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蕙仙

採訪對象：中國醫藥大學校長黃榮村

訪談主題：台灣的定位架構

「我不覺得知識分子消失了，我認為是他們對社會關懷的方式更多元了。」負責籌辦這次研討會的黃榮村說，他在像《中國時報》「民意論壇」這樣的版面上，「還是能夠看到很多學者、或者說知識分子吧，批判時局、提出理念，精采的時論並沒有減少。」

其次，黃榮村觀察到，很多人則是「直接採取了行動。」他說，這幾年，社區營造、環保、生態保育、教育、關懷弱勢、乃至於九二一重建、在 SARS 後協助建立社區公共衛生體系….等，都有很多人積極的投入，「第一線工作也是一種社會參與。」

不過，黃榮村說他也很認真地思考，為什麼還是有那麼多人在討論著知識分子影響力不夠的問題，他說，理由可能是，政治舖天蓋地，如果人們認為某人有某個政治立場，那麼當他發言時，另一個政治立場的人可能就不覺得他是在做一種不帶偏好的公共論述，甚至會認為「他不算知識分子。」

另一方面，黃榮村說，對一些人來說，政黨輪替就是某種民主政治的具體實踐了，「因此對這些年來的時局抱著觀察、了解、期許的時間比較多，嗆聲就變少了。」黃榮村說，也許就是這樣吧，讓人「感覺」到知識分子的「力道」變弱了。

他說，從這種感受，他也體會到原來社會對知識分子是有很高的期許和期待的，總希望他們「不只是有學問的人，更是有眼光、有智慧、有愛心的人」，可以在對立、混亂時局中，提出社會新的價值、台灣未來的願景；黃榮村相信，現在知識分子可以表達意見的領域更多、更廣了，「戒嚴時期，知識分子都可以做那麼多事，何況現在，知識的領域更寬、關注的對象更多，可以發揮的地方不是更多了嗎？」

黃榮村希望，在經過政治上的吵吵鬧鬧之後，大家可以學習到一件事情，就是把台灣重新放回兩岸、亞洲、世界的架構裡來看，而不要只是關起門來看台灣，「因為那會把台灣的路走窄、走險了，相信這不會是大家所想要看到的。」而要能這麼做，很重要的前提是，「我們可以對不同意見、不同立場的人，懷抱更多耐心和同理心，了解到社會本來就是由不同的人構成的。」

黃榮村舉了這次陽明山會議為例說，雖然與會的人大都彼此相識，但畢竟還是有觀點不同的人，因此，會議除了建立交換意見的平台和討論的氛圍，「還有一點很重要，是要建立一種『態度』，就是相信別人說的話是出自他自己真誠的相信，並沒有惡意，因此應該予以尊重。」平台、氛圍加態度，三樣缺一不可，也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會議激盪出很多美好的火花，黃榮村說：「這讓我相信，知識分子的火苗不但沒有熄滅，而且可以燒得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