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英、實習生 孫林、陳星

鳳凰衛視主持人曾子墨與西藏緣分頗深，”去過西藏就會上癮”。然而，”這次去西藏，是我最想去的一次，也是最不舒服的一次”

2000年6月，曾子墨第一次去西藏，那時她剛從摩根士丹利辭職。　圖片由曾子墨提供。

曾子墨最新的故事發生在西藏。

3月14日深夜，香港，結束了工作的曾子墨準備和朋友一起喝咖啡。回到酒店換衣服時，她從CNN的電視畫面上看到了拉薩騷亂的報導。接下來，曾子墨在BBC看到了同樣的消息。確認消息無誤後，她搭乘第二天最早的航班飛到了北京。

當曾子墨趕到辦公室時，中央電視臺開始播發拉薩騷亂的新聞。在召集製作組開會的同時，給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採訪申請發出去了，去拉薩的機票訂好了。然而討論選題時，第一批去拉薩的記者被迫從機場返回北京。

接下來是漫長的等待。3月23日早上，曾子墨得到了國新辦外宣部門的通知，她可以去西藏了。西藏方面的宣傳部門也表示，歡迎鳳凰前去採訪。下午兩點，曾子墨和同事登上了前往拉薩的飛機。這使得她成為事發後最早抵達拉薩的記者之一。

“去過西藏就會上癮”

2000年6月，曾子墨第一次去西藏，那時她剛從摩根士丹利辭職。

此前，曾子墨在這個老牌的跨國企業裏工作了4年，從分析員做到經理。突然放棄這份待遇優厚的工作，無論是她的同事，還是遠在北京的父母和美國的哥哥姐姐，都感到吃驚和不解。

她的辭職與一本書有關。在香港去新加坡的飛機上，曾子墨翻開了棉棉的小說《糖》。在那本近乎自傳的小說裏，她看到一個上海女孩的另類人生：早戀、失學、離家出走、吸毒、同居、回家、戒毒、創作……

曾子墨一直是個乖孩子。1972年，她出生在一個知識份子家庭：父母是北京大學的同班同學，畢業結婚後兩人都在高校任教。父親在北京廣播學院教電視劇創作，母親在中國人民大學教中文。曾子墨是家裏最小的孩子，哥哥比她大9歲，姐姐比她大11歲。

從小到大，父母對她和哥哥姐姐惟一的要求是在考大學時，報考理科專業。這個要求與父母的人生經歷有關：因為母親家庭有國民黨背景，在1949年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學文科的他們吃夠了苦頭。

1991年6月，19歲的曾子墨從人大附中被保送到人大讀國際金融。其時，讀電腦專業的哥哥姐姐已經到了美國。在同學為高考忙得熱火朝天時，已經踏入了 大學校門的曾子墨在家裏閑得發慌。父親看她無所事事，建議她考託福提高英語水準。忙了一個月，她自己也沒想到，自己考了660分，成為那年北京託福考試第 一名。

1992年，曾子墨到美國達特茅斯大學攻讀經濟專業。和所有內地留學生一樣，從英語交流到論文寫作，她花了兩年時間來適應美國的教育。等到一切沒有障礙的 時候，她開始忙工作和實習。幾乎沒有費什麼勁兒，她順利地進入了美林證券實習。惟一的努力是在畢業找工作時，使出渾身解數的曾子墨，考進了包括摩根士丹利 在內的3家投資公司。

華爾街白領麗人的生活，穩定、體面的收入卻不能讓她的內心安寧。”那段日子，看不到太陽升起和月亮落下，經常呆在辦公室裏，忙到淩晨4點鐘，才離開辦公 室，回到家裏眯上一兩個小時，換件衣服梳洗一下又去了辦公室。在回家和上班的路上，陪伴我的就是路旁的路燈。”曾子墨說。

雖然連續被評為優秀員工，工資卡裏的金額也不斷在上升，但是錢帶給曾子墨的滿足和快樂並不長久。中午在咖啡廳裏吃飯，看著同事談到錢時放光的眼神，她覺得 那只是一些枯燥的數字。工作兩年後，曾子墨從紐約摩根士丹利總部到了香港分部。從此，她回家的距離近了，可以在週末回北京看爸爸媽媽了。但工作環境並沒有 因為地理變化而改變，由分析員升為獨立操作項目的經理後，她對辦公室-飛機-酒店的生活厭倦了，重複的工作也不再讓她有新鮮和興奮。

