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印禁書

在那禁忌的年代，馬克思、列寧等名字是禁忌，連許多姓馬的都遭殃。傳說陳映真被逮捕的時候，偵訊人員就問他：你家裡為什麼有馬克吐溫的書？

「啊？」被問者茫然了。

「那馬克吐溫不是馬克思的弟弟，不然是什麼？都是馬克什麼的。這代表你思想根本左傾。還不趕快招認？」

此外，還有人從國外帶回來馬克思．韋伯的書，在機場也被查扣了。原因是：他怎麼也叫馬克思？

機場當然是一個進口書的管道。英文書還好，有些新左派的書，負責把關的人不求知，當然不知道。於是陸續有些新書帶進來。但中文書，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的文學書，就很難帶了。於是我們有朋友想了不少怪招，讓香港的僑生帶回來。例如，把原書的封面給撕下來，再買一本瓊瑤的書蓋上去當封面。機場不查內容，就這樣朦混過關。那時，曹禺的劇本、艾青的詩集、沈從文的自傳，都是這樣「表裡不一」給帶進來的。

我手頭上有一本封面是「死亡與童女之舞」，還是詹宏志翻譯的，內容卻是曹禺的劇本。詹宏志大約沒料到，當年他的封面也被我們「利用」過。

因為是禁忌，得來特別困難，我們也讀得特別起勁，有如在練功。彷彿擁有秘笈，再加上苦練，終有一天要練就一身絕技。

看禁書與玩禁忌的愛情一樣，是會上癮的。你愈是要查禁，我愈是要看。而且愈
禁愈要偷偷摸摸，愈偷偷摸摸，愈是有趣。

現在回想，才知道影響自己最多的，可能不是那些學校規定的書，也不是正經八百的書，而是禁書。沒辦法，禁忌之愛，永遠有致命的吸引力。

由於大學生愛看禁書，買的人多起來，於是就有人開始偷偷翻印禁書。最初是台大附近傳出有人翻印外文書，後來政大那邊也傳出三○年代的文學選集，如魯迅小說選、冰心、丁玲等作品。那年代的學生較貧窮，在學校賣書可以賺一點外快，許多學生本來是幫正常出版社賣一些上課參考書，後來就乾脆賣起了禁書，而利潤似乎更大。

朋友之中有腦筋靈光的，動起了翻印好書，兼賺外快的想法。最初是找了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小出版社「全國出版社」，老板是一個面貌忠厚的人，知識上不是太靈光，但人很好相處。至於出什麼書，大家一片熱血、熱烈討論後，決定以思想經典為主，第一批翻印的是大陸時期出版的書，張佛泉的《自由與人權》，以及卡西勒的《國家論》，還有一本是新書，林毓生的英文著作《儒學的危機》。

我只記得大家拿到新書的剎那，興奮莫名，有一種幹「地下革命」的快感。後來還有人建議海耶克的書，但似乎是老板對我們要出的某些書有意見，大家失望之餘，就少見面了。至於書賣得怎麼樣，誰也不知道。

朋友中還有比較大膽的，就動起了自己印書的念頭。反正印三、四十年代的書，不必版權，而且似乎政大那邊印了也沒事，何不自己來。至於出版社也不必管了，隨便掛一個「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之類的，書就自己在校園發行，各校的學生朋友互相幫忙賣一賣就是了。

那時，路寒袖首先印了錢鍾書的《談藝錄》，後來又印《魯迅小說選》，為了怕敏感，改名為《樹人小說選》。此外，李疾有一陣子據說在學校賭博，輸了許多錢，他想賺一點錢還賭債，就去找詩人施善繼借了《新詩三十年》。那書本是香港出版的，道林紙張印刷，精美無比。李疾拿去直接製版印刷，換個封面，以平裝本出現，倒也有模有樣。但他本不是善於經營的人，對朋友又慷慨，朋友大家都收到了書，但錢似乎沒收回來。他賠了不少。蔣勳知道以後，還非常義氣的拿了一筆錢給他。我們都笑說：「蔣勳是用助印善書的心情，來助印哩！」

臺靜農與魯迅

由於看了不少三、四十年代的禁書，我才知道白色恐怖時期，政府是如何用查禁書刊來進行思想控制。台中省立圖書館裡清查書籍只是一個部份。對民間閱讀的控制，也毫不放鬆。連讀禁書，都可能犯罪。

