想除去這種中間人﹐來直接與英國食品加工公司合作。

華裔工頭提供拾貝工人的住宿條件很差﹐尤其是在利物浦(Liverpool)和蘭開斯特城(Lancaster) - 八到十個人擠在一個房間裡﹐還有許多人住在閣樓裡。

大夥說﹐華裔拾貝工人的安全﹐從來不曾是英國買主和華裔工頭的顧慮。許多人根本沒有漁業經驗﹐不熟悉海上勞動。僱主不僅不提供安全訓練﹐也不提供安全設施。這已由生還者(如林國)的證詞所證實。林國表示﹐在緊急狀況發生時﹐華裔拾貝工人並不知道該如何應對。”我們只能靠常識判斷如何應對﹐”他說。

而當地拾貝工人的待遇則完全不同﹕他們有完整的安全工具(如指南針)與設施﹐非常了解潮水時間以及海上工作的特殊危險性。

而在毫無安全防範的情況下﹐華裔拾貝工人卻被給予極不合理的工作量要求和低廉的工資。”認真地做﹐一週六天可掙到180鎊﹐只是我們體力不好﹐”張先生似乎任勞任怨地說。而生還者林國表示﹐在悲劇發生的那段海灘上﹐他拾貝的隊伍裡每袋貝僅能掙到五鎊。每一海灘的工資有異﹐視貝殼質量而定。有些地點是10鎊到12鎊一袋﹐是當地拾貝工人工資的一半。

僅在悲劇發生的數月前﹐也就是2003年十一月﹐有30名華工被困在海灘上﹐幸被搶救。莫克姆海灣救生服務處(Morecambe Lifeboat Service)的麥克(Michael Guy)證實此說。但此事件發生後﹐他們的僱主卻未能視此為一警告﹐仍未能告知華工基本安全須知。

“悲劇發生前﹐這些貪婪的僱主甚至一直沒有告知華裔工人緊急狀況發生時所需的求生聯絡電話﹐”救生服務處的麥克透露。

所幸﹐張先生一夥人在悲劇發生前﹐即已離開莫克姆灣。他們同行到伯明翰的一家花場做工。秦先生說﹕

“我們在那裡做牛做馬兩個星期﹐但每人竟然才拿到了15鎊。那個工頭一毛錢也不肯多付。我們一點辦法也沒有。只能離開。”

秦先生邊說邊搖頭嘆息。回想著他們遭受的種種待遇﹐他的憤怒幾乎要讓他掉下了眼淚。

“後來﹐我們遷到考文垂城(Coventry)﹐在那裡的一家書場工作﹐在出版品裡加裝廣告。那時﹐我們一天工作12個小時。仲介人經常無理地扣減工資﹐我們從來無法預測是否第二天能拿到工資。聖誕節那天﹐我們工作時數長達16小時﹐而最後﹐仲介人連一分錢都沒付給我們。這實在是難以承受的﹐因為我們每日的食宿都得依靠這微薄的工資啊﹗更不用說我們還得寄錢回家了。”

我問秦先生﹐他覺得工人應有何對策﹐能使這種情況不再發生。他回答﹕

“我們都希望能遏止這些仲介人和公司的榨欺。如果大家都能團結起來﹐我們的力量必定會很大。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有勇氣罷工﹐或揭發仲介人和公司的行為﹐那必定會有效果。不幸的是﹐事實與此相反。我們之間有許多內鬥﹐甚至有人自願成為壓迫者﹐致使我們工人的力量更為薄弱﹐社會地位更為低下。”

張先生和唐先生頻頻點頭贊同。”而且﹐我們總有移民身份的問題要擔懮。我們是所謂的黑工啊﹗我們既沒有與他人平等的權利﹐怎有可能站出來說話呢﹖”

“被驅逐出境﹖或是出賣勞力卻無工資﹖前者不見得較後者差。我們有甚麼好畏懼的﹖”秦先生提高了聲音說。

此時﹐林先生不斷地從金斯林鎮打電話來﹐查問我是否在家裡。這幾位上海人告訴我﹐他們的工頭是林先生的哥哥﹐就住在樓上。他要求他們在兩週內付清介紹費﹐否則將在第三週提高到250鎊。他們對工頭是敢怒不敢言。

“我現在身上只剩下60鎊了。我實在需要儘快開始工作﹐才能還清介紹費﹐”秦先生說。在英國這段日子﹐使得他憔悴了許多。

林先生五點鐘回來後﹐便領我去普坦斯(Pertemps)職業介紹公司去登記。這家公司位於塞特福德市中心﹐是諾富克郡的主要食品加工業職業介紹公司。它在全國上下95個城鎮中有兩百個以上的分公司﹐規模相當大。該公司目前登記有25,000名員工﹐其中許多是葡萄牙籍勞工以及巴西和中國籍的無證勞工。

兩名葡萄牙籍的行政人員負責登記華裔工人。林先生領我進了公司﹐裡面都是等待登記求職的外籍工人。行政人員叫我們在等候室等待。十分鐘後﹐我們被叫進辦公室裡。林先生把我的工作證副本遞給了他們﹐我便以‘陳敏’之名被登記進入了普坦斯公司的員工檔案。

林先生才一開口﹐我便察覺他與仲介公司的關係並非平等。公司的行政人員不斷地嘲笑他的英語﹐以不屑的態度對待他。而在不知我能說英語的情況下﹐林先生在我面前表演他的‘領導’作風。

林先生去莫克姆灣做拾貝生意之前﹐曾為普坦斯公司工作數年。2004年二月份莫克姆灣悲劇發生之後﹐林先生才回到塞特福德﹐透過普坦斯公司分發到凱瑞食品公司(Kerry Foods)的鴨肉加工廠做事。同時﹐普坦斯公司亦交給他召集廉價華裔勞工的職責。他個人寧願依靠收取介紹費為生﹐也不愛靠自己勞力去工廠做事。

一名行政人員指著我﹐高聲斥責他﹐說﹕”你再不去工廠上班﹐她就沒工可做。”

走出公司﹐林先生向我承認﹐他與公司之間的關係並非和諧。在從我們工人這裡爭取利潤的同時﹐他還得百般討好公司﹐與之分享利潤。據同屋工人表示﹐其他工頭也同樣地與公司維持此種共生關係﹐並經常支付一百鎊左右的費用或等值物品給公司。

◎我的臥底日記(三)：行賄才能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