棉棉的《糖》讓她有了辭職的念頭。”我覺得棉棉特別酷，她選擇了一條和大多數人不同的道路，直到成為一個作家。這個世界上有許多種活法，我幹嘛不為自己選擇一條道路呢？”

回到香港，在工作沒有下家的情況下，身心疲憊的曾子墨就向老闆遞交了辭職信，還放棄了一筆不小的年終獎金。因為”我覺得一刻也不能等了”。在整理完辦公室後，她訂購了一張去西藏的機票，揮別了摩根士丹利工作的4年。

去西藏的心情很純粹，就是去散心。在一周多的時間裏，曾子墨一個人背著旅行包走街串巷，”第一次去西藏，什麼都想看，什麼都看不夠。”

當時她對西藏的歷史和現實並不是很瞭解，只是覺得西藏特別美，跟其他地方不一樣。曾子墨記憶最深的是大昭寺收門票的一個小喇嘛，”他十三四歲的樣子，一臉 孩子氣。他一邊收門票一邊學英語–《許國璋英語》，特別專注。我問他幾歲來的，怎麼來的，為什麼學英語。他跟我說也不為什麼，就是大家都在學英語。”

曾子墨不以宗教為心靈寄託，但”對藏傳佛教相當尊敬”，從西藏回來後，她開始有意識閱讀與西藏有關的書籍。這些書籍大多來自海外、港澳臺。書中往往會傳達 一些聞所未聞的事情，民族的、宗教的、歷史的、國家的……”我倒未必當作信史來讀，但至少覺得那些話題特別有意思。那些話題不僅在中國存在，任何一個多民 族的國家和地區總要面臨這些問題。”曾子墨強調。”去過西藏就會上癮，就總想去。”至今為止去了多少次藏區，曾子墨已經記不清楚了。她一直想去的地方是阿 裏，不過那至少需要三個星期，”以後再找機會吧。”曾子墨說。

比央視慢，比外國媒體快

2000年秋天，曾子墨結束了西藏孤身之旅，回到北京。準備去時尚雜誌從事管理工作的她，接到了鳳凰打來的電話。剛上市不久的鳳凰，希望她負責投資業務拓展工作。

厭倦了與數位打交道的曾子墨在與劉長樂洽談工作、薪水時，表達了自己希望從事電視製作工作的想法。雖然做主持人的薪水比摩根士丹利的薪水少得多，但她還是 抓住了機會。當時，鳳凰資訊台正在籌備，需要財經節目主持人。看在認識曾子墨爸爸的份上，劉長樂給了她試鏡的機會。

雖然不懂編輯、剪片、採訪，但書卷氣濃氣質甜美的她坐在鏡頭前，倒也落落大方。面試的結果是，鳳凰的台長王紀言把她列為了候選主持人。經過兩個月的電視制作惡補，2001年1月，曾子墨成了新開播的鳳凰資訊台《股市直播室》的主持人，一天三次與觀眾見面。

不久，為發揮她的強項，鳳凰為她量身打造了《財經點對點》。很快，有著專業背景的曾子墨在剛剛興起的財經新聞領域脫穎而出如魚得水。工作了一年不到，就獲得了2002年的”年度最佳財經類節目主持人”的獎項。

因為收視率一直提升不上來，《財經點對點》在鳳凰得到的支持並不多。最後，轉型中的《財經點對點》將目光慢慢延伸到了經濟背後的社會民生問題上，幾乎是立竿見影，節目的收視率和社會影響一下子就上來了。

於是，在《財經點對點》基礎上誕生的《社會能見度》正式亮相。

和與名流打交道的《財經點對點》不同，整天上山下鄉的《社會能見度》讓生長在城市裏的曾子墨看到了一個真實和複雜的中國。

《社會能見度》的第一期節目是《大邱莊》。時隔3年，這個不太成功的節目差點被她淡忘。”當時我們主要是想去看看，過了那麼多年，沒有禹作敏的大邱莊變成了什麼樣子。禹作敏時代的部下和家人都不願意接受採訪，因此這個片子變成了一個體驗觀察片。”曾子墨回憶說。

