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對象：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陳芳明

訪談方向：開放的本土觀與台灣未來

文◎彭蕙仙

「歷史記憶是文化的基礎，我們應該尊重不同族群的歷史記憶，」然而」在「轉型正義」成為社會顯學後，陳芳明感嘆：「這個社會卻有一部分人的歷史記憶被粗暴地對待，」民進黨將轉型正義操作成清算式的批判，「讓台灣陷入無止盡的對立與不安中。」

陳芳明說，政治上的動盪，「對文化形成很大的傷害。」他主持的「台灣文學研究所」願意跟「中國文學研究所」保持良好互動，「就引來一些人期期以為不可的批評，」陳芳明說，一些自認本土的人說，不可以跟中國文學走得那麼近，台灣文學要守住自己的資源；陳芳明說這種「保護」其實是一種「自我設限」 ，更是一種「傷害」，他感嘆：「經過五○年在台灣的教育和在地經驗的累積，即使是唐詩宋詞，我們也有了自己的詮釋，中國文學可以是台灣文學的養分，」就像很多外省人的經驗也是台灣經驗的一部分，「為什麼我們一定要排斥、排除？」

陳芳明認為，文化應該是一種加法，廣納百川方成其大，「但是台灣卻一直在做減法，各個領域都是如此。」這裡也減，那裡也減，「結果搞得二十一世紀的前八年，台灣全然給浪費掉了，因為台灣什麼都沒有做好。」

陳芳明說，看看別的國家全都在衝刺，只有台灣因為一個沒有歷史觀、戀棧權位、缺乏同理心的政治領導者，把台灣鎖在虛妄、偏狹的本土論述裡，「寸難難行」。一路從過黨外時期走來的陳芳明看著民進黨為著「一個人」墮落至此，不只感到心痛，更滿懷憂慮：「台灣已經輸在起跑點上了，」為了這種無聊無情的内鬥內耗，「台灣付出了沈重的代價，」陳芳明問，還要這樣下去多久？

這股鬱悶和擔憂，不只陳芳明懸繫心中。他說，很多知識分子和社會運動者，一開始都是跟「黨外運動」匯流而行的，例如環保運動、農民運動、婦女運動，等等，當時大家的目標一致，就是要對付國黨這隻「大怪獸」；隨著民進黨執政，很多人「卻發現本來以為純粹是為理想打拚的人，其實骨子裡只是為某種意識型態服務，甚至抵抗不了權力的吸引，跟過去的威權有什麼不同？」可以說，民進黨雖然完成了本土執政的歷史性任務，卻也同時在這個過程中，窄化了本土，台灣的活力和創意「被偏執虛妄的本土論述給框架住，」很多知識分子和從事社會運動的人因而陷入了巨大的失落。

許多的情緒正不斷膨脹著，需要一個出口，「在這次的陽明山會議中，我看到壓抑正在釋放，」陳芳明認為，這是一件好事，「表示大家都還沒有放棄，理想還在，」他期望愈來愈多知識分子願意站出來，「一起為更開放的台灣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