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謝盛友

（旅歐作家，德國班貝克大學企業文化專業客座教授）

可親可愛的蔣經國逝世已經二十周年，作爲中國人我們應該紀念他。至少我個人認爲，蔣經國是中國偉大的政治家之一，沒有蔣經國，臺灣的今天肯定是另一個樣子；沒有蔣經國，兩岸的今天也不是這個樣子。蔣經國打開報禁、打開黨禁，啓動了臺灣民主建設的輪子。若臺灣人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我作爲一個中國人爲中國的一部分民主成就感到自豪；若臺灣人不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那我至少也作爲一個地球人爲臺灣作爲世界的一部分的部分民主進程感到高興。

根據張祖詒的紀念文章，「經國先生並非聖人，豈能無過？但他有認錯的謙卑，有改過的勇氣！……」

張祖詒引述蔣經國的話說：「權柄，很容易去用它，難的是，什麽時候不去用它。」可見蔣對權力的使用多麽慎重。張祖詒回憶說，有一天，他陪同蔣經國驅車經過臺北街頭，看到一家修改服裝的店鋪，掛著一幅市招，上有四個大字：「修理權威」，蔣大爲讚賞，認爲應得最佳廣告獎。

蔣經國先生對所謂「威權」的價值觀，不但沒有權力傲慢，而且認同「權威」是可以「修理」的。

權威既然成爲權威，它肯定有它的好處。在一個家庭裏，一般是父親最有權威（當然不排除母親最有權威），小孩在年滿十八歲之前，還沒有是非的判斷能力，一般是聽取權威爸爸的意見。

在一個社會裏，權威也是有好處的，比如一個協會、一個政黨，若一個决議表决時得票相當，那麽，該權威主席的意見起關鍵作用。在這種情况下，若沒有權威，就沒有决議。沒有决議，就無法做事。不做事，就不會進步。

對于一個國家，權威當然也是有好處的。國家有權威就容易集權，集權在某些方面某些時候有好處，比如集中火力攻關、調動全國的力量，不然衛星就不能上天、火箭就不能發射，等等等等。

然而權威也很害人。在一個家庭裏，若父親權威過分，尤其是在小孩有些事情上，父親不懂、並非權威，而一定要行使權威，一次小孩服從，第二次就不一定，第三次小孩可能就會反抗，久而久之，小孩心理上就會逆反，等到小孩年滿十八歲的時候，權威父親把兒子交給不權威的社會，可能是一個不健康的孩子。

權威有時候也很害社會。按人類習慣，嬰兒出生後一般是仰睡、臉朝上，見光多、吸氧多、見識多，誰知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西方國際權威鼓勵臥睡、臉朝下。這些權威專家列舉上千上萬的權威論據支持他們的權威觀點，所以，那時的平民老百姓聽從權威專家的意見，嬰兒出生後個個臉朝下。我有個朋友，他兒子就被權威坑害，臉朝下，吐奶過多，缺氧造成終生殘疾。所以，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國際上又有很多很多的權威出來抵抗八十年代的權威。權威低檔不了人類習慣，現在的嬰兒繼續仰睡、臉朝上。

對于一個國家，若權威過分，害人更大。我們都是在「最高指示」下生長的，深有體會「永遠正確」的權威害人之苦。至高無上的權威製造了沒完沒了的政治瘋狂，瘋狂的政治製造了愚蠢的權威。

我們做人可以修理權威嗎？當然可以。蔣經國偉大之處在于，他作爲一個中國人二十年前就提出「權威是可以修理的」。

行筆到此，想起蔣經國的同學鄧小平，他們同在莫斯科留學，但是，他們在權威的感覺上完全不同。鄧小平有一次在接見意大利外賓時說過，你們西方的議會政治，一天到晚在國會裏扯皮，一點效率都沒有。

我們做人必須擁有懷疑權威的權利，必須擁有修理權威的權利。怎樣修理權威，我沒有經驗，但我有經歷。

我居住的小鎮班貝克是世界文化遺産保護城，能獲此殊榮，當然是國際權威的評比結果。班貝克整個老城都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産保護，每年都會通過報紙、網絡、電臺等媒體公布本市內需要修復的建築物，要市民提供意見，市民有錢出錢、沒錢出力，沒錢沒力出腦袋。媒體修理一段時間後，公布十個得票最多的方案，然後再討論，慢慢地縮小範圍圈，直至最終定案。鄧公若生活在班貝克，肯定認爲，市民扯皮、沒有效率。

兩年前班貝克修復中央大橋，因爲投資超過五百萬歐元，所以必須在整個歐洲招標，由于班貝克是世界聞名文化遺産保護城，所以投標的建築師，個個是國際權威。市政府權威機構同樣采納老城的做法，通過市民來修理權威，慢慢地縮小範圍圈，直至只有三個方案時，全市公投决案。中標者每月必須向市民通過媒體報告施工情况，竣工後，市政府權威機構通過媒體向市民公布收支細帳。

那天在德國國際藝術之家巧遇班貝克市長，我跟他說，我這個老外沒有資格選市長，但是我作爲市民可以修理權威，很過癮，兩年前借助中央大橋，修理您及其同僚好幾次。

市長笑著說：「市民個個都是修理匠又是美容師，您看，我被你們修理，越來越容美。」

寫于 2008年1月9日 德國班貝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