我的長輩李明儒先生，是在一九四六年的時候，政府為了平撫二二八事件後民眾的不滿情緒，想改變政府只有派大兵來欺壓民眾的形象，而招募來台的年輕知識份子。他先是到花蓮教書，後來回台北。一九五○年代，他因為愛好文學，向一位台灣的年輕人推薦了三、四十年代的文學作品，還借給他閱讀。不料這個傢伙在白色恐怖時期，竟將借書一事，當成思想有問題，向當局密告。

李明儒被逮捕，卻怎麼樣也查不出他和共產黨組織有什麼牽連，沒有判罪的名義，最後竟送綠島感訓三年。三年後，他還是沒有「悔悟」，又繼續感訓。三年過去之後，還是沒有「悔悟」，繼續感訓。直到兩年後遇到特赦，才給釋放了。他坐了八年的牢，竟沒有任何一個罪名。

大約一九八三年左右，《現代文學》復刊，因為朋友的推薦，我和白先勇見了面之後，成為它的執行編輯。當時白先勇想做一期魯迅百年專輯，而台大教授臺靜農先生早年與魯迅有過交往，被魯迅視為入室弟子，因而由我去採訪他。

從許多人的口中，我大約知道了臺靜農與許壽裳都曾是魯迅的得意門生。當年他們先是到廈門謀教職，但似乎不順利。台灣光復後，又一起來台灣大學教書。卻不料許壽裳先死非命（公布的資料是被暴徒所殺，但知識界的許多人認為是極右翼的特務所為），臺靜農先生就沉默下來了。一九五○年之後，臺靜農老師幾乎絕口不再談三、四十年代的文學，也從不談和魯迅的交往，只是以古文、書法自遣情懷，於中國文學史、書法一事，卓然自成一家。

我的任務是：讓這一位老先生願意開口說話，重新說一說和魯迅的交往。許多人都說不可能，因為他已沉默了一生。但我總想試一試。

見面之前，我準備了翻印的魯迅小說《吶喊》和《徬徨》，灰色的封面上是魯迅面容的木刻版畫。簡單的線條，剛毅的面容，堅定而悲憫的眼神，往往讓我想起魯迅寫小說當時，那個無知、荒謬、悲哀而又戰亂的家國。

那是一個秋天的下午。臺靜農老師住溫州街台大教授宿舍，前有小小的院子，日式的平房，他起身迎了客人，就坐回他堆滿書籍、畫冊、字畫、毛筆與墨香的書桌前，一張大大的，有些破舊的老藤椅上。秋天的陽光從窗外射落下來，光影錯落，映著泛黃的墨香。

我看著他灰白的頭髮，壯碩而微微龍鍾的軀體，想到這個生命的青春時代，曾和魯迅在四十年代的中國文壇，一起奮戰，寫下那些寫實而動人的小說，讓魯迅懷抱了多大的期望，如今卻坐在這裡，用大寂寞和大孤獨的心，在古老的書道藝術中，一個字一個字，書寫無人可以了解的心事。

他用眼角的餘光看著我，溫厚的微笑著。我從書包裡拿出魯迅的兩本小說，說：「這是台灣新出來的魯迅小說。台灣查禁很久了，現在是一些人偷偷翻印出來，不知道您有沒有看過？」

「沒看過。看看吧！」

我遞上了書。他默默戴上眼鏡，拿著書，微微傾斜身體，就著下午的日光，無聲的端詳著。然而，他並不翻動書本，也不動身體，只是看著封面上的木刻版畫，魯迅的像。

許久許久，他沒有作聲。我不敢驚動，只是默默陪他坐著。不知道是不是下午的光慢慢的斜了，透過樹影，照在書桌、地板的書籍上，反光映著他的臉，光線竟有點明亮起來。他的眼神，片刻也未曾移動，只老花眼鏡上的餘光，在反光中，微微發亮。

不知過了多久，他恍惚轉頭看我一眼，又回頭看著書，半晌，才彷彿自語的慢慢說：「有點像，但也不是很像，似乎胖了點。他比較瘦。眼睛更有神……。」
然後他又沈默了。

我問他，有多久沒看過魯迅的小說集了？

「很久了。」他說。

不知道是不是被他記憶的深遠給鎮住了，我沒能請動他寫魯迅的回憶，也沒能請他談一談和魯迅的交往。我彷彿怕打擾他自己和魯迅的對話一般，慢慢沈靜下來。

多年後，我在魯迅的日記中，讀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魯迅致王志之的信裡，寫著：「靜農事，殊出意外，不知何故？其婦孺今在何處？倘有所知希示知。此間報載有教授及學生多人被捕，但無姓名。」

