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蕙仙

採訪對象：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江宜樺

訪談主題：知識分子的責任

「二十多年前，宜蘭棲蘭山莊有場會議，參與的人包括了胡佛、葉啟政等當時很重要的知識分子，」江宜樺說，那是一場令人心嚮往之的聚會，也給知識界留下了典範，他說自己就是在這樣的傳統下成長，「自然對知識分子能在一個時代、一個社會裡發揮什麼作用，有些想法也有些期待。」在陽明山上，關於知識分子如何繼續持有對理想的執著、發揮言責、切中社會的需要，「有很多深入的討論和意見交換，」江宜樺說他收穫很大。

江宜樺說，知識分子無刀無槍卻有筆，筆力萬鈞，能做的事很多，在台灣，也的確有過一段時間，知識分子擁有發揮改變時代的影響力，不過，如今有些情勢改變了，在「眾聲喧嘩」中，使知識分子、特別是公共知識分子的聲音顯得微弱；江宜樺觀察到其中有幾個理由。

第一是，政黨輪替在二○○○年「提早出現」，知識界有點措手不及的感覺，不少人選擇靜觀其變；江宜樺認為，說到公共知識分子的消失或者削弱，關鍵點「是在二○○二年。」彼時，新政府上路兩年了，照理說，學習期或者蜜月期都應該結束了，人民要看到執政能力與成績；如果做得不好，向來對當局有強勁批判力道的知識界，就應該要出聲了。

結果沒有；兩年、三年、四年、七年…過去了，大家感覺到，台灣的知識分子真的不見了。江宜樺說，社會對知識分子的期待是「做個永恆的批判者」，不過，這段時間，台灣的知識界有兩個狀況，使這個期待有些落空。一是因為學界部分人士過去長期的立場是同情黨外、也就是後來的民進黨，因此當民進黨取得政權後，有些知識分子就「失去了手中那枝公共的筆」，形同放棄監督權。

其二，知識分子一直有「論政而不參政」的傳統，但因民進黨驟然執政，治理人才一時不足，大量向學界借將，而知識分子投身政壇後，帶來了兩個尷尬，「第一當然是他們自己從裁判變球員，如何能再論政？」其二，江宜樺說，他們周遭的學界同事、同學、好友，基於情誼，很多難聽的話也說不出口了。

此外，「威權統治」倒下後，「本土化與民主化、自由化糾葛在一起，」所謂的「本土主權」不但成為唯一的價值，甚至成了新的威權，凌駕一切；就這樣，不少知識分子也懶得出聲了。

江宜樺認為，要扭轉這樣的情勢就要創造出一個新的局面出來，「如何激發年輕世代對這個社會的熱情、對政治有新的想像力與責任感，」是江宜樺認為未來重要的任務，「知識界經歷威權統治與政黨輪替這兩個不同時代的歷練，是該發展出新格局的時候了，」而江宜樺仍然相信「美好的傳承，總要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