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渡

【一】

二二八的當事人、二七部隊突擊隊長，陳明忠先生說過一個故事，他在美國參加座談時，曾以自己的現場經驗，論及二二八死傷者應該是一千人上下。當場就有一個台獨支持者站起來反駁說：「亂講，高雄就死了三十萬人。」
陳明忠說：「當時高雄人口只有十五萬人，就算都殺光，你要那裡去找十五萬人來殺？」

那人惱羞成怒，就罵他：「你根本不是台灣人。」

陳明忠說：「告訴你，我祖先是台灣人的時候，你祖先還是外省人。」
為什麼？因為他的祖先是跟著鄭成功來台的。

後來他出了演講會場，一個外省人竟然向他下跪感謝。他說：「以前從來不敢看二二八，好像我們都是兇手，不敢看，不想聽。現在才知道事情的真相。謝謝你。」

事實上，二二八一直國民黨和外省人的陰影。有如一個人被夢魘所困，壓得全身動彈不得，又不敢張開眼睛，最後只能在躺那裡，動彈不得。現在，是該張開眼睛，無懼的、好好的正視二二八的時候了。

愛因斯坦說過：「一百個答案，不如一個聰明的問題。」要還原二二八，我們不妨由問幾個最基本的問題開始吧。

【二】

第一個問題：為何在此時此地？當時取締私菸、搶東西、腐敗貪污的事，全台灣屢見不鮮。但獨獨發生在南京西路天馬茶房，二月二十七日？有什麼必然或偶然的原因嗎？

根據我去採訪南京西路一帶的老人，他們得到一個很平凡，但很實際有效的答案。因為這裡是酒家。就像今天酒家外面都有人賣香菸一樣，這個婦人林江邁在那裡賣香菸。而酒家外面，也有各種保鑣，兄弟。所以，當那個菸警拿走林江邁的菸，她苦苦哀求，卻被打得流血的時候，兄弟就看不下去了，在旁邊起哄喊打。一般平凡百姓碰到這種事，不一定會出頭，但兄弟血氣義氣比較強，就敢出來罵。結果，這個菸警開了兩槍，打死了一個在地人陳文溪，為了追兇手，所有人群起追趕。就這樣變成群眾暴動。時間和地點，其實都是偶然的。但社會已經飽含了不滿的巨大能量，卻是出事的結構性原因。

第二個問題是：這是在台北發生的事，為什麼演變為全台暴動？要知道，像這樣的事，台灣有許多地方在發生，為什麼它會引爆全台？

根據現場見證者、當時是《中外日報》記者周青的說法，關鍵是次日，群眾不甘心，要求嚴懲兇手，用推車大鼓，遊行到行政長官公署（也就是今天行政院），群眾約有二千人上下（不是外傳的上萬人），結果長官公署的樓上竟佈署機關槍掃射。有三、四人當場倒地。群眾一哄而散，又不甘心，就分成幾路。有一路人跑去公賣局燒東西洩憤；有一路人跑到新公園的電台那裡（現在的新公園二二八記念館），攻佔電台，開始廣播。一廣播，台北暴動傳開來，全台灣的暴動，就開始了。

【三】

第三個問題：各地的群眾都是自發的，非組織的，如何組織起來，成為集體行動。要知道，一個群眾要走出來，他首先會想到找誰出來一起反抗，地方上總是要有人來領導。這是很實際的問題。以日據時代的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基本幹部為主體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就成了最直接的基本組織。他們敢於反抗日本人的統治，在光復初期，有較高的社會聲望，自然成為領導者。而文化協會後期的左傾、農民組合與台共密切的關係，其思想不言而喻。他們所組織的二二八是什麼「顏色」，就可以想見。

這就涉及到以前被掩蓋起來的歷史。那就是「紅色二二八」。從前國民黨說二二八是共產黨煽動起來，這是不對的。因為它是偶發的暴動。但如果說共產黨不起作用，那也是不可能的。既然台灣老百姓反國民黨，在國共內戰的環境下，共產黨怎麼可能不好好加以運用。只是由於國共內戰，國民黨以偏概全，只說是「奸黨叛亂」未公佈真相；共產黨為隱藏台灣地下黨的機密，不願意公開；而民進黨則以「台灣人民起義」這種最簡單的說詞，寧可不承認二二八的反抗與共產黨的領導有任何關係，這一段最重要的歷史就被湮滅了。

