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蕙仙

採訪對象：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所長夏鑄九

訪談主題：迎接全球視野下的知識分子新定位

「對知識分子來說，學院不是他自我封閉的領地（台灣還沒有形成象牙塔的條件），而應該是他參與、甚至是干預社會的基地，」夏鑄九說，學院是知識分子改造社會最自在、也最有條件的場域，「因為在這裡，你不只是一個人單獨去做什麼，而是有一群人具備專業技能與分析性知識，與社會的變動相接合，力道更強。」

透過課程規畫與學院的改革，面對全球資訊化、社會極化、空間隔離、生態危機、永續發展的挑戰等現實問題，夏鑄九以學院為基地，展開一方面是挑戰既有體制、改變既有狹隘的專業觀點，另一方面則是拉高學院專業「空間」可能的行動。他認為，知識工作者應該將自己的專業與社會發展的大方向結合起來，體現對在地的關懷，並有能力迎接全球視野下的專業新定位。

夏鑄九說，這需要兩個條件，第一是不能欠缺知識能力，這樣才可能掌握問題的要害、提出有意義的觀點；第二，要具備歷史縱深的視野，通過對歷史的認識，我們才有辦法認識自己，建構主體，也才有能力去思考未來的道路，夏鑄九稱此為「反身之鏡」。

依夏鑄九的觀察和理解，這兩點，台灣的知識界都嚴重不足。「台灣學術界正沒有自覺地在新自由主義的壓力下，以過於膚淺的標準建立學院裡的領導權。」夏鑄九說，所謂的過於膚淺的標準意思是指在學術領域裡也向市場法則看齊，要求竸爭、追求量化，表面看來似乎是為了增加生產力，「其實是透過制度的力量強化國家對知識勞動力的管理。」

夏鑄九說，在這種高度剝削下，第一是學術工作者過勞死，也讓他們「根本沒有功夫來管國家社會的事。」其二， SCI （科學引文索引）、SSCI （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行之過度，是不尊重不同學域之間的差異，「更傷害了學院本身的知識深度，讓知識分子沒有足夠的人文視野，同時，」夏鑄九認為，也大大削弱了學院的自主性，「十分地可笑，也是台灣學院的悲哀」。

此外，夏鑄九認為，台灣知識分子對歷史缺乏足夠的認識，「這形成社會面向世界新秩序一個很大的困難。」他說，現在最熱門的議題就是談自主性，但夏鑄九看到的台灣是，在國族認同的分裂下，「沒有面對中國的能力，沒有面對自身歷史根源的能力，更沒有建構主體性的能力。」嘆了一口氣，他說，中國的崛起是全球化年代全世界都關注的事，「台灣卻被綁在虛假的統獨議題上，加上過去長期反共教育造成的盲點，國族認同的分裂，藍綠兩分法，省籍論述的地方偏見，最後，導致排外性的本土主義崛起，台灣在全球化年代自限於一種認同政治所造成的內爆困境。」

社會學者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和薩依德（ Edward Said ）期許知識分子能夠在社會上形成一種組織性的批判力量，直接投身，以行動干預社會的改變，但夏鑄九認為，這種力量，目前台灣還不容易期待，「但是，至少知識分子總得是個關心公共爭議的公共知識份子，例如反戰、政治民主化過程中的執政與腐化問題、支持樂生療養院保存、關心弱勢的新移民、族群合諧、兩岸 …等現實議題展現參與的熱情，並且提出有反省、具批判性的觀點吧。」而發言、文字、辯論、論壇、參與等，都是可以實踐的不同方式。

這次在陽明山上，夏鑄九看見一種經過長久安靜後、知識界想要抒發的氣氛，「或許這會是個好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