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施善繼

《彰化縣文學發展史》厚達上千頁皇皇兩巨冊，一九九七年五月由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印行‧出版，於今將屆滿十年，兩位合撰者分別是施懿琳（施先生台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為《日據時期鹿港民族正氣詩研究》1984/5）及楊翠（楊逵先生孫女）。

這樣的書，不會只是我一己的淺見，它當然是一套解嚴後台獨派為了全面構建所謂本土論述的版圖，處心積慮傾力在台灣島內各地分進合擊的文化勞務。依目前的形勢觀之，台獨派的聲氣猶在強弩之勢，他們的睥睨之姿，我可以理解。但中國的古訓裡頭，不是委婉的相勸讀書人千萬不要趨炎附勢的嗎？為此我誠為某些所謂的讀書人深深的憐惜著。

我係經兩位合撰者以「施善繼是必須接受評論者的“苛求”」（詳《發展史‧下》422-425頁，下面引號內文字出處皆同），納入該書的一個小小組成部分。然而當我跳開被評論的角色，返歸一個普通的讀者，細閱評論者的評論時，我恍惚回到昔日軍隊裡輔導長或保防官的訓斥，我的罪狀被揭發，合撰者要挾著千鈞重負，向著被評論者氣勢洶洶攻訐而來。他們仗恃評論之筆意欲挑剔我的政治信仰並據此虛擬他們的國族想像。

他們認為我寫於一九七六年的〈房東，再見！〉，是用「小市民阿Q自足心態」寫成。

以「大餅包小餅」這種士林夜市的小食模樣，形容我用中國意識的「大餅」裹紮著台灣現實的「小餅」，他們厲言「大餅包小餅」是「詩意象錯愕銜接的敗筆」。他們從頭至尾對「大餅包小餅」耿耿於懷（「大餅包小餅」出現三次，「大餅」出現兩次）。

他們認為〈小耕入學〉一詩，「也是頗為引起爭議的作品」，「可以說是莽撞地插入要孩子感時憂國的國族至上論」，「中段的詩句中有著悲涼卻是踏空的美感」，「當施善繼身處在七零年代末期台灣政治社會急遽變動期，美麗島事件引發國人震驚且思考台灣未來走向時，施善繼不少的詩作事實上是踏離了那時的時空」。

他們認為〈中國，您往哪走？〉一詩，是對「現實關懷“選擇性的親近”」。一九七九年十月三日早上七點，台北發生《陳映真二進宮》事件，次日我陪麗娜上博愛路警總會客室追蹤，碰壁而返（參閱「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1998年冬季號294-299頁）。我這首詩實則寫於《美麗島事件》之後，以對中國的寄寓反射台灣，那時身外的警總與心內的警總交相煎迫，於是把成詩之日隨意落款，以閃避專制僱傭文學偵探的襲擊，竟未料還是躲不過類法西斯黨羽的搜索，我懷疑我是不是需要動腦筋想辦法搶上辛德勒的名單。這首詩遲至一年後的一九八○，十一月方才發表在第208期的《中華雜誌》上，想想看除了《中華雜誌》，還有什麼地方會刊發它？如今寫作日期被拿來大發論議，我是不斷的發著抖走在歷史的隙縫，我實在驚嘆這兩位合撰者遠遠的站在歷史的荒漠之上，而他們真是充滿令人詫奇的勇敢，卻樂滋滋渾然忘我的成了幫閒的打手。

一言以蔽之，他們通篇一路對我的國族意識指指點點哀哀怨怨，他們以數落質疑的方式型塑強化了自己意志的假設，他們的幽思緊緊的纏裹著昏昏欲睡的顛痴。他們的悖論「如果將國族意識的詮釋解析抽掉，陳映真對施善繼詩作的析論是正確的，……」，「如果……抽掉」可好，但這個「如果……抽掉」怕永難成為現實。

他們彷彿自詡為這個島上的“雅利安”人，開始自以為是的排他，滌除非我族類，並動手清洗被認定為異類者的國族意識。當祖靈的香火相繼自他們的心中撲熄，而想像國境的顯影渺茫無期，我也只能對他們的困頓深懷無以言宣的悲憫。

於今看來，楊逵先生六十年前那篇不及千字的《和平宣言》，白寫了。由此換得的十二年囚災，也是白受了。二十世紀末期人們的心肝，因著物質基礎的更迭，好像變硬，恐會愈來愈硬，而不知何時回軟。

還有陳映真，那麼多撕喉裂肺、苦口婆心的諤諤之論，也是白說。

我的回應稍嫌遲鈍，但我敬謹祝願兩位《彰化縣文學發展史》的合撰者，加官進爵封祿永銘於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