現在研究二二八，多半只從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角度，但它只是二二八很小的一部份。根據戴國煇教授的研究，處理委員會包括了三部份：第一，當局以及貼緊當局的「半山」；第二，熱心於政治改革的中間偏左集團；第三，中間與右派的保守系大地主、地方士紳等。其結構複雜，自己意見都不一致，根本無法領導民眾。真正在地下有組織領導作用的，反而是剛剛創立不久的中共地下黨。

讓我們看看全台灣的情況。在台北，王添燈（他是處理委員會宣傳組長）旁邊有蘇新、吳克泰、蔡子民等中共地下黨人，後來著名的「三十二條」，就是這些人的手筆。而實際參與群眾行動的是一些年輕人，如陳炳基等，聲望與社會地位都無法領導群眾。所以台北的組織基礎薄弱，無法成事。二十一師鎮壓來臨的時候，也因為無領導組織，而死傷慘重。

但在台中，則是謝雪紅出來領導，她在日據時代就是知名社會運動家，敢於反抗，又有領導才能，台中迅速逮捕縣長，成立二七部隊，召集地方年輕人參加，最後更帶領部隊退入埔里，改名「台灣民主聯軍」，打了幾場小型戰役。但因為知道軍力不成對比，而宣告解散。

在嘉義，則是更為激烈的戰役。雲嘉南一帶，在二二八之前，中共台灣省工委的武裝部長張志忠，就與日據時代農民組合的領導人簡吉，在這裡活動。簡吉品格高潔，一心為農民做事，在農民之間，有非常高的聲望。等到二二八發生，他們迅速組織起來，與陳纂地成立「嘉南縱隊」。（從這個名字，就可以想見它的「紅色性質」了。）簡吉任最高領導人的政委，張志忠任司令員，陳纂地任副司令員，下面有朴子、北港、新港等八個支隊。陳纂地是日據時代眼科醫生，因為抗日，被徵召去南洋當軍醫，戰後加入胡志明部隊，在越南打游擊。可說是二二八當時唯一有游擊戰經驗的人。所以當他們攻打機場的時候，知道用水攻，打下一座機場。

當二十一師來的時候，他們迅速向山區撤退，準備在小梅成立武裝基地。整個部隊也改名為「台灣自治聯軍」。準備和謝雪紅會合，變成「民主自治聯軍」。但因為前往小梅基地探路的張榮宗所率領的先頭部隊遭到伏擊，幾乎全被擊斃，所以放棄武裝基地，游擊隊解散，全面潛入地下。

據警備總部第二處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的報告：「據本組組員許日歸報稱：查嘯聚少梅竹崎一帶之南台區作戰指揮部總指揮陳篡地部因我軍圍剿甚急，于三月十九日起陸續向山地撤退，并將所有武器彈藥及附近村民之糧食牛車悉數帶走，以謀長期盤踞，聞陳逆篡地于撤退前聲言決收集各地殘餘部隊，潛藏深山，實施一年計劃，再謀大舉。又傳奸偽份子張信義（青年團台中分團主任）、簡吉（前農民組合委員長及赤色救援會中央事務擔當者，現任青年團高雄分團書記）現亦潛入該部活動云……」足為證明。

【四】

在台南的曾文區則非常特別。曾文區長丁名楠是陳儀的外甥。他本來就愛護百姓，自掏腰包，從大陸買教科書、故事書給當地孩子用，有非常好的聲望。等到二二八發生，當地年輕人將他保護起來，只要他不離開，保證他的安全。但二十一師來的時候，他聽到軍隊上岸在台北槍殺人，非常著急。叫年輕的自衛隊員過來，希望他們放下武器，他會保保證他們的安全。但年輕人正在激憤，那裡聽得下去，心想：「你以為自己的部隊來了就這樣威脅我們嗎？」當場端起槍，拉開保險，準備當場射殺。

