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蕙仙

採訪對象：傳播學者、前政大校長鄭瑞城

訪談主題：公民社會的形成

「這兩天，把大家『關』在山上，針對社會重要的議題進行誠摯的論述與深入的討論，好像各門派在比畫文功」，這是一種良性的切磋和意見交換，鄭瑞城說他感受到、也找回了「知識份子的熱切心情。」鄭瑞城認為陽明山「閉門會議」很有意思，「在這個多元化的時代，每個人的專業都不同，我聽到了很多不同領域的真誠聲音和觀點，感受深、收穫多。」

鄭瑞城說，好長一段時間，台灣社會似乎少了一種「良知的聲音」，人們擔心，是不是知識分子消失了？但鄭瑞城的觀察是，在台灣社會由威權轉變到民主開放的過程中，「知識界有兩種心理，第一是，像『打倒萬年國會』這種目標明確而一致的重大議題沒有了，一時間讓人有拔劍四顧心茫茫的感覺，批判似乎暫時歇著了；其次，」鄭瑞城說，台灣畢竟還是個平和、溫情的社會，政黨輪替、新政府上任，很多人心裡也在想：「給他們一點時間吧。」就這樣，左等右等，幾年過去了，整個國家好像愈來愈亂，「大家心裡終究有了不安，覺得等待也應該有個期限，不能再不出聲了。」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給大家上了第一次課 ：更深刻體會良知的價值和期待的界限在那裡。

知識分子跟整個社會一樣，在台灣變動的過程中，自有其功課要做，因此「他所說的話或許並不一定全是對的，但一定是他的真心話，是他真實的感受和觀點，」鄭瑞城說，真誠而具有反省力、學習能量的知識分子「是整個社會的資產。」

鄭瑞城並且認為，知識分子的關懷與參與不只限於表達意見，也透過實際行動幫助社會促進「公民社會」的實現，那是自主、自由力量的呈現，也是多元、多向量的交會。鄭瑞城從比較廣義的角度來定義公民社會，認為這是一種基於理性與開放的原則，以公共利益為行動前提的民間力量的呈現；這些實際作為也讓人對台灣發展的可能，有了更多期待。

「解嚴至今是台灣公民社會的發展期，」鄭瑞城指出，在這二○年的時間裡，台灣社會一方面經歷著民主自由種種理念如何在實踐層次上更趨成熟的學習，另一方面，也運用在這過程中所釋放出來的自覺與能量，更多主動地介入、改造社會，「台灣公民社會的形成以及所關注的議題，已不限於政治領域，而呈現複合、多元的面貌。」

對於公民社會如何促成、協助、監督「民主社會」與「理想社會」的形成與運作，「雖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畢竟我們是已經走在這條路上了，也看到了一些成績，」他認為，在這條道路上，知識分子有很多可以使力的地方；透著肯定的口氣，鄭瑞城說：「促進社會向前發展，知識分子責無旁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