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澀谷事件」的反美抗議活動甫落幕，北京又傳出「沈崇事件」(一位北大先修班女學生返家時，被兩個美國士兵強姦)，雖然國民黨政府極力封鎖，仍舊徒勞無功。消息傳回台北後，再度點燃學生的反美情緒，一九四七年一月九日，近萬名台北市各校學生聚集在新公園(今二二八和平公園)，展開空前大規模的集會及遊行。

台灣學生運動的開端

台灣的學生運動始於二十世紀二0年代日本帝國殖民統治時期。基本上，它是台灣人民反帝民族解放運動的一環，而且是重要的一環。

一九二一年十月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其主要成員便是總督府台灣醫學校、師範學校、商工學校、工業學校的學生。

嗣後，日本國內學生運動急速蓬勃，左右兩翼思潮在社會運動中激烈鬥爭，通過由日本本土赴台灣任教者的影響，台灣的校園情勢也日趨緊張。於是，以一九二二年二月間引發的臺北師範學校第一次騷擾事件為開端，日據下的台灣學潮於焉澎湃而起。

一九三一年以降，日本統治階級急速法西斯化，隨著「九‧一八」事變以來的侵華政策，台灣人民反帝民族解放運動在殖民當局的鎮壓檢舉中慘然窒息，殖民地台灣的學運也暫時中止。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略中國的蘆溝橋事變，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八月十五日，台灣軍司令部宣佈：台灣全島進入所謂「戰時體制」。隨著中國人民展開的抗日戰爭，台灣人民的抗日民族革命運動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在這個新的歷史時期中，台灣人民的抗日民族革命運動已經擺脫了長期以來孤軍作戰狀態–對內它已經通過一九三○年的霧社事件而聯繫了原住民的抗日運動，對外則有日本和中國人民的支持；在性質上，它也不再只是台灣一地人民反對日本殖民統治，要求民族解放的運動而已！基本上，它已經納入國共兩黨重新合作的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且成為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一個組成部份。許多愛國的台灣青年於是紛紛冒著生命危險，間關萬里，潛回大陸，尋找重慶或延安的抗日根據地，積極投入抗日戰爭的行列。

與此同時，日本帝國在殖民地台灣大肆進行著所謂的「皇民化運動」。它的第一步就是廢止漢文：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起，一切學校、商業機關都不准使用漢文，同時台灣各報章雜誌的漢文版也一律撤廢。

相應於「漢文撤廢」，它也同時強迫推行所謂的「國語普及運動」，台灣人民不分男女老幼都被迫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日語。據一九三九年的統計，台灣總督府用來推行日語的機構–國語講習所及簡易國語講習所，全島合計達一萬五千一百廿六所，講習生達八十九萬一千六百六十人；台灣人能解日語者約有二百五十六萬八千餘人，達四八‧七四％。

一九四0年二月十一日，也就是日本「皇紀紀元二六00年」紀念日，日本殖民當局通過戶口規則的修訂，制定台灣人改換日本姓名的規則。台灣的「皇民化運動」也通過這樣的「改姓名運動」，進入最緊張的階段。儘管不改姓名會有種種的不利，據統計，一直到半年後的八月十一日止，那些希望能夠「看起來更像日本人」而改姓名的台灣人卻只有一百六十八人而已。

同年十一月廿五日，為了鼓勵更多的台灣人改用日本姓名，台灣精神動員本部公佈了<台籍民改日姓名促進綱要>，制定一種獎勵方法，規定說日語的家庭為「國語家庭」，在諸如物資配給等實際生活上，給予和日本人同等的待遇。這樣，到一九四三年六月時，改姓名的台灣人已達十萬人之多。

一九四三年起，為了使台灣人民在「皇民化」下變為日本帝國主義的「順民」，台灣總督府又開始實施義務教育制度。一年之間，台灣學童的就學率便從一九四二年的六四‧八一％激增至八五％。按照日本當局的預定，到了一九四五年，台灣人的就學率，男子為九三％，女子是八四‧七五％；平地須達九○％。

