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新聞從業者告訴我們，他是中立的，他一定是在說謊。美英侵略伊拉克時，那些"中立"的英國媒體，全都是主戰的。我認為，新聞從業者必有社會立場，而一個好的新聞從業者必有社會責任感。─白曉紅

文/趙瑞華

「你不經歷他們的生活，怎麼能真正瞭解他們？」這是當被問及為什麼決定以匿名親身體驗的方式進行採訪時，白曉紅的回答。

將白曉紅拉入我們視野中的，是她在本刊發表的《中國偷渡客泣血英倫》。為了這組報導，她匿名深入到中國偷渡客中，與他們共同工作和生活11天。在此之前，她曾花費三年左右的時間，進行了250多項訪問（並經常短期與受訪者居住），寫成一本名為《隱形生產線》的書，以記錄英國非法勞工的勞動和生活現狀。

我的大學4年，就是參與學運的4年

雖然出身於臺灣國民黨官員家庭，但白曉紅似乎從小就對國民黨統治下的臺灣有諸多不滿。上初中時，她因反感學校軍事化的制度而寫文章到當地電臺，結果差一點被學校退學。此後，為了順利地從初中畢業，白曉紅不得不有所收斂。然而上了高中沒多久，她又「原形畢露」，成了學校有名的「問題學生」，經常因為拒絕向蔣介石銅像敬禮之類的事而被教官罰站。而且她還嚴重偏科，她喜歡的科目，比如英語，經常拿第一名，並代表學校參加語言競賽，不喜歡的科目，卻是碰也不碰。

1987年，白曉紅考入臺灣輔仁大學，學習西班牙文學。相對於中學而言，大學有更加自由、開放的氛圍，使白曉紅終於有機會「明目張膽」地以自己的行動表達她對現實社會的不滿。「我的大學4年，就是參與學運的4年。」

「1980年代中期，是當時臺灣學生運動的初期，那時的學運多以校園的議題為主，如台大發起的學生主權運動。在輔大（輔仁大學），『軍事教育退出校園』、『校園自治』一直是這個時期的訴求。到了1986年後，臺灣學生運動已與本土社會運動(比如環保運動)結合在一起，它的訴求也就反映了整個臺灣民間社會對執政者的要求。

這個時期，學生運動更直接地把矛頭指向國民黨當局，要求民主化和「國會」改造。記得在1987-1988年期間，幾乎每週都有街頭活動-多在政府行政部門前，或有象徵性的地點，如中正紀念堂，我和同學們四處散發傳單，在校門口召集學生參與。我是個活躍的參與和宣傳者，但不是領導。」

「令我最記憶猶新的一次學運，是1990年3月開始的『野百合運動』。它是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開始的，各校學生聚集，佔領「中正廟'-學生這麼稱呼中正紀念堂-一個多月。那是臺灣學生對老人政治和軍人‘組閣'( 郝柏村被任命為『行政院長…』) 最激烈反抗的表現。參與的學生同時在學校裏呼籲同學罷課，去佔領中正紀念堂。

我記得當時的廣場氣氛，似乎每個人都能感覺到自己的力量。這是臺灣學運發展的最高潮，它使學生成為全民的代言者，這可從每天到廣場上送茶水的熱情大眾那裏看出。國民黨政府在這種無可抵擋的全民壓力下，不得不允諾召開國事「會議」，學運因此收場。『國事會議』成為1990年代臺灣『憲政改革…』的開始。」

在白曉紅的骨子裏，有一種強烈的追求自由和對現實的反叛精神。國民黨統治下的保守、壓抑的臺灣，顯然與她的精神訴求格格不入，「臺灣的天空，令我感到窒息從小到大，你必須循著社會為你既定的模型塑造自己的未來，沒有個人自由創造的空間，沒有他途可尋。對一個年輕人來說，這是非常痛苦的。我一直有喘不過氣來的感覺！總之，離開臺灣，到國外尋找自己的空間，是我的願望！"

1991年，白曉紅大學畢業後來到英國。一開始她在英國威爾士大學學習文化批判理論。這期間，她結識了一些社會主義組織，並在兩年多裏定期參與他們的活動，這讓她逐漸認識了英國社會。之後，她為臺灣的出版社介紹新書，承擔翻譯及撰寫導讀的工作。2001年，她再次返回學校學習。這次，她選擇了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新聞系。同年，在一位教授的推薦下，她進入英國主流報紙《衛報》。

