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筱、李胡平

丁學良，1992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是社會學思想大師丹尼爾•貝爾的關門弟子。現為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香港科技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 學院教授、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研究院兼職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包括轉型社會、全球化、發展與腐敗、華人社會的互動、大學制度等。

一個人上大學，特別是上好大學，他的收穫並不僅來自那些名教授，還來自他的同班同學、同屆同學以及校友們。

法國大社會學家杜爾凱姆曾經說過，一個人上大學，特別是上好大學，他的收穫並不僅來自那些名教授，還來自他的同班同學、同屆同學以及校友們，而且後者至少不會少於前者。這是我在哈佛大學的切身體會。

有很多學生家長來問我，現在有了網路技術，可以遠端教育，還有必要花那麼多錢送孩子到國外去上大學嗎？我就講，到國外去上一所好的大學，不僅是從老師那裏學知識，更重要的是身邊潛移默化的氛圍。

我到哈佛的頭兩三天，就有人告訴我：中國社會科學院來的一位訪問學者，受不了哈佛的壓力，從三樓跳下來，沒有摔死，成了終生殘疾，回國後過得很悲慘。哈佛 周圍是不允許建高樓的，住宅樓最高三層。中國留學生告訴我，到哈佛讀書是非常辛苦的。我在哈佛的那幾年，尤其是頭兩年，受的苦是無與倫比的。

我在哈佛最好的朋友是卡爾（Kal），就平輩相交而言，還沒有任何人跟我的友誼勝過他。在當時我們這一層學生宿舍的24個學生中，他的年紀最小，一頭金髮，皮膚非常白，比一般的白人還要白，帶著近視眼鏡，一看就是聰明得不得了的人。每天晚飯後，我就會關在房間裏辛苦地讀書、寫筆記或寫文章，一般都會工作 到十點半以後。

卡爾的房間和我的斜對門，一般到了十一點以後他就會敲門來看我，每天如此。我老覺得他是有什麼事才過來。當時我的英文口語很差，不會用英語 說委婉的話，就問他：”卡爾，有什麼事嗎？”他用了一個非常委婉的句子：”Ijustcomeforsociable.”中文直譯是”我來是為了社交 的。”但sociable更隱晦的意義是朋友之間的交往、關心。但他又不能直接講我來是為了關心你，在美國，這樣說就證明你生病或出問題了。卡爾讓我知道 身邊還有一個小兄弟，時刻掛念著我。這讓我很是感懷。

我在哈佛的那幾年，每天唯一能夠放鬆一下自己的，就是從哈佛北園走五分鐘路到哈佛園，然後從哈佛園裏再走兩三分鐘，從哈佛園南邊穿出去，到哈佛廣場，在那 裏的報刊亭買一份中文報紙。這個報刊亭已存在幾百年，雖然很小，但全世界各種語言稍微像樣一點的報刊，都可以買到。

卡爾曾經送給我一個玉石做的古董煙灰缸。後來醫生對我說：”你現在只有兩條道路，一條是抽下去，一條是活下去。”我決定要活下去。卡爾就把這個古董煙灰缸砸了，我本來還不大捨得，他說砸掉的理由就是讓我沒有任何吸煙的藉口。

卡爾是一個非常有天分的人，但我不敢用天才這個詞。他擁有天才所有的素質，就只差一點：堅持的力量。因為他的才能、興趣太多方面了，總不能約束住自己。卡 爾生於紐約一個猶太人家族，父親是當地最著名的猶太教會裏的拉比（Ribi，猶太教會的長老）之一，出身背景是非常傳統的。他從小在家裏很少講英文，主要 講希伯來語和意弟緒語。卡爾的幾個哥哥都是美國名牌大學畢業，一個叔叔是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的名教授。但由於哥哥、堂兄們都上的是最賺錢的專業，例如醫 學、法學等，卡爾偏形成了反叛的精神，非要找一個最不賺錢的專業，結果選中了人類學。

人類學不賺錢的含義有兩個。一是人類學的學習時間很長，一般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國好的大學讀人類學，除了在美國本土學兩三年的課程外，必須到第三世界做所 謂的”田野調查”（fieldwork），和當地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勞動、同祭奠。這個階段大概要持續三五年。回國後，還要花三年來寫論文。所以人類學 常常要讀上十年。二是即便十年讀下來，花費了大量的財力和人力，還不一定找得到工作。我在美國那幾年，連續三四年，全美大學招收人類學新教員的人數是零。

就這樣，卡爾有意帶著反叛心態選擇了這樣一個最不景氣、最遠離商業社會的專業，進入了哈佛大學。

進入哈佛的第一年，週末時卡爾就經常對我講，他和在紐約念書時的一幫好朋友，每兩三月就會去大西洋城賭錢。因為他們原來都是學數學的，博弈論學得最好，去 賭錢很少輸的。但他們也不以賭錢為業，每次只要把兩三個月生活費和來回的路費贏夠了就收手。”丁，你跟我們去賭吧！”我當時有點半信半疑，還去問過一些 人，有數學系的人告訴我，一些數學天賦非常高的人，在賭場上確實贏多輸少。

於是我就有點動心，我問他要帶多少本金去賭，他說一般不會超過100美元。於是我準備了260美元：100美元本金，100美元交通費，50美元吃飯，加 上10美元，為了湊個吉利數。但最後還是沒去成，主要原因是我實在太累了。我周圍的同學都很聰明，在那種競爭的環境下，像我這樣的中國學生，語言又不行， 時間實在是來不及。要是有時間，我一定要跟卡爾去賭。卡爾每次回來都會跟我講，這次贏了400美元，這次贏了300美元，最少也贏過200美元。

卡爾不單數學好，他的語言天分也很高。他在美國出生美國長大，英語自然不用說，在家裏大部分講希伯萊語、意弟緒語，同時他學了日語，又學了德語。他的俄語 也還湊合，法文也懂一點點。在哈佛修好了課程，卡爾對我說，其他人都跑到非洲、拉丁美洲去做田野調查，他非要走一條不同的道路。最後，他選擇到日本去做人 類學。一般來說，一個國家都市化程度越高，原始的部落就越少，可做田野調查的範圍就越小。卡爾不但選的國家獨特，他選的專業分支也很獨特，他選擇做都市人 類學的研究，在日本研究傳統文化同現代醫學之間的關係。他把現代社會裏資源最豐富的領域，同人類學最古老的傳統聯繫起來，這是非常聰明的。

儘管卡爾在日本的研究做得挺不錯，但他恨日本人。這大概有一半是我的關係，我不斷給他灌輸關於日本的負面資訊。不僅是日本當年侵略中國，我還特別講我和日 本人接觸，發現日本人的心態狹隘、排外。而中華文化還是有不少多元文化的東西。卡爾到日本後，發覺就像我所說的那樣，和日本人打交道，總是進不了人家的圈 子。卡爾一次和他女朋友外出做田野調查，忘了及時交房租，等回來時就發現行李已被房東扔到了院子裏。這件事讓他覺得日本社會一點都不寬容，一點都不理解人，一點都不人道。

卡爾後來在以色列教了兩年書，在住處親眼目擊了以色列前總理拉賓遇刺。他把目擊的東西和反思用英文寫給我，他的英文美得不得了。現在已經寫了兩部小說，馬上就要出版。目前，卡爾在美國的威斯康星大學的密爾沃基校區人類學系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