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宇寬

印度在很多關口上，幾乎完全靠甘地個人的魅力和意志擋住了暴力革命的洪流。幸運的是，甘地的主要政治對手是遵守基本文明規則的英國人。在英國統治下的印度，甚至在南非，他都可以在媒體上公開發表抨擊政府的文章。即使被關進監獄，也能受到文明的對待，這在很多國家可以被當做是奇跡。

甘地率領印度群眾徒步去抗議英國殖民者壟斷印度鹽場

甘地的妥協是對對手發自內心的尊重和善意，他不願意用強權讓對手屈服。甚至在己方力量佔據絕對優勢的時候，他也會針對哪怕對手的一點點讓步給以最大的善意來回應，甚至主動作出讓步，以致無數次讓他自己的同志都懷疑他是叛徒。

甘地以幾乎單槍匹馬的努力，擋住了仇恨和報復的嗜血波濤，以個人信念為一片土地和它的人民在苦難煎熬中的重生之路帶來了溫潤的道德色彩；他所崇尚的寬容和妥協，他對野心和暴力的憎惡，為印度這樣一個歷史文化矛盾極為複雜的多元社會向現代民主體制的轉型和制度化營造了適宜的文化土壤。

至今甘地被稱作「非暴力不合作之父」，毫無疑問他是第一個把非暴力不合作的理念提升到如此實踐和哲學高度的公民領袖。從馬丁‧路德‧金到納爾遜‧曼德拉，都從甘地身上獲得過啟發。

非暴力不合作的局限

甘地的靈感之一來自梭羅。梭羅說：一個人如果認為國家的法律是不公正的，就有義務拒絕服從它。他的著作在中國被翻譯成《公民的不服從》，而實際上更準確的翻譯是「論公民不服從的義務 」（on the duty of civil disobedience）。秉持這樣的信念，意味著面對不義的強敵，既不屈服於敵人的意志，捍衛自己的尊嚴，又體現仁愛與寬容，在道義上讓統治者屈服，並最終棄惡從善。

1930年4月6日甘地在海邊俯身抓起一把海鹽，被很多人稱作他一生中最經典的鏡頭。那是為了抗議殖民政府的食鹽專賣法，甘地和他的78位弟子們發起，數以千計的人隨著從德里到Ahmedabad遊行達400公里，被稱作「食鹽長征」。英國當局最初只是看熱鬧，但當勢頭越來越大以後，便急於揮舞警棍去鎮 壓。但打倒一批，接下來就有人頂上去。當記者把這一消息傳遍世界，當世人看到甘地跟隨者的克制和嚴格的紀律，任何宣稱印度人素質低下、不配享有自治的言論 就不攻自破，成了赤裸裸的謊言，那可說是號稱文明世界代表的大英帝國最斯文掃地的時刻。

有人認為甘地號召的非暴力不合作在用另一種方式展示人民的力量，用禮貌的方式表達威脅：我們的人可以填滿你的監獄，接下來我們還有更多的行動。這種理解並不能算錯。但甘地自己強調他的本意並不是威脅誰，而是表達「我很在意這件事，以至於我甘願承擔法律的懲罰，包括被關進監獄，犧牲我的自由，讓你來理解我有多麼在意這件事」。

因為只要當你見識到我的深度關切和我「文明」的姿態，你就會不得不改變你對我的看法，而調整你頑固、不正確的態度，並且讓我來幫助你理解我的事業的正義性。不要忘記甘地不單是人所皆知的公民運動領袖，還是一個在大英帝國受過系統教育的律師。他要求他的跟隨者，無保留地尊重即使不義的法律；強調只有高度尊重法律的人，才配投身公民不服從運動。他不允許他的跟隨者用身體去阻擋別人；不允許辱駡；不允許毀壞物品；甚至不允許有秘密策劃的行動，一切都要公開。

甘地的信念如此堅定，以至在很多時候顯得迂腐，尤其在二戰中，他對國際局勢發表了不少善意的意見，今天看來卻不乏怪誕。比如他勸告捷克人、波蘭人和猶太人，以非暴力的力量反抗納粹；當邱吉爾呼籲國民奮起抗擊納粹時，他竟宣導：你們可以邀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隨意征服你們的國家，征服你們被稱作為屬地的國家。你們也可以讓德國人跨上你們的美麗的寶島，佔領你們的無數富麗堂皇的名勝古跡。

讓他們任意佔領吧，但你們決不可喪失心志。他還曾在墨索里尼入侵埃塞 俄比亞時發表聲明，敦促埃塞俄比亞人要「任人宰割」。他解釋說，任人宰割的結果比反抗效果更大；當維西政府向納粹投降，他又讚揚其「接受不可避免的結果， 拒絕作一場愚蠢的屠殺的幫兇」的勇氣；甚至試圖用自己的道德力量去打動希特勒，為此專門寫信，希望希特勒「意識到人類的痛苦」。信件被英國當局攔截了，不然恐怕還會鬧出更多笑話。

