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蕙仙

採訪對象：傳播學者、香港城市大學傳播研究中心主任

訪談主題：知識分子也有民意的考驗

「知識分子既是公民，也是專家」，李金銓說。他們在專業上必須做出業績，對公共事務必須保持恒久的關懷和高度的參與。他坦承，在目前的學術環境下，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還是有不少人努力做。

李金銓在陽明山的會議感覺到「台灣的知識分子不愉快，很焦慮。」他認為，他們的挫折感與大環境的變化有關。李金銓指出，以前共同對付國民黨的威權統治，目標清楚；解嚴後，社會分歧，共識破裂，而知識分子又未必能主導言論的方向。如今大家都可以說話，除非知識分子有什麼卓見，社會也不會特別想聽。

而有些細緻的問題，諸如國家體制、憲政改造、經濟發展、文化延續，都需要專業見解，不單單陳述理念就夠了，而隔行如隔山，一般知識分子不見得能應付。加上媒體環境丕變，政客主導話題，媒體說客（「名嘴」）天天跟著政客的口水演繹，社會輿論一直圍繞著幾個狹窄的政治議題，例如統獨、藍綠等身份認同，別的一概不管，知識分子更插不上話，使不上力。

中國書生有論政的傳統，李金銓說，他們一方面很難擺脫「學而優則仕」的士大夫傳統，一方面又以西方知識分子「論政而不參政」的精神自許。這兩種典型其實很不一樣。李金銓說，傳統士大夫是朝廷的延伸，現代知識分子以新式學府安身立命，靠媒介建言，「不吃『朝廷飯』，生活有保障，應當建立獨立性，可以向政治勢力發聲。」隨著社會的多元化，讀書的人愈來愈多，現代知識分子已經喪失了古代士大夫那種「先驗式的道德優越地位」。他們的作為和發言，「都要經過『民意』的檢驗，要做得好，講得有理，人們才會聽。」

由於我們身上都流著儒家的血液，李金銓認為，「從政」和權力對台灣的知識份子總是有吸引力的，並不像西方的知識分子那麼保持距離，所謂「在朝為儒家，在野為道家，老年為佛家。」 他說，「論政是一種選擇，參政也是一種。」有的知識分子天生反骨，始終對當權持批判的態度，有的專家願意進入政府部門貢獻技能和知識，社會上需要這兩種人。知識分子陳意過高可能變得迂闊，專家太專可能視野和關懷太窄，兩個角色如何協調才是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