當時王志之是北京第一師範大學國文系的學生，《文學雜誌》的編輯。臺靜農是於十二月十二日被捕的，當時的報紙是指上海《申報》，報導了「北平警探非法逮捕監禁各教授學生許德珩等多人，至今未釋。」

魯迅不只為臺靜農憂，更為他的婦孺憂。

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營救下，臺靜農等教授學生不久獲釋。一個多月後，魯迅致臺靜農一信：

雲封高岫護將軍，霆擊寒村滅下民，依舊不如租界好，打牌聲裡又新春。

申年元旦開筆大吉並祝
靜農兄無咎
迅 頓首（一月二十六日）

詩中寫的是當時軍閥擁護在上的大將軍（似乎暗喻蔣介石），軍閥如雷霆般荼毒學生教授，滅亡下民；唯有租界，竟如無事一般，依舊打牌過日子，彷彿兩個世界。魯迅用他特有的反諷與悲憤，比喻臺靜農被逮捕一事，卻又淡然的說：「開筆大吉」並祝他「無咎」，言下不無勉勵他要繼續好好寫作的意思。只是他出之以淡淡的口吻，兩人間的情誼和默契，信任和期許，盡在不言中。

後來，臺靜農南下廈門謀教職，幾度碰到困難，曾和魯迅討論過。魯迅也是同意的。之後，魯迅有意提倡版畫，大量收集中國傳統的拓片，臺靜農也盡心的各處收集，寄給他。兩人間的交往，只是這樣一種知識的，信念的相通。

直到翻遍了魯迅全集中，給臺靜農的信，我才了解臺靜農先生對我說的，他和魯迅的交往沒有什麼故事可以說的，只是一種「淡淡的君子之交」。當時我還半信半疑，總以為他是有意的沉默，不願意重回記憶的痛處。然而，讀了魯迅的信，我終於體會，這世界確實存在這樣的君子，這樣的深情，這樣的重義。

那時我才想起很遙遠的那個下午，當臺靜農先生看著魯迅小說集上的版畫，恆久恆久的沈默著，眼神定格，緩慢說出：「有點像，但也不是很像，似乎胖了點。他比較瘦。眼睛更有神……。」

我無法遺忘那個下午，臺靜農老師沈靜的眼睛，那兒曾閃動著我一生中見過的最遙遠而動人的光。

自己寫禁書

或許是禁書看多了，終於有一天，自己也參與了寫禁書的行列。

一九八一年，大學畢業不久，剛上研究所一年級，一個朋友參與了當時一本剛剛出刊就被查禁的《進步》雜誌。隨後，林正杰、謝長廷、陳水扁、藍妙齡四人首度以「黨外新生代」為標榜，參與了台北市議員選舉。我們都參與了助選。

助選中，我認識了陳庭茂。當時旅美學人陳文成因曾資助過美麗島雜誌，回台灣被警總約談，後來竟陳屍台大校園的事件，轟動一時。陳文成的父親陳庭茂也出來助選，控訴他兒子死於謀殺。選舉結束後，《深耕》雜誌準備出一本陳文成記念集，總編輯林世昱找我寫陳文成的弟弟對哥哥被約談前的回憶。

訪談過程相當長，我詳細的記錄了當時陳文成並無警總所謂的自殺傾向，而是充滿希望，而且警總在約談前，已經跟監很久了。顯然這是一次有預謀的行動，只是在約談過程中，很可能陳文成不合作，被警總刑求致死。我寫了約八千字左右的稿子。文章當然署名他弟弟的名字。

交稿那一天，林世昱看了許久，抽著菸，摸著額頭，彷彿頭痛無比，良久，才笑著說：「稿子是寫得很好。真的很好看。只是，嘿嘿，我得找他們一起看一看，要不要為這篇稿子，和警總打一架。」

「他們」指的是許榮淑、尤清、林正杰等民意代表。開會那一天，林世昱把稿子影印多份，發給他們當場看，以避免外流，並當場決定要不要刪節，以避開敏感的情節。我坐在編輯部外面，有如等候審判。