這恐怕只能解釋為君子心度小人腹的一腔熱誠，而幸運的是，他的主要政治對手是遵守基本文明規則的英國人。在英國統治下的印度，甚至在南非，他都可以在媒體 上公開發表抨擊政府的文章。即使被關進監獄，也能受到文明的對待，不僅依然可以與外界通訊無阻，甚至可以與在另一監獄的尼赫魯互發電報，這在很多國家可以被當做是奇跡。

甘地顯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經歷並不能普遍複製，對於對手非暴力的善意是需要條件的，當緬甸的僧侶倒缽請願時，他們所展現出的謙卑和克制正是非暴力不合作精神的體現，而他們所反抗的邪惡，卻沒有可以對話的文明基礎可言。

不合作的實現還需要社會對消極自由的基本確認，當一個人可以非經審判而被剝奪自由甚至被處極刑，對此非但不能抗議，反而要人人過關表態支持，連沉默的權利都不可得，這種條件下任何形式的不合作都是困難的。不過甘地的理論從原理上講也很難說是錯誤的：即使最不義的統治，也無法不依賴被統治者的合作而繼續。這 使我們可以認識人類所面臨的困境，就像從佛教的角度理解”文革”這樣的浩劫，這並不能只怪哪一個統治者，而是整個人類的共業。

偉大的妥協家

有很多理由可以證明甘地不具備搞政治的基本素質，很多人都相信，政治的核心議題是奪取並控制權力；隨機應變的實用主義是政治的最高原則。我有時突發奇想，假如生在中國，甘地這種對道德準則堅持到偏執地步的領袖，恐怕會比宋襄公遭到的嘲笑還要多。

而偏偏歷史就選擇了這樣一個人來領導印度建國。如果歷史可以重新沙盤推演，印度的道路或許會根本不同。幾乎跟中國同時，印度就有了共產主義組織，也和共產國際建立聯繫並獲得了支援。印度有大量的農村貧困人口、長期受壓迫的部落民以及低種姓階層，他們都是革命思想天然的接受者。而獨立前印度也大約有四萬萬同 胞，統治印度的真正英國籍「皇軍」不過幾千人，絕大多數都是印度裔「偽軍」，更不要說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國人自顧不暇。那個時候印度的革命條件比中 國更加成熟，我在印度就聽到一個人恨恨地說：”要不是甘地這老傢伙，印度革命早成功了。

確實，印度在很多關口上，幾乎完全靠甘地個人的魅力和意志擋住了暴力革命的洪流。1922年2月4日，印度聯合省戈拉克普爾地區喬裏喬拉村村民示威遊行， 員警開槍射擊，直至子彈射完才撤回警察局：憤怒的農民縱火焚燒警察局，使22名員警喪命，殖民政府又進行鎮壓。就在全國上下情緒沸騰時，甘地要求國大黨停 止不合作運動，以恢復社會秩序。甚至他的同志都覺得他瘋了，人民群眾剛被喚醒，敵人的暴行正是鼓舞革命激情、讓星星之火燎原的大好時機，怎麼能停下來呢？ 甘地於是宣佈絕食，因為他不願看到用走向仇恨的方式來喚起民眾，最後國大黨只有遵從。

但根植于甘地內心的一貫信念是，只有用尊重和善意才能贏得對手的轉變。甘地把這稱作satyagraha（真理的力量）。他所期望的民族解放不是權力的更 替而是文明的勝利。1931年羅曼‧羅蘭試圖說服他相信蘇聯是全世界的希望，甘地卻指出那是以暴力為基礎的，而任何建立在暴力基礎上的統治都不可能持久。他經常在他的追隨者因挫折而氣餒甚至急躁的時候，警告大家：不要相信暴力學說；一旦那些造反者掌權，他們會自然延續他們已經習慣的暴力手段，最後把國 家管理得像一個集中營。1946年他與他的傳記作者路易士（Louis Fiscer）談他的社會主義和蘇俄模式的區別：一個自由的世界，並不是他們的願望。他們想要的是一個將精神降低至奴化程度的制度。當然他也受到對立面的 批評，比如史達林1930年在聯共十六大上說：”至於甘地一類的幫手，那麼沙皇政府也有過一大群各式各樣的自由主義妥協分子做幫手，但結果也不過得到狼狽 的下場而已。印共也發表《印度共產黨行動綱領草案》，定性甘地為英帝國主義和印度資本家一貫的同盟者，破壞並出賣了人民的鬥爭。

從1919年阿姆利則慘案開始正式謀求印度獨立，到1948年建國，經歷了長達三十年的奮鬥。在很多人眼裏，這個進程實在太漫長了，而這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為在一些關鍵時刻，甘地作出了不大符合常人邏輯的獨特選擇。

