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10年後，香港將在下週（3月25日）選出第三屆的特首，第一次有兩位候選人，首次有電視辯論。對於重口味的台灣人來說，這場選戰不鹹不淡。而民進黨的官員只有一句評論，說港式民主是鳥籠民主。

其實世界各地的新興民主都遇到了不一而足的困難，過程雖然辛苦，但所投注的努力也絕非徒然。但台灣對香港的不解，突顯出我們理解別人與自身處境的匱乏。

客觀來說，香港選制並不完全民主，且投票率低，但局部制度的合理性很高。以立法會的直選區為例，同組的候選人可以根據本組的得票多寡依序替補，而不是稱王敗寇，贏者全拿。從票票等值的觀點，這是東亞各國最進步的選制。
又以財務監察為例，候選人的每張海報都必須有流水號碼，加以會計師的稽核，讓財主們選舉時有錢未必有地方花。這可能讓台韓日的貧窮政黨羨幕不已。

香港有著華人世界最好的文官，也出產亞洲最具穿透力的流行文化，但因為殖民地的屬性，這個東方之珠卻沒有合適的土壤，養育出具有領袖魅力與戰略思維的政治人物。
　
從文明史的縱深來看，香港堪稱是現代治理的特例，結合了許多不可能的矛盾特質。香港有著最放任資本的政策，但在公共服務領域卻也有著最大尺度的國家介入。殖民者對從不避諱保護英國在香港的特許利益，卻沒有因此破壞了法制的公正。在長期沒有製造業與保護關稅為稅基的情況下，港英政府卻把香港的人均所得超趕高過了殖民母國。
　
香港的經驗打破了東亞儒家政治的迷思，強調善政必須以為政者的善念為前提，事實證明，只要確保制度公正，有權勢者的慾念有時反而成為進步的動力。
　
社會學者丘延亮眼中的香港，是一個對皇權（不論口音是英文還是華語）不抱幻想的市井社會，＂在默默中營生，在巨石下發芽＂。一個對國族神話免疫的市民共同體。
　
這個結合放任與約制，貪婪與公正，犬儒與敢博特質的社會，有著對現代性的獨特體驗，在東亞諸國的社會轉型中彌足珍貴。

兩百年前，萊佛士用地中海的直布羅陀來比喻新加坡的重要性。而今亞洲正在回復原來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時，香港人應自許＂五百年前歐洲的佛羅倫斯可以多偉大，香港就可以多重要！＂

三十年前，香港經驗是啟動中國經改的板機，回到當前政治的現實，香港絕對有潛力成為中國政改的活水源頭。

香港政界目前需要的是對自我獨特歷史時勢的理解，並且化為具體的行動策略。
　
普選是全港人民的共識,但缺乏一個達致的手段。作為一個旁觀者，我個人的建議是：港深合併，普選領導人，特首爭取進入政治局。
　
港深合併必須考量戶籍管理與港人的感受，但合併後的港深雙元市是一個人口超過一千一百萬，兼具金融管理與製造優勢的超級都會，既可以與上海，東京一較高下，又可以解決香港藍領階層北移的問題。
　
港深合併普選領導人，對北京來講，比香港單獨直選更有參與的空間，是一個還可能承受的政治變動。但在中國的政壇上若有一個由近千萬公民選舉的出來的領導人，他將不只是一個挾地自重的經濟諸侯，而是個動見觀瞻的全國性人物。
　
也因為如此，中南海面對這位領導人的最好方法，就是把他請進政治局，而他和其他京官大員不同之處，就是這位領導人必須全心面對香港的民意，一個有課責監督能力的議會與自由的媒體環境，由此更可能催化了中國全局的政改。

一國兩制是鄧小平在三十年前的政治創新，但對於可以修改物權法的共產中國，已經不具有區隔兩種制度根本差異的意義，基本法反而成為北京防禦民主體驗的萬里長城。

港深合併，普選領導人，影響中國全局。以上三件大事，無一易與，自然不必寄望一般的庸庸碌碌之輩。套句統戰的老話，＂寄望於領導人，更寄望於港深市民＂。莫說港深的社會只有營生的長才，而沒有領導歷史風潮的本領，中國近兩百年來的政治劇變，震央多在嶺南珠江。前有洪楊，康梁，後有孫文與廣東經改，帶動風潮，南方敢為天下之先。

自來偏安難長久，民主之路有進無退。
香港普選之路，必須前進中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