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在準備一堂課，主題是台大的學生運動史，對象是在台大修某堂通識課程的學生。我翻箱倒櫃，找出了不少陳年資料，選擇了一些歷史文件，用自個兒家的小小掃描器掃描起來，放入講課用的ＰＰＴ中，以便用一般人罕見的圖像來掩飾口才的拙劣和內容的貧乏。

其實，每次翻閱類似的資料，都是一種折磨，都讓我又開始耽溺於我深深懷念的那個台灣的80年代，一個我認為是充滿希望、充滿可能性，激昂的年代。

這次也不例外。

對我來說，解答台灣為何從一個進步的80年代，轉向停滯、甚而多少倒退的90年代，一直是我在思想上、實踐上的重大課題。當然，這裡的進步、停滯與倒退，是從勞苦大眾的真正解放這個意義上來說的。

不過，今天還是暫且拋開這些多少有些灰暗的想法，來介紹一本當年的小冊子：《台大礦災家屬慰問委員會報告書》。

事情得從22年前、1984年台灣的三次巨大煤礦災變談起。當年6月20日，台北縣土城海山煤礦發生煤塵爆炸，74名礦工死亡。20天後，北縣瑞芳煤山煤礦災變，又奪走100多條人命，多名礦工成為植物人。12月5日，北縣三峽海山一坑煤礦爆炸，93人喪生。這270名死難礦工中，許多是台灣的原住民。就像如今頻傳礦難的中國大陸一樣，這些災變暴露了資本主義體制的野蠻與殘酷。

災變第二年6月，台大反對派學生在學生代表大會上提議成立「台大代聯會礦災家屬慰問委員會」，獲得無異議通過。（需要說明的是，21年前的台大還是籠罩在戒嚴體制、黨國教育之下，所謂的學生自治組織還是間接選舉產生的代聯會，不是普選會長的學生會，而當時的代聯會應是由國民黨學生掌握，80年代首位反對派代聯會主席吳叡人已於前一年辭職）

根據報告書介紹，委員會接受全校同學公開報名，全部隊員有30多人。（註一）整個委員會的工作有一份簡單的工作計畫，其中的「宗旨」部分頗值得注意，我們摘錄其中部分段落：

Ａ、……現在是我們的社會開始為慘痛的礦災開始付出代價的時候，也是我們青年學生重新思考回饋社會，改造社會的時候了。

Ｂ、長久以來，當我們在觀察青年學生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時，發現校園的圍牆已經築出了現（原文如此－引者）學生與社會之間一道難以踰越的藩籬。青年學生被置放在消費文化的框架之下，已經逐漸喪失了恆遠的歷史眼光和廣闊的宇宙精神。於是上焉者汲汲於學業成績，將大學當作職業補習所，下焉者則渾渾噩噩，不可終日。

Ｃ、我們希望藉著這次的活動能重新喚起青年理想主義的熱情，在面對諸多的社會缺陷時，能揚棄學院書生的蒼白與貧血，勇敢地指陳不義，為改造社會盡一份知識份子的職責。

在計畫中，委員會的工作包括了解礦災善後工作、認識煤礦與礦業政策並廣泛接觸礦工，了解礦工生活狀況。為了進行這些工作，學生們進行了分工，並展開行前訓練、拜訪相關團體，並在礦區生活了五天。這些操作模式都是80年代後期到今天，台灣學運團體從事無數社會調查活動中所慣用的。

最重要的訪問罹難礦工家屬的工作，則由於當時台北縣政府（當時縣長是國民黨的林豐正）的抵制，拒絕提供家屬名單而無法落實，只能零星地接觸部分家屬，最後真正訪問到的僅有14人。整個工作進行了四個月，成果是出版了這本60頁左右，包括七篇文章、三篇附錄，內容並不算豐富與深入的報告書小冊。

學生到底調查出了什麼，又有什麼結論呢？

說實在，14個訪問樣本少有量化分析上的意義，學生也只能從中提出就業輔導、子女教育、心理建設、提高撫卹等比較浮泛的建議。冊子中第二篇文章〈會場現形記-蒐集資料過程的一些發現〉中，呈現了當時資方團體和黃色工會面對學生時互踢皮球的實態，也紀錄了當時台北縣政府社會局在「最高決策單位」指示下，發文拒絕提供家屬資料的過程，算是為時代留下了見證。

第四篇文章〈關於礦工的迷思〉中，學生點出礦工對於關係他們生活與命運的煤業政策並無決策權，提出民主投票（當年底正好有省議會選舉）「對礦工又意涵著什麼呢」的質問。附錄裡的〈從高山到地底〉一文中，學生嘗試從「山地社會保守性的解體」，「完全被納入整個台灣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中」這個角度來略析原住民礦工的處境，算是報告書中最深入也較有結構性分析的文字。

第七篇文章，也是結論式的〈委員會對四個月工作的一些感想與建議〉中，學生對政府未能對症下藥、司法機關僅以易科罰金處罰煤礦業主、學術機構缺乏資料與社會分析、工會的自失勞方立場提出了鮮明的批判。文中並針對台大代聯會提出三項建議：定光輝的十月為「社會關懷月」，（註二）舉辦有意義的關懷社會活動、聯合服務性社團成立礦工服務團、舉辦學術研討會「研究台灣社會的病症」。文章最後激昂的說：

學生是社會最後的良心所在，當一切的輿論、一切的制裁都已無法發揮它的效力時，學生請站起來，把我們的憤怒我們的不滿意我們的熱血傾倒在那些已經僵化已經失去人性的人及制度上面。

台大的同學，起來怒吼吧！

另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是，這個學生委員會和工人運動有怎樣的關係。在當時，那波被稱做「自主工運」的、解嚴前後的工潮還沒爆發，白色恐怖之後台灣第一個工運組織「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勞支會）才剛出生一年。工運，還看不到苗頭。學生一方面邀請了後來被稱做「台灣勞工之父」的台大社會系教授張曉春介紹礦災與善後問題，（註三）一方面或許是透過當年政治系四年級、擔任委員會執行小組成員，負責田野工作組的李文忠（新潮流成員，幾年後擔任了勞支會工作人員）的關係，和勞支會接上了頭，雖然學生表示「勞支會並沒有很主動、積極的收集礦工或罹難家屬的資料」，但學生最後訪問到的少數家屬卻是從勞支會所提供資料中過濾出來的。

台大自由派學運成員鄧丕雲在他所著的《8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一書中說委員會的工作「沒有引起注意」。當時工作幹部中的李文忠、黃偉哲已是知名的民進黨立委，林郁容現為醫生也是獨派的台灣北社成員，周志宏是綠營重要的法律學者。他們和當年那個「青年改造社會」的理想相距多遠，自有公評。（註四）但無論如何這個委員會和它的工作至少有幾點意義：

一、這是台灣80年代剛剛萌發的學運，和工人階級「接近」（還稱不上結合）的一個初步的、或許並不算成功的嘗試，也是80年代青年學生投身社會實踐的一個起點。

二、在當年政治高壓的環境下，學生透過礦災這個重大社會事件，以自己的行動多少暴露了體制的病症，批判了把礦災歸咎於礦工本身的謬論與偏見。

三、由學生自治組織的名義和資源來主辦社會調查，可以說是一種「面向社會」、「跳脫校園藩籬」的學生自治取向，這樣的實踐方向對現在台灣各大學空洞的、形式化的、為少數人把持、為少數人服務的「學生自治」來說，毋寧是鮮明的對比，更是無聲的批判！

（註四）其他幹部有石偉銘、徐進鈺（台大城鄉所教授）、吳典蓉（知名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