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訪《黃石的孩子》導演羅傑‧斯波蒂伍德

文◎萬靜

羅傑‧斯波蒂伍德　萬靜/圖

《黃石的孩子》劇照，愛爾蘭籍的喬納森‧瑞斯‧邁爾斯扮演何克在發新聞稿

何克著作《我看到了新中國》 1945年。

“這絕對不是好萊塢模式的電影。”3月28日，《黃石的孩子》導演羅傑‧斯波蒂伍德在下飛機後第一天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強調，”對我來說，這是一部歐 洲電影，用的是英國人寫的關於英國人的劇本。””如果用好萊塢模式的話，我不知道，”導演開始笑起來，”可能何克最後不會死吧，或者在何克死前電影就結束 了。也不會有南京大屠殺的部分。好萊塢是很重視日本市場的。你可以想像，這個片子在日本就沒有什麼市場。”

喬治‧何克是這部電影的主人公，取材于真實同名人物。在故事原型裏，剛從牛津大學畢業的英國人何克，1937年來到中國擔任戰地記者，曾去延安見過聶榮臻 和朱德，1942年成為陝西寶雞雙石鋪鎮的一所工業合作學校的教務長。1944年，為避戰亂，他帶著學校六十多個中國孩子長途跋涉，轉移到甘肅山丹，隨後 擔任校長。1945年患破傷風逝世，年僅30歲。同年，何克所著《我看到了新中國》，在美國和英國出版。

為了方便拍攝，電影將故事發生地改到湖北黃石，何克的遷徙也從黃石開始。到達山丹後不久，何克罹患破傷風而逝。

4月3日，電影《黃石的孩子》在中國上映，5月23日在澳洲和北美同時上映。電影由中、澳、德三方投資，導演羅傑‧斯波蒂伍德執導過《明日帝國》、《死亡 列車》等電影，主要演員除了有愛爾蘭籍的喬納森‧瑞斯‧邁爾斯在其中扮演何克外，還有周潤發、楊紫瓊，以使票房更有號召力。

“黃石”其實是”雙石鋪”

1997年，電影導演羅傑‧斯波蒂伍德第一次看到詹姆斯‧邁克馬努斯的劇本時，那個劇本已經被改了很多次。斯波蒂伍德還是被裏面的故事吸引住了，它”包含了中國、二戰這個特殊的時刻和有意思的人物”。那時劇本的名字還不叫《黃石的孩子》，而是《苦海》。

而詹姆斯‧邁克馬努斯發現這個故事是在1984年。那時他被英國《每日電訊報》派到北京做三周的駐京記者。他到英國大使館的俱樂部喝酒消磨時間時，從一名 英國外交官的抱怨中，得知官員將飛往中國西北部偏遠的山丹鎮，參加一座雕像的落成儀式，而這座雕像是為了紀念一名英國人何克。

那個年代的中國會為一個不太知名的外國人立像，這讓邁克馬努斯感到有些不可思議。但他臨時要去香港出差，沒能跟著外交官一起到何克的墓地去參加儀式，只寫了一篇簡短的通訊。

回到英國倫敦後，邁克馬努斯仔細查閱了何克的資料，發現他不僅僅是中國戰爭年代的一位校長、英雄。他撰寫的書籍和報導的新聞都是中國1938年到 1945年戰爭歲月的完全記錄，他通過百姓–農民、教師、政府官員以及那些村裏的婦女和兒童–的眼睛寫出了戰爭的殘酷。

邁克馬努斯找到一位製片人的投資，開始把這個故事寫成劇本。到那位製片人給斯波蒂伍德看劇本時，這個劇本已經寫了13年。

斯波蒂伍德又花了4年時間跟邁克馬努斯一起改劇本。到2003年，他們終於完成劇本，開始挑選演員，尋找投資，使電影成為中、澳、德三國聯合制作。在西方，從一開始有個故事，到出現劇本，到最後能拍，會經歷很長一段時間，8年、10年都是很正常的。斯波蒂伍德解釋。

斯波蒂伍德已經記不大清最初看到的劇本跟現在的電影情節具體有什麼不同。他只記得最初那個劇本很冗長，為此，他不得不把那些能推動劇情的細節從劇本和資料裏找出來，重新整合。

電影最終起名《黃石的孩子》。說起原因，斯波蒂伍德有些羞於啟齒，他更情願用劇本原來的”苦海”或者邁克馬努斯的小說版”洋鬼子：喬治‧何克的傳奇一生”。

故事原本發生在陝西寶雞的雙石鋪，在改編劇本時，電影編劇之一簡‧霍克斯利覺得”雙石鋪”在英文中很難發音，就自己把它簡化為”黃石”。她本人並不知道中 國真有”黃石”這麼個地方，而這也只是個暫用名，只在討論劇本時使用，拍攝時會改回”雙石鋪”。但到拍攝時，講德語的幾位製片人拒絕改回去，他們覺得這個 地名不可能真有，而且，考慮到國外的觀眾，如果一個名字連發音都發不出來的話，又怎麼能吸引他們去看這部電影呢？