可以說，這個時代的台灣青少年都受過日本帝國主義的麻醉教育。而這種所謂「皇民意識之發揚」的教育，同時也會使台灣人民的民族解放意識消沉。 在這樣的時代接受日本帝國主義教育的台灣青少年，果真日後被教育成「皇民意識發揚之一代」的話，也不是什麼教人意外之事吧！然而，在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下的台灣青年依然自覺地批判道：「風俗習慣語言都不同/異族統治下的一視同仁/顯然就是虛偽的語言/虛偽多了便會有苦悶」。

就在這樣艱困的環境下，他們熱烈地「向海叫喊」：「還給我們祖國啊！還我們祖國啊！」儘管「未曾見過的祖國/隔著海似近似遠」，可那「夢見的，在書上看見的祖國」仍舊是「流過幾千年在我血液裏/住在我胸脯裡的影子/在我心裏反響」。

因此，即便客觀的歷史條件是那樣嚴苛，台灣本土有組織的社會運動又己經被打壓下來了，殖民地台灣的青年學生卻如同其他抗日志士一般，在軍警密佈、特務如毛、敵我力量懸殊，白色恐怖嚴重威脅形勢下，仍然在缺乏領導與組織的條件下，在島內自發地發動了幾次零星分散、各自作戰的反日鬥爭。

首先，一九三七年，台北二中學生林水旺、李沛霖等自發地發動一起「青年思漢事件」的民族鬥爭。這個學生反日事件鼓舞了後來的台北二中學生唐志堂和陳炳基等，重新展開反日學生運動。

一九四一年（昭和十六年）六月，台灣總督府在台灣各地成立「皇民奉公會」分會，全面推動皇民化運動。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就讀臺北帝大醫學部的何斌和幾個同班同學，以及包括郭琇琮和曹永和在內的士林當地中等學校以上學生，組織了一個帶有反日性質的、推動「地方文化啟蒙活動」的青年團體—士林協志會。

為了取得日本統治當局的許可，於是以文化團體的名義正式申請，並獲批准，由何斌擔任首屆會長。八月廿三日至廿五日，借用士林公學校的校舍舉辦「士林文化展」，內容包括：防諜展、防犯展、鄉土展、產業展、無線展、醫學展、攝影展和放電影與娛樂晚會等幾個部分。通過「鄉土展」，士林協志會介紹了台灣的鄉土文化，也就是不同於日本文化的漢民族文化，起到了抗拒日本殖民當局皇民化政策的作用。

一九四四年四月，日本憲兵隊以「密謀響應祖國，反抗日本」的名義，在台北一帶的校園展開連續三天的檢舉行動，秘密逮捕了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蔡忠恕、郭琇琮，台北二中和工業學校的唐志堂、陳炳基和劉英昌，台北商校雷燦南等學生領袖，及其它具有抗日民族意識的台灣學生近千人。不久，雷燦南因為寧死不出賣同志,終被刑求至瘋而死。就在台灣光復前夕的一九四五年六月，恰巧落在台北監獄的盟軍炸彈竟使得以「大學內抗日民族運動首領」之名被捕的蔡忠恕無緣再見耀眼的陽光，於獄中結束了他短暫的一生。

日本帝國主義針對台灣北部校園心懷祖國的學生所展開的這場檢舉行動，不但逮捕了近千名具有反日意識的台灣學生，而且造成學生領袖雷燦南與蔡忠恕的犧牲。然而，從運動的觀點來看，這次的檢舉事件也為這些原本組織分散的、不同學校的學生，提供了擴大串連與團結的機會。台灣光復後，這些學生運動的活躍份子便再度以郭琇琮、陳炳基等人為中心集結起來，為實現台灣的民主自治與國家統一而展開另一階段的台灣學生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