這丁名楠忍不住流下眼淚。他指著自己的胸口說：「你們要射殺，就射吧。我只是一片好意。你們不知道戰爭的殘暴，殺起人來是非常恐怖的。我只是想保護你們啊！」

這些受過日本軍事訓練的年輕人被他感動了，說：「這是一個可敬的敵人。」就這樣放過了。

後來，丁名楠遵守他的諾言。軍隊來臨時，他保證曾文區沒有任何衝突，要部隊自行通過。當地百姓沒有傷亡，非常感念他。

至於台南、高雄地區，也是缺乏組織，只有處理委員會，因內部混亂，意見紛歧，不知軍事鎮壓之可怕，因此死傷慘重。

【五】

這就是二二八各地的不同面貌。二二八的時候，台灣各地有它的特殊性，而非一致的。它顯示出，第一，二二八是一場偶發性的群眾暴動。暴動突然發生，連中共地下黨都來不及準備，就只能動用約七十二個黨員（當時黨員數），但即使如此，也組織了台中與嘉義兩個地方。而有組織與無組織的差別，也因此顯示了出來。有組織就知道如何戰鬥，如何躲避隱藏，避免死傷。而無組織則群眾盲目，不知危險將至。

第二，全台灣各地的民眾，在二二八當時，雖然有本省外省衝突，但也有本省外省互相保護的例子。丁名楠的故事說明外省人保護了本省人。而文化界的老導演辛奇則說過，大陸知名話劇導演歐陽予倩正在台北，為了怕他受到傷害，文化界的人都去探望他，保護他。一些學校的校長、老師也都受到保護。這就證明，省籍，不是衝突的核心。貪官污吏，官逼民反，才是問題的根源。

【六】

第四個問題：二二八到底死了多少人？

這無法準確回答。依照現在二二八基金會所公佈的資料，實際申請並取得補償者，有八百多人。但其中，有不少是參與二二八，後來死於白色恐怖的人。如簡吉、李友邦、郭秀琮等。這也正是歷史核心的所在。二二八之後，許多人對「白色祖國」絕望而轉向「紅色革命」，在白色恐怖的時候犧牲了。

白色恐怖的犧牲者有四、五千人。遠遠超過二二八。但因為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時間是連在一起的，一般人無法分清它有什麼差別。我們要知道，白色恐怖是在八○年代後期才出現的名詞。在此之前二二八是禁忌，民間又沒有其它的名詞可以解釋這一段歷史，且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大多曾參與二二八，因為二二八而走向紅色革命，最後死於白色恐怖，以致於最後，所有的死難者都統稱為「二二八受難者」。於是二二八成為神秘、恐怖、禁忌、鎮壓的年代的統稱，一個巨大的符號。

而這並不包括隨國民政府來台而遭到逮捕槍決的外省人，他們無親無故，在台灣死去，連屍首都無法尋找。一個大陸來台的退伍軍官曾說過，在白色恐怖時期，服役於南部軍區，當時軍中槍決的外省人，集體被埋在軍營後方一個偏僻的牆邊角落，無人認領，無人敢說出去。隔年那角落的一排木瓜樹，竟異常的結滿磊磊的果實，全軍營無一人敢去摘取。只有圍牆外的老百姓不知道真相，還拿著長竹桿，在那裡勾取木瓜……。想想南台灣白花花的陽光下，飽滿磊磊的木瓜，掛在孤挺樹幹上，橙黃橙黃得透亮，卻是地下的人血與骨肉所榮養出來的……。那是何等詭異而森然的感覺。

那是國共內戰的年代，反共肅共的恐怖時代。

【七】

第五個問題：二二八作為一場一場反抗運動，什麼時候結束？結束於鎮壓嗎？被強大武力所鎮壓下去的知識份子、老百姓，會甘心嗎？別忘了，當時三民主義青年團還有廣大的群眾基礎，不甘心的知識份子，能夠保持沉默不行動？

二二八，作為一場暴動事件，雖然結束於一九四七年三月的鎮壓，但二二八的反抗行動並未結束，而是延續下去的。它成為另一場「長期革命」，與大陸的國共內戰結合，變成整體內戰的一環。

農民運動領袖簡吉的總結經驗是：「二•二八事件不是人民要反抗政府的簡單的事，是台灣人的正義感看當時官吏的腐敗，起來要打倒這些貪官污吏的。像二•二八事件那樣，人民的力量是無盡的，因為二•二八事件的失敗，知道人民沒有組織才失敗；人民有了團結、有了組織，就一定能夠打倒這些貪官污吏。」（見白色恐怖受難者吳敦仁自白書）因此二二八之後，簡吉他投入地下黨的組織，走上革命之路。他在新竹建立好幾個支部，在阿里山和角板山，建立武裝基地，準備配合國共內戰後期，進行台灣武裝起義。