會議結束，林世昱出來了，他用一種男子漢的口氣說：「好啦！大家決定為了你這一篇去打一架了。」

為什麼說「打一架」？因為當時的警總並無查扣「未出刊書本」的權利。依照出版法，得等到雜誌、書籍印刷裝訂好了，才算正式出版，如此才有查禁的權利。於是雜誌、書籍出刊時，他們往往守在印刷廠的門口，書根本還未出廠發行，就被查扣了。為了取回書，雜誌的工作人員就得守候在印刷廠，萬一他們出現，就兩邊衝突起來，一起來搶書。甚至連製好的版，都一起被查扣帶走。而搶回來的少數幾本書，就變成海內外的孤本。印刷廠門口因此變成打一架的地方。問題是：誰去打比較可以讓警總客氣一點，不敢太囂張。

《陳文成紀念文集》出來的時候，許榮淑、尤清、林正杰等人全部跑到印刷廠門口，嚴陣以待，準備和警總搶書，並且通知了報社記者。但或許是因為陳文成的事件太敏感，引起美國的注意，又或者大家的動作太大，準備衝突的行動太明顯，警總沒來，架沒有打成，但書還是查禁了。

當時許多黨外雜誌常被查禁，就演變出新的對應辦法。總之，警總的人要的無非是向上級交差，所以明的是在某一個印刷廠印刷，警總也照例大張旗鼓的去查扣。但私底下還有其它印刷廠正秘密的印著。最後，雜誌即使被查禁，但市面上還是可以看到。像重慶南路、台大、政大、中南部等都有據點。賣禁書的書攤有一個習慣，記住常常來買禁書的熟面孔，只要是熟人，都會拿出禁書，說：「今天有一本新來的，要不要？」然後從一大疊雜誌下面，抽出一本，偷偷秀給你看。如果你要，就立即迅速包起來。你根本還來不及看內容，就買了。

由於市場需求太大，黨外雜誌銷路大好。即使警總在印刷廠查扣了一批書，還是大有利潤。黨外雜誌與各種禁書應運而生。

從翻譯的《宋家王朝》，到彭明敏的回憶錄《自由的滋味》，從郭廷以《中國現代思想史》，到三、四十年代的文學書，甚至連簡明本的《資本論》都換一個名字如《政治經濟學》出現。台大新生南路上還有專門賣三、四十年代，或大陸翻印書的地點。那時候還沒有版權問題，翻印一本算一本。影響當時一代人的思想之深遠，實難以估計。

而它所突破的思想禁忌，以及對戒嚴體制的衝擊破壞，更是遠在黨外運動之上。應該說，它是為黨外運動作了思想上的準備。然而，情勢非常明顯，影印機、傳真機的出現已經讓科技突破思想控制的硬體設備，而地下印刷廠、市場的需求、社會的需要、開放的討論風氣、中產階級的興起等等，已經為這個思想的開放，準備好社會條件。當時的開放，其實是整體台灣社會轉變的開端。

禁書時代的約稿與編輯

寫完陳文成的故事之後，林世昱曾希望我進去《深耕》當編輯。然而這時我暑假完成的報導文學作品《礦坑裡的黑靈魂》被另一個黨外雜誌《大地生活》採用，他們希望我進去當編輯。

雖然《深耕》的薪水要比《大地生活》優渥很多，但我終於覺得寫作報導文學比較適合自己的興趣，決定進入《大地生活》。

一九八○年代初，黨外雜誌一共有三個，康寧祥《八十年代》，由司馬文武擔任總編輯，許榮淑的《深耕》，由林世昱總編輯；和《大地生活》雜誌，由汪立峽任總編輯。每一本雜誌的編輯都不多，寫作者也有限，主要是靠外面約來的稿子。

由於司馬文武出身中國時報，有不少記者的人脈，《八十年代》的文章有不少是記者匿名寫的。戒嚴時期有一個特色，是記者知道許多內幕，但報紙上管制太嚴，無法刊登，於是就有不少記者在外面寫稿子。某些政府人事、權力鬥爭內幕、警總準備發動圍剿某文化人的內幕等等，都是靠著記者透露出來的。

