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玉潔

中國作家不會再出於體制的豢養，這是毫無疑問的。作協、文聯是正在死去的機構，而中國大部分作家都失去了對現實的感知能力和穿透力，他們躲到鄉土、躲到歷史裡面，正如台灣作家朱天文所說：”幸好大陸的縱深夠，所以他們還可以再寫個三五年，可是最後還是要面臨現代性的問題。”

在他們之後，未來中國作家將會有兩個重要的來源：媒體和網絡。當然網絡也會被歸入媒體。那麼，我把媒體換為在平面媒體工作的記者，而網絡則特指在網絡上寫作、發表、並且傳播的作品。

做出這個判斷是由於記者這個群體對於當代社會有最直接的觀察和體驗，而平面媒體–尤其是雜誌正在面臨一個轉型，人們不滿足于粗糙的報導，開始琢磨如何寫作。在這方面，西方的非虛構寫作已經積累了成套的經驗，我們缺少的是把自己與非虛構寫作、以及”非虛構作家”這個身份聯繫起來、以期更長遠的人生規劃的自覺，當然，我們還缺少扎實勤奮的努力。

另一個鼓舞人心的例子是，大作家海明威、馬爾克斯都出身于記者，只是虛構寫作需要更大的才力。

而網絡則有可能催生新的創作形式。這是我每次在天涯社區看那些不知是真是假、然而分段精心、回貼又在增加著敘事的魅力的貼子時所想到的。像印刷術改變了我們的文化一樣，網絡的力量傳導到文化創造上，到底會產生出什麼新的東西？假如這種新東西和一種永?的力量–對於人性的關注的時候，偉大的文學就會出現了。

說這些是起因于這幾天在讀的《激蕩三十年》，這是晚到了的閱讀。兩年前的春天在杭州見到作者吳曉波，那種江南才子的伶俐，讓我開了眼界。往往在商界見到這樣的敏捷，如今我知道了運用到文化創作上是什麼樣的。

據說吳曉波剛剛到新華社時，不願寫官方新聞稿，于是雇了一個人幫他寫稿，自己滿中國亂跑做自己的採訪。有意思的是，他雇來的這個人發稿量也常常名列前茅。吳曉波不停歇地為自己採訪和寫作，終於寫成了《激蕩三十年》。

《激蕩三十年》以編年形式寫作了1978年以來的中國商業史，氣勢宏大，又引人入勝。你還記得大邱莊、禹作敏嗎？還記得三株口服液、太陽神……那個保健品小廣告滿天飛的時代嗎？還記得德隆唐萬新嗎？在股市慘跌的今天，人們還記得20世紀末莊家對中國股市的操縱嗎？回頭看這三十年，的確激蕩人心，不出現個把大作家，真是浪費了素材。

切近的歷史使人讀起來尤為感觸，但越是切近就越難以把握。在龐雜的事實中勾勒清晰的線索，需要很深的功力，也需要敘事的自信。正是在讀《激蕩三十年》的時候，我確信這是未來的方向，一種扎實、流暢的非虛構寫作在中國已經漸趨成熟。

如果說對於大背景的敘述體現的是把握資料的能力，那麼對於人物命運與性格的把握，更能見出一個作家的格局和境界。在作者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禹作敏的剛愎霸道，唐萬新的大膽想象……在每一年的敘事之後，都會有”企業史人物”的章節，看了各類跌宕起伏的”英雄人物”之後，我不期然看到了《白芳禮的支教公司》。

白芳禮是一個靠蹬三輪車為生的天津老漢，不識字，為人古道熱腸。從1986年起，他有感于貧窮孩子沒錢讀書，就每年把蹬車所得全數捐給學校。 1994年開春，81歲的白芳禮把整整一個寒冬掙來的3000元辛苦錢交給一所學校，校領導把全校教師和300名貧困生都召集到操場上，排成整齊的隊形，一起朝他舉手敬禮。從學校回到家後，白芳禮思量一夜，做了一個決定，把兩間老屋賣了，再貸點款辦個公司，賺錢支教。

這個瘋狂的商業年代和好心腸共同誕生的奇異公司，其實只是天津火車站旁邊的一個7平方米的小售貨亭。白芳禮把售貨亭交給伙計打理，自己照樣天天出車拉活。他說：”我出一天車總能掙回二三十塊，夠十來個苦孩子一天的飯錢。”支教公司開了5年。1999年，天津火車站進行整頓，所有商亭一律被拆除，”白芳禮支教公司”也不例外。那一次，老人哭了。2001年，88歲的老人無力再蹬三輪車，就在車站給人看車，把一角、兩角的零錢裝在飯盒裡，存夠500元就捐出去。2005年，93歲的白芳禮去世，他的私有財產帳單上是零。

讀到這裡，驚心動魄的商業史似乎安靜了一小會兒。眾多企業家為了利益、成功、個人夢想，起起落落成為歷史的主角，有朋友感嘆，似乎這三十年就是大人物的故事成就的，但作者能夠選擇這樣一個特別的”公司”記錄下來，像他一貫的立場一樣，超越商業，超越了成敗之爭，英雄之論，在過於亢奮的商業故事中，發出深沉的回響。這一描述無形中對以財富為中心的大人物構成了反諷，正如作者所引用的20世紀初美國首富安德魯?卡內基在遺言中所說：”死而富有是一種恥辱。”

本文轉載自《郭玉潔專欄》。2008.0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