“這是中、澳、德三國的聯合制作，不幸的是，其中一個國家的一些地區不被另外兩個國家瞭解。”斯波蒂伍德很無奈地聳聳肩。

周潤發在演戲期間是個攝影發燒友，左為導演羅傑‧斯波蒂伍德和女主角扮演者、澳大利亞出生的女演員麗達‧米切爾（Radha Mitchell)。其欣然公司供圖。

1939年5月，合眾社記者何克與聶榮臻、翻譯劉柯參觀八路軍繳獲敵軍重要文件　沙飛/圖

沒想過要跟《辛德勒名單》相比

“這部電影還有一個困難的地方，是西方人一般不知道中國的歷史，在他們的教科書中，是沒有二戰的中國戰場這部分的。”導演斯波蒂伍德把南京大屠殺加進了劇本，以便於西方人理解故事。

斯波蒂伍德本人對南京大屠殺倒是關注已久。1994年，他在日本為BBC拍攝《廣島》時，接觸到在日本的美軍基地的一些原始電影素材。那些是日軍侵華時一 個日本將軍自己拍攝的。斯波蒂伍德非常震驚，他在這之前完全不知道有那樣的歷史。他學過的歷史教科書中，二戰的歷史是從歐洲戰場開始，到珍珠港為止。亞洲 戰場和中國的事情，是不包括在內的。”歐洲人只知道奧斯威辛集中營，只知道猶太人遭屠殺，但實際上，中國戰場上死的人不比猶太人少。”

1998年，斯波蒂伍德不記得是在英國《泰晤士報‧文學副刊》還是在美國的《紐約書評》上看到對張純如《南京大屠殺》的評論後就去買了一本，通過那本書對 南京大屠殺瞭解到更多。與很多人的評價相類似，斯波蒂伍德認為，是張純如的書第一次讓西方人開始瞭解在中國戰場上發生的事情。

斯波蒂伍德希望，借著《黃石的孩子》這部電影，”會有少部分（歐洲）觀眾試圖去瞭解這段他們不知道的歷史”。他猜測，也許自己這部電影能跟其他南京大屠殺 題材的電影一起，”讓世界從不同角度瞭解到這段歷史，也可能會鼓勵日本人去直面這段歷史，作出鄭重的道歉。如果日本採取了這種行動的話，這對他們的民族其 實是好事情，會讓一些人改變對他們的成見和看法。”

身為導演，斯波蒂伍德沒想過要跟《辛德勒名單》相比，也不認為這部電影的影響力會超過《辛德勒名單》，雖然兩片的歷史背景都是二戰和屠殺，但”這完全是兩 件不同的事情”。”在歐洲，像奧斯威辛這樣猶太人的故事可能會比南京大屠殺更有吸引力，但我還是希望會有少部分觀眾會試圖去瞭解這段他們不知道的歷史。” 他說。

“我覺得何克這個人也不會拿自己去跟辛德勒比，可能何克也會覺得辛德勒是位大人物，而他自己是個小人物。因為辛德勒是德國人，他站起來反對自己的國家，拯救自己國家的敵人。而何克只是在幫助身邊的人。”

對於中國觀眾，斯波蒂伍德則希望，人們有興趣通過這部電影瞭解到，當時中國其實是有一定數量的外國人在，而且，跟那些外國人接觸過、一起生活過的人，有些現在還活著。

“如果我是記者的話，我會很快就去採訪他們。因為他們現在還活著，這個年齡還有那麼好的記憶力，是很不容易的。”斯波蒂伍德很看重從平凡人的角度去看待一 段不平凡的歷史。斯波蒂伍德說有兩種歷史，”如果你用英文去搜索‘南京’，是看不到太多有關南京的圖片的，如果找毛澤東、蔣介石的，則會各種各樣的都有。 名人的歷史都被保留了下來，但不平凡的歷史不一定都是名人的歷史。這也是電影的一個貢獻吧。”

在影片拍攝完畢進入後期製作的時候，斯波蒂伍德跟當年的孩子在北京聊天。他問，你們那時候冷不冷啊。那位老人就說，哎呀，山丹太冷了，冷得什麼樣呢，我們 去山丹之前在雙石鋪，人家就跟我們說，山丹太冷了，你要是尿尿的時候，就得邊尿邊拿棍子敲，不然尿就給凍成冰棍了。”我覺得這非常有意思，是真實的生活的 感覺。這不是歷史書裏會提到的，但正是這些普通的細節，使生活之所以成為生活。”

斯波蒂伍德還要求劇組安排人員專門去聯繫當年的孩子，以便拍攝完畢後跟那些人進行採訪，把這些採訪內容作為電影的真實故事背景，當作一部分電影花絮，放在DVD裏。

王小檬兩年前加入劇組，擔任導演助理以及後期製作的副導演。對老人們的採訪也是由王小檬負責。德國製片人和導演給王小檬擬了一份7個問題的提綱，4個問題 跟何克有關，3個問題跟在路上有關：當時搬家的時候願意嗎；路上是不是特別冷，有沒有什麼特別難以忘記的事情；到了山丹後是個什麼樣子。

最終，這些採訪內容還出現在片尾的字幕裏，成為電影的一部分。每位老人的敍述保留了40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