《深耕》也有一些記者來寫稿，但主要是由一些年輕人寫的批判文字。《大地生活》則以報導為主，當時正在如火如荼的搞老鼠會的調查報導，受害人的電話不斷湧入。政府也被迫展開調查。而它的作者以文化界的人居多。包括小說家陳映真、歷史研究者王曉波等，也是長期支持的作者。只是陳映真礙於自己曾是政治犯，名字太敏感，警總派有專人在監視他，所以一律以筆名發表，每一期都要換一個筆名。

說起來很有趣，這些雜誌當時都是被監聽的，所以大家就養成一個習慣：約作者見面的時候，都不說什麼事，而只是說出來喝一杯咖啡。而記者更是敏感，一些有默契的記者如果有稿子要交，會從公共電話打進來，也不說名字，你得從聲音判斷他是誰。他也不說什麼事，只是說：「你要吃的東西做好了。」

「啊？煮熟了嗎？」有時候我會故意說著玩。

「是啊。你可以吃了。」對方笑起來。

「好啊。那我下午過去吃吧。」

這種遊戲玩久了，似乎沒出什麼事，就會有疏忽的時候，一不小心把名字給講出來了。如果是這樣，大家就開始聊些無謂的事，以示沒有什麼內情。但是如果碰到敏感的題目，寫作者一定會要求保密，以避免被追查。如果碰面，一定左顧右看，尋找有沒有「抓扒仔」（特務）在旁邊跟監。

當然，周瑜開的紫藤廬是大家最常見面的地方，那裡最安全。那時周瑜正著迷於茶葉，喜歡和老龔（龔于堯）拼茶。二人分別往鹿谷、廬山一帶，去尋找自己認為最好的茶。而有些茶，山上的農民做得還不夠精細，就帶回來自己再加工一番，好讓它的本質更好的發揮出來。再把各自認為的好茶，泡出來拼一拼，看誰的好。

總之，從鼻子的香氣、舌尖的氣味、停留口中的溫潤、到喉韻如何，都非常講究，一一品評。我記得有一個下午，二人拼得不分勝負（大部份是不分勝負，誰也不服誰），連泡了五、六種茶。我跟著品頭論足，用盡各種文學形容詞去描述口中的感官。他們拚命泡，我拚命喝，最後竟喝到胃部虛空，兩鬢發酸，全身無力，手部微麻，全身無法控制，身體有如醉酒，意識竟清醒無比。他們說，這叫「茶醉」。是日，直到半夜，整個人都處於亢奮狀態，無法成眠。後來才知，「茶醉」唯有以酒來解，讓極端敏感的神經放鬆下來。

當時辦黨外雜誌既緊張壓抑，大家偶而會喝酒取樂，放鬆一下。黨外雜誌也只有三個，都是月刊，有時這個雜誌出刊被禁，就請另一家慶祝，第三家作陪。三家輪流，倒也其樂融融。有一段時間，大家喜歡上故宮對面山邊的土雞城，坐在野外亭子裡喝酒吵鬧，直喝到半夜，還兀自鬧酒。平時文質彬彬的司馬文武有一次喝得大醉，和我各自站在板凳上，手拿一整瓶啤酒，對著嘴巴直直倒進去，號稱當場就乾。然而圖一時豪氣，卻喝得腹脹無比，痛苦不堪。

當時大家皆自認英雄，天不怕地不怕，既已入了黨外雜誌，警總早已留下紀錄，上了梁山，就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眾人習慣逞英雄，自稱喝啤酒似乎不會醉，只是不斷上廁所，眾人笑稱那是「荼毒卵鳥」而已。

三十年政治犯的故事

《大地生活》的財務本就困難，辦到第十期決定停刊。停刊前，立法委員蘇秋鎮第一個在質詢中指出：台灣現在還有二二八的政治犯，他們已經關了三十幾年，該付出的代價也付了，人也老了，政府為什麼不釋放他們？

當時政府的答覆是：監獄裡面沒有二二八的政治犯，更沒有關三十幾年的政治犯。蘇委員搞錯了。

這時，我們認識的作者中有一個徐代德先生，他是白色恐怖時期的老政治犯，客家人，平日非常熱心，大量閱讀日文書刊，寫作政治經濟學的書，對我們這些後生晚輩特別照顧，過年過節，就會和我們聚餐。他很快來見面，表示台灣確實沒有二二八的政治犯，但有許多監禁三十幾年的政治犯，從青年關到老年，現在都垂垂老矣，他們還在獄中。他表示可以安排一個人和我見面，接受採訪。這個人在裡面關了二十四年，對綠島老政治犯的情況非常熟悉，他可以開出有所有關了三十幾年政治犯的名單。