陳明忠先生所說的「二二八是國共內戰的延伸」，其實是真正了解二二八大歷史及其影響的解釋，它更符合歷史真實。否則，全台灣暴動的大事件，一鎮壓就結束的乾乾淨淨，平平靜靜，可能嗎？被壓迫的台灣人會如此甘心嗎？把二二八視為結束於鎮壓，其實是不了解對當年青春熱血的青年革命者，是如何在二二八之後覺醒，延續其精神，轉而投入紅色革命。

而紅色革命，則與大陸的國共內戰結合，成為總體的一環了。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前的台北學生聯盟，所提出的「反飢餓、反內戰」訴求與大陸學生運動完全呼應，即足以證明。

而革命者，是不需要平反的。用陳明忠的話說：「我們志在為人民，為革命，是要推翻政權，換另一面國旗的人，我們犧牲，是求仁得仁，怎麼會期待他的平反？」

這就回答了二二八結束的時間問題。它二二八不是結束於軍隊鎮壓，而是白色恐怖的總肅清。二二八是一個反抗大歷史的開端，而不是結束。而宣告了後來的台灣紅色革命，最後以白色恐怖的鎮壓作總結。

唯有從這個大歷史的視野，我們才能看清二二八真相，走出二二八悲情的迷霧。

【八】

第六個是我一直問，但無法得到答案的問題：二二八當時，外省人有沒有死亡，死了多少人？他們去那裡了？為什麼我們未曾傾聽當年已經來台的外省人的聲音呢？今天台灣研究二二八的人，彷彿只有一種聲音，卻忘記了台灣人也曾是暴動的發動者、加害者。在二二八的歷史裡，本省外省都有受害者。如果事情只有一種面向，歷史怎麼會有真實？和解，應該是一種互相傾聽、互相了解的過程，而不是單向的。

除了以上最基本的問題，其實我們還可以從更寬廣的大歷史去探求。諸如，中國剛剛從抗戰的血泊中爬出來，百年來未曾現代化的中國政府，要管理一個開始初步現代化的台灣，它必然碰到諸多難題與衝突。而台灣人剛剛從日本的次等國民待遇裡解放，多想做一個自主自尊的人，過一個有尊嚴的生活，卻碰到落後而腐敗的政權……。但這不是國民黨願意這樣，而是中國百年來被侵略，被戰爭所毀壞的結果。中國大陸各地有多少民變，也是如此的鎮壓，如此的殺伐。這是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碰撞。這是歷史的悲劇。但無論台灣與大陸，在二十世紀前半段的大歷史卻都是受苦人的啊，為什麼不能多一點體諒，多一點悲憫？

總之，二二八不是神話，是一場真實的歷史。它不應該有任何禁忌，也不應該再成為「台灣人的神話」「外省人的原罪」了。

事實上，從新看待二二八，不應該是仇恨、追查誰是「元兇」，彷彿找一個「替罪羊」就結束了，那是最懶惰、最不負責任的方法。事件當時，包括陳儀、柯遠芬都是台灣的當政者，所有貪污腐敗的人，欺負老百姓的軍人，那一個沒有責任？而當年的參與二二八的青春熱血，如今只被拿來當做政客打擊對手的棒子，作最廉價販賣的勾當。那怎麼對得起二二八的犧牲者呢？

請從傾聽、了解的開始吧。不僅是傾聽受害人的心聲，也傾聽大陸近代大歷史的悲劇與流離的心境；不僅要研究二二八的起源、過程、暴動現場、事後鎮壓等的真實，還要研究二二八之後，延續下去的革命反抗史與國共內戰，這樣，二二八才有一個完整而真實、長程而寬廣的史觀。這樣，台灣才可以真正的從二二八的陰影中走出來。

而大歷史能教給我們的內涵，是那個年代，曾有過兩種意識形態的鬥爭，是內戰的殘酷，讓多少人家庭破碎，生命毀滅於戰爭的殺伐；是那時代的理想主義者，曾如此義無反顧的走向反抗與革命之路。早期的國民黨，之後的共產黨，以及台灣在二二八之中的反抗與革命，都曾如此付出鮮血與燃燒的烈火般的青春，到如今，歷經那麼劇烈的衝突與內戰，才追尋到眼前這一點和平與安定。讓我們知道，和平，得來多麼不容易，平安與建設，多麼值得珍惜。

讓我們從頭學習、研究二二八，讓我們用更真誠的心互相了解吧。如果二二八能夠給台灣更多，那應是教給我們互相了解、智慧和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