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蕙仙

採訪對象：中央研究院研究員王汎森

訪談主題：散碎化的後現代台灣社會

二○年前也參加過《中國時報》在宜蘭棲蘭山莊所舉辦的那場「國是會議」的王汎森說，他的感覺是，與這次會議相較，兩場會議有明顯的不同，二○年前的與會者用當時還很新的角度在看台灣社會，很具啟發性；王汎森說：「而這次會與的人，談的都是各個領域比較現實的問題，我覺得這樣也蠻好的，因為意味著大家很想要找到答案。」

王汎森說，很多人都很關心知識分子是不是對社會已經沒有影響力、知識分子是不是不見了，等等的問題。王汎森認為，其實這個現象各國都有，「主要是後現代主義的關係，」他說，後現代主義將一切「散碎化」，認為沒有意義才是意義，「不要英雄模式，也不認為誰要對什麼事承擔起責任。」

王汎森的觀察是，某種程度而言，台灣同樣受到了這股思潮的影響，不再相信理想主義，再加上媒體內容走向八卦化，對知識分子所關心的議題沒有興趣，「無處著力之下，很多人也漸漸覺得，那就算了，懶得多講。」

第三個讓知識分子「分量」變輕的理由是自己的專業性不夠，不能讓人尊敬；王汎森說，這種人多了，艱免也會稀釋知識分子的價值，讓社會大眾覺得知識分子也無甚可觀。

另有一點，王汎森說，整個社會對政治過度狂熱、過於聚焦，政治宛如金鐘罩，一把罩下，其他什麼東西都出不了頭，「有意義的事，特別是文化活動，很難引人注意。」但他並不認為這是社會不安之下必然的結果；王汎森舉一九四八年胡適在北京所舉辦的某個活動為例說，在當年那個動盪的時空下，胡適做了一場《水經注》各種版本的展覽，結果大大轟動，「我很難想像如果在現在的台灣辦這樣的一場展覽，會有多少人關心？」

失去對文化的關懷，整個社會，「亂跑、亂撞，沒有了座標。」對此，王汎森一直在思索著，到底該怎麼辦才好？涉及文化的事務，似乎政府不該過分介入主導，但他認為仍然有些事情是政府可以做的，以法國為例，法國的文化部有筆專門推廣通識教育的基金，讓更多人透過通識教育培養更寬廣的興趣與文化理解能力，多少可以幫助人們免於知識貧乏與視野窄化的限制，以及因此而產生的關懷層面不足現象。

談到這點，王汎森說，台灣雖然推廣通識教育多年，但是一直沒有一套有系統的通識教育叢書，製作這樣的出版品，就是一種文化教育傳播的工件，所費不用很多，但卻可以有很好的效果，政府是不是要考慮在這裡多著點力？王汎森提醒：「文化不只是辦活動、辦展覽而已，有很多扎根的事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