體驗式報導，是最直接最有力的

2004年3月，在英國傳媒大舉辯論外籍勞工之時，白曉紅裝扮成簽證已過期、急著找工作的中國學生，深入到英國葛蘭平肉類加工廠，深入體驗英國非法移民的生活。「對我來說，那是最直接、最有力的報導方式。從他們的視野來看他們的經驗，是我一直想做到的。」

這組調查性報導在英國《衛報》刊出後，在英國社會引起巨大反響，激起了英國社會各界對外籍勞工，特別是無證勞工近似奴隸的生存狀態的關注，並致使政府在數月後通過了《工頭執照法》，將工頭納入國家註冊管理體系。

「我最敬佩的新聞從業者，是像岡特‧沃拉夫（德國調查新聞記者）這樣的記者。岡特‧沃拉夫用了2年時間，假扮成一名土耳其工人，匿名與外籍勞工共同生活、工作，親身體驗了德國社會底層外籍勞工悲慘的生活狀況。他的報導〈Lowest of the Low〉揭發了德國這個所謂先進國家裏的種族隔離，以及政客和宗教領袖的虛偽，震驚了歐洲。

此後，他的姓氏沃拉夫，就成了「調查新聞學」的代名詞（在瑞典文中，沃拉夫就是「調查」之意）。「以欺騙的手段，來揭發社會的欺騙」，岡特‧沃拉夫當時就是這麼說的。」

人物週刊：身為曾經的臺北市副市長的女兒，能談談你父親白秀雄先生嗎？

白曉紅：我以前常對我父親說，幸好他不是政客，只能說是技術官僚。

人物週刊：你大學時代經常參加學生運動，你父親對此是什麼態度？

白曉紅：他通常是保持著「既不鼓勵，也不制止」的態度。由於他的工作，他無法主動地支持我的行動，但他作為一個國民黨員，倒經常流露出對國民黨的不滿和憎惡，這對我也起到了一些鼓勵作用。那時，我經常對他說，「你為什麼不退黨呢？」他的回應總是一聲歎息：「哎！」

人物週刊：你的父親，你的家庭，對你的性格與你目前所從事的職業有什麼樣的影響？

白曉紅：我父親在我大學時代常看著我的「所作所為」，很自在地說：「兒孫自有兒孫福！」其實，他的這種態度給了我挺大的發展自由。我想出國念書，他完全支持。我父親在社會工作領域，我母親在教育領域，皆多有著作。我父母親給我的最大影響是，我從小就看他們寫的書，從小喜歡拿筆亂揮，喜歡用筆表達意見。我7歲就愛投稿，是臺灣兒童愛看的《國語日報》的忠實讀者。我父母親從我小時候就鼓勵我投稿，常給我加油。

人物週刊：美國有位學者提出，新聞學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培養新聞從業者對社會的批判意識並樹立深刻的社會責任感，你同意這一觀點嗎？

白曉紅：非常贊同。我相信，若有新聞從業者告訴我們，他是中立的，他一定是在說謊。在美英侵略伊拉克時，那些"中立"的英國媒體，全都是主戰的。我認為，新聞從業者必有社會立場，而一個好的新聞從業者必有社會責任感。

人物週刊：你怎麼看待你的家庭？會想家嗎？你在英國有自己的家庭嗎？

白曉紅：當然會想家啦！不過我和我父母親和弟妹都很看得開。我們經常在倫敦或歐洲其他地方見面，一同旅遊。其實我發覺，我和父母親之間的距離越遠，感情越好。或許是距離帶來了比較客觀地看待對方的機會。過去曾有的一些矛盾，現在都變得不重要了。另外，我也逐漸把倫敦看作自己的家。我覺得自己挺幸運的，能以自己想要的方式去過日子。我和約翰住在東倫敦，結婚多年。他從事社會工作，服務物件是有精神疾病的老人。

人物週刊：你對目前在《衛報》的工作滿意嗎？今後是定居英國，還是回歸故里？

白曉紅：我對我的工作還算滿意。正準備將《隱形生產線》改寫成英文版。目前沒有回臺灣的打算，主要因為離開太久，人事已不熟悉，回去還需重新調適。

人物週刊：你如何看待婚姻？

白曉紅：婚姻是社會關係再生產的主要機構。很多中國女性完全是以它的功能性來看待它。對我而言，它只是一張紙，沒有意義。結婚，是讓父母高興！

人物週刊：如果讓你用一句話做一個自我評價，你會說什麼？

白曉紅：不夠實際，需要以經驗來讓自己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