那個人就是盧兆麟先生。他一個字一個字寫下各每個政治犯的名字，也一一說明他們為什麼入獄，現在身體的狀況如何。最後，在我的要求下，他給我一個老政治家屬的住址，並且先打過招呼，好讓我去採訪。

我還記得那地點在台中「一心豆干」附近的巷子裡，一間破舊的平房。政治犯的母親年紀都非常大了，卻只是用悲傷的口吻說：「啊，那時候，他在讀中學，那麼年輕，什麼事都不懂，喜歡打『野球』（日語稱棒球為「野球」），也喜歡讀書。他只是和朋友一起讀書，就被抓走了。一抓走，就是三十幾年啊！」

「我都老了，他也老了，卻等不到他回來啊！我每一日都在這裡拜拜，希望他早一日回來……。」

我坐在她家的飯桌前，桌前正上方，供奉神明和祖先牌位。然而，祖先無言，神明無言。這個政府還不承認的三十年政治犯，是母親心中那個年輕的、愛讀書的孩子。讀書，居然可以變成這樣？

《大地生活》決定以這個當封面故事。黑色的封底，吳耀忠畫的封面，以反白來呈現。

當時為了怕這一期雜誌被查扣，我們特別保守秘密，送印刷廠前，特地影印了一份，送到《八十年代》司馬文武那裡，萬一我們被查扣，就由他們接力再刊登。
雜誌出來後，沒有在印刷廠被查扣，但果然被查禁，市面上還是偷偷賣。但拿到書的蘇秋鎮公佈名單，質詢政府證據齊全，怎麼會沒有三十年政治犯？政府終於無可抵賴了，在往後的一年多裡，陸續分批釋放政治犯。

閱讀的開放時代

禁書的故事太多了，以後有機會再一一詳述。此處打住吧。結束前，先說一段小故事。

古代書生上京趕考，往往寄宿在沿路的寺廟裡。寺廟往往有廟會，那一天，附近千金小姐就會來上香，於是在後花園和書生相遇了。他們只是這樣見一面，竟一見鍾情，愛得死去活來。有些情不自禁的，還躲在寺廟的香案底下，當場「嘿咻」。想想看，外有燒香禮佛，鼎沸人聲，香案底下是何等灰塵滿佈，他們席地而臥，何等不浪漫，卻可以身心升天，當場相愛起來。這姑娘平日不出門，不知道性愛的危險，以為只要相愛就好。回家後，相思一個多月，才發覺懷孕了。而書生已經上京趕考去了。於是就發生了諸般生離死別、還魂離魂的故事。

以前讀至此處，甚為不解。以為這樣不浪漫的愛情，怎麼會發生？後來才知道，古代禁忌太多，千金姑娘未出過家門，所以一看到書生，就驚為天人，一下子愛得死去活來。如果在開放社會，平日姑娘與書生常常見面，多一些認識和選擇，就不會如此。

開放社會的好處就是如此，多了選擇，少了禁忌；少了禁忌，就不會為了禁忌而愛。台灣社會開放後，書多起來了。時報出版公司後來還出版了《資本論》外帶導讀。出書當時，出版公司總經理郝明義還被老板要求說：「有事情，你要自己負責。」然而社會已開放，並未出事，還大張旗鼓的開了新書發表會。這就表明了台灣社會的漸趨成熟。

看到新出版的《資本論》，我真的百感交集。想到當初在圖書館的厚厚灰塵裡，找到英文本《資本論》的時候，內心的喜悅和緊張，比幽會還刺激；我用無限的熱情，當場借出來，並立即騎上「火鳥」（當時機車的牌子）100cc 的摩托車，奔赴台大，東轉西找的尋找小小的影印店；有如向上天借知識、取火種般的秘密之愛，翻開字典，死命吞讀起來，有如歐陽峰偷偷練《九陰真經》……。

啊！那真是閱讀的黃金時代。每一個字都是黃金，都是偷來的知識，偷來的火種，都是禁忌的愛情，讓你在午夜夢迴時，還暗暗的再三回味。

一個開放的社會，竟是從這裡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