從2005年至今，曾子墨和她的同伴們走出了演播室，深入到她從未去過的城市邊緣、山村鄉野，用眼睛和鏡頭打量、記錄轉型期的中國大陸。她去了孫大午父母住的小村，和他們一起分享被蒼蠅圍繞叮咬過的晚餐；前往河南愛滋病村，與愛滋病人握手擁抱……

這些經歷讓一直在城市裏長大的子墨認清楚了她腳下的土地。”我從未想過，在上海、北京、香港這樣靚麗的現代化中國外，還藏著一個正在痛苦呻吟的中國。雖然在一個國家裏，距離很近，卻遙遠得像完全不同的星球。”

除了逼近現實，她還把目光投向被掩蓋的歷史。離甘肅酒泉三十公里的地方，有個叫夾邊溝的林場。1957年反右鬥爭開始，夾邊溝成為接納戴帽右派的勞教農場。

在作家楊顯惠的幫助下，曾子墨找到一個當年靠吃屍體活下來的人。”他跟我們講怎麼樣把一個屍體拉出來，用刀把人身上的肉割下來，怎麼煮怎麼吃。他講得非常詳細，採訪完了，他邀請我去他家吃晚飯，我們當時趕著採訪，不能跟他一起吃晚飯。結果老人哭了起來。”

最後，老人講述的這些細節未能播出，但3集紀錄片《夾邊溝》播出後，社會反響仍然巨大。

為了節目能夠順利播出，《社會能見度》開始在製作手法上求變，只客觀呈現新聞事實，對背後問題的探討越來越少。曾子墨的新書《生命之痛》內容就來自《社會能見度》，與講述自己的《墨蹟》一書不同，《生命之痛》講述的是”他們”。

身在鳳凰的曾子墨很羡慕央視在國內的地位。作為境外新聞媒體，他們只能獲得國新辦的許可後才能開始採訪，這讓她覺得不公平。不過話說回來，相較國外媒體，鳳凰的優勢還是明顯的。

廢墟中的友愛與隔閡

西藏出事了，《社會能見度》當然不能缺席。

一下飛機，曾子墨一行就直接打計程車趕往北京中路上的以純專賣店。雖然離3月14日的騷亂已經過去了快10天，但拉薩街道上行人稀少，映入她眼簾的是一處處被火焚燒的建築。

在3月14日的騷亂當中，以純專賣店被打砸搶以後，這個小店又被縱火化為灰燼。躲在店內的次仁卓嘎、楊東梅、陳佳、何欣欣、劉燕5個年輕的營業員被活活燒死。當曾子墨趕到已成一片廢墟的店鋪前，她們的照片在廢墟中默默地向路人微笑。

曾子墨採訪了陳佳的父親陳軍，接受採訪時他一直在哭。這個和女兒同樣在拉薩打工的父親，一路上哭著說服了在大街上戒嚴的員警，步行4公里，走到了女兒打工的商店。當他把女兒遇難的消息告訴妻子時，妻子傷心都來不及就昏倒在地。

在拉薩市區爆發騷亂的第二天晚上，離拉薩市約二十公里的達孜縣也發生了打砸搶。3月15日晚上，一群人縱火焚燒一家嘉陵摩托店。店主夫婦和他們7個月大的嬰兒，還有兩名幫工在大火當中全部死亡。

曾子墨到達現場的時候，她看到警方正帶著縱火嫌疑犯在現場。被燒死的店主梁智偉一家來自河南，在拉薩從事摩托車修理和銷售已經有兩年。他們的大兒子在老家念書，小兒子是去年冬天出生的，被燒死的時候，還不到8個月。

因為服務態度好，梁智偉的摩托店買賣在當地最紅火。曾子墨在現場看到，這條街上另外一排店鋪也遭遇過大火。帶嫌疑犯來現場的員警告訴她，這些房子已是危 房，也快要倒塌，讓她不要靠近。曾子墨拿出自治區宣傳部門的採訪證明，員警客氣而堅決地說，他們歸拉薩市管理，需要看到拉薩市的批准。

這次採訪沒有專人陪同監督指導，但還沒有自由到曾子墨希望的那種狀態–曾子墨和助手可以帶著攝像機和麥克隨便走動。也許是為了公共安全，很多居民區沒有當地身份證不允許進入。曾子墨還想見被逮捕的打砸搶者，最終未能實現。