前面提到的1930年「食鹽長征」，在全國範圍內風起雲湧，給殖民政府的威信和合法性以沉重打擊，英國當局的武力鎮壓無效，按理說是宜將剩勇追窮寇的大好時機。結果就在1931年3月5日，甘地與英印政府總督歐文勳爵簽訂了《甘地-歐文協定》（即《德里協定》）。甘地同意完全停止不合作運動，並派代表 參加國大党曾抵制的倫敦圓桌會議。歐文則同意恢復國大黨的合法地位，釋放除暴力罪之外的全部政治犯，停止對群眾運動的鎮壓，廢除戒嚴法令，有關恐怖活動和共產主義威脅的法令除外。而不可思議的是，經過這樣一番奮鬥，英國殖民政府依然壟斷食鹽生產。這個協定受到包括尼赫魯在內的大多數國大党領袖和各 階層人士的強烈反對，他們想不通，在這麼有利的時機反而接受妥協，那當初苦苦奮鬥為了什麼？但因為甘地的頑固堅持，國大黨最後還是在1931年12月的卡 拉奇年會上通過了承認《德里協定》的決議。

我們往往熟悉甘地作為一個號召者和鼓動者的卓越才華，這在很多革命家身上都有體現。而在我看來，甘地最不可思議甚至獨一無二的品質，其實是真誠的妥協精神。這種妥協不是出於策略需要，不是弱勢條件下的權宜之計，不是不得已時優雅地握手言歡，甚至臥薪嚐膽，一旦得勢就翻臉不認人；甘地的妥協是對對手發自內 心的尊重和善意，他不願意用強權讓對手屈服，甘地說：”我本質上是一個傾向於妥協的人，因為我從來不敢肯定自己佔有真理。甚至在己方力量佔據絕對優勢的時候，他也會針對哪怕對手的一點點讓步給以最大的善意來回應，甚至主動作出讓步，以致無數次讓他自己的同志都懷疑他是叛徒。

前面提到的安倍德卡，很多次不留情面地把甘地和國大黨罵得灰頭土臉，但當印度建國時，甘地堅持提名一定要讓安倍德卡擔任憲法起草委員會的主席。還有穆斯林聯盟的領袖真納，他是甘地後期最主要的政敵，他稱甘地是「一隻狡猾的狐狸，一位印度教的福音傳教士」。在殖民統治即將結束的最後關頭，他堅持要建立一個獨 立的穆斯林國家。當時信奉印度教者占人口的絕對優勢，更不要說政治經濟地位，如果訴諸民族情緒，大印度主義應該可以完全占上風，而這時甘地對蒙巴頓提出的 方案使所有人都震驚。他提出：可以把整個印度交給穆斯林，但千萬不要分裂印度。請將三億印度教徒置於穆斯林統治之下，委託真納組建政府，把英國的主權移交 給他們。

只是到最後，當甘地看到全國各地在宗教極端分子煽動下的相互仇殺的暴力，他不得不痛苦地同意了印巴分治。而劃界分裂的過程中，雙向遷徙帶來的痛苦又進一步 刺激了宗教種族衝突，印度政府的一部分官員甚至打算扣押巴基斯坦政府按照分治協議該得的五億五千萬盧比的資產。兩個國家就要建立了，新的政府班子已經建 立，政治又恢復了”常態”，各個利益集團都打著自己的算盤，牟取最大化的利益，似乎沒有人再愛聽這個喋喋不休的老頭嘮叨了。

為了呼籲印度教徒與穆斯林和解，1948年1月12日，甘地又一次宣佈將絕食至死，這是他一生16次絕食的最後一次，也是他最後一次施展非暴力的魔 力，用自戕來懇求他的同胞，告訴他們對和睦和寬容他有多麼在乎。電影《甘地傳》裏有個鏡頭，尼赫魯跪在地上，流著眼淚請甘地進食。但甘地的態度是，如果同 胞們還在相互仇殺，他活在這個世界上也毫無意義。當甘地生命垂危的消息傳遍印度，奇跡降臨了，整個國家終於從亢奮和仇恨中安靜下下來，六天后，印、穆、錫 克三個教派的代表都承諾放棄暴力，甘地才結束了絕食。

今天很多人從甘地的言行思想軌跡中，會發現他理想中的社會，其實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民主國家。但一個奇跡般的事實是，正是這樣一個奇裏斯瑪型的領袖，很多次以幾乎單槍匹馬的努力，擋住了仇恨和報復的嗜血波濤，以他個人信念為一片土地和它的人民在苦難煎熬中的重生之路帶來了溫潤的道德色彩；他所崇尚的寬容和 妥協，他對野心和暴力的憎惡，為印度這樣一個歷史文化矛盾極為複雜的多元社會向現代民主體制的轉型和制度化營造了適宜的文化土壤。

60年前的1月30日，甘地像往常一樣參加晚禱會，祈禱各種族宗教的和睦尊重，這時一個裝作來行禮的人，掏出槍頂住甘地的心口連開三槍，這個人早年是甘地 的追隨者，並為獨立運動蹲過監獄，後來認為甘地出賣了印度教徒的利益。甘地倒下去的時候發出像是感慨的最後歎息：神啊！

在人類追求尊嚴和解放的歷史上，會記下甘地的成就，甘地的無奈。

甘地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