到目前為止，拉薩騷亂導致的傷亡數字還無法精確統計。曾子墨從西藏120急救中心負責人、西藏人民醫院院長丹增那裏瞭解到，從3月14日當天，120急救中心的7輛救護車共出動95車次，接回病患285人次。

曾子墨帶著鮮花到醫院看望因保護漢人被石頭砸傷的洛次醫生。3月14日晚上，接到搶救任務的洛次醫生乘坐救護車在去吉崩崗派出所的路上，遇到了一位抱著孩 子呼救的漢族中年男子，他趕緊讓他們上了車。小孩保住了性命，父親也安然無恙。到了醫院後，被打成骨折腦震盪的洛次也躺到了病床上。

在接受曾子墨採訪時，洛次醫生哭了：”我特別想知道拉薩街上是什麼樣子，在我的印象裏面，拉薩應該是很美的。但是我從電視裏面看到，被燒毀的商店這種情況，真的，自己心痛得很。”

除了採訪焦點事件、焦點人物，曾子墨特別留意人們無意中的隻言片語，她覺得那些話也許比對著攝像機和麥克風時的表達更能說明問題。

以前去西藏，曾子墨曾在寺廟裏坐下來和僧人們一起上課，有過坦誠交流的經驗。”一些僧人很分裂、很困惑、很迷茫。這次事件過後，我覺得這種情緒也許不止在 寺院之中。有穩定收入的人基本上都反對騷亂，我認為他們的表態是發自內心的。而在社會發展進程中沒有得到任何好處的人大概就不同了。”

這次入藏曾子墨更多遭遇到的是沉默，”也許是因為我們帶著攝像機和麥克風吧。”她說。主動表態的也有，一位藏人說：”（打砸搶燒）那是千分之一的雜種幹的。”然後再不肯多說。

沉默的不僅僅是當地人，一位經歷過騷亂的美國人也不再接受採訪，他在電話裏告訴曾子墨，除非老闆同意他才說話。

曾子墨感到，藏人與漢人、回民之間，尷尬與戒備情緒似乎比以往明顯，不過人與人之間的天然友愛更讓人動情。很多普通藏人向生命受到威脅的漢人、回民伸出了 援手。嘎瑪古桑街大火燃燒起來後，李傑一家人處在危險時刻，隔壁鄰居的藏族阿姨，給他們悄悄搭梯子，讓他們下來躲到自己家裏，給他們穿上藏民族的衣物。

在藏仁路開店的回族婦女馬海吉珍，在大火燃燒前帶著孩子從店鋪裏出來，哭著跑到她認識的藏民朋友家門口，一位藏民大叔把她和孩子拉了進去。馬海吉珍在這個陌生的家裏住了4天，直到局勢平穩才離開。

“任何媒體都該就不實報導道歉”

3天后，曾子墨離開拉薩時，國新辦組織的19家媒體乘坐的專機剛剛抵達拉薩。”其實騷亂中有許多普通人的真實故事，他們的遭遇非常感人。”曾子墨對南方周 末記者說，”你站在那些被燒的房子前，你就會明白發生了什麼，每個人心裏都有一桿秤。你要是封閉起來，就會很被動。”

事後，海外有人說騷亂原因是中央撥給西藏的款項被地方扣了，又說被燒死的無辜女孩從事的是色情行業……”為什麼要等到別人用謊言攻擊你，你再逐一反駁 呢？”曾子墨說，我們應該反思的是，如何加強新聞報導的透明度，也應該思考新聞的話語方式–人性化的表達特別重要，政論式的宣教已失去作用。

對於海外某些媒體的做法，比如對照片進行PS處理，曾子墨的定性毫不含糊：”這是不符合事實的報導，任何一個媒體都應該道歉，這跟言論自由沒有關係。言論自由，不代表你可以告訴大家不真實的、錯誤的資訊。”

CNN某主持人說中國人是呆子和暴徒，曾子墨認為，”他已經喪失新聞人的基準。作為一個新聞人，你不可以有種族偏見。”

海外如何如何都是次要的，況且西方也不能夠一概而論，刻意針對中國或中國人攻擊未必沒有，但絕不是全部。曾子墨說，表達尊嚴訴求時也許更應該自省，過度高漲的民族情緒帶給我們的到底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