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正修

川北的百年強震至今將近72小時，從網路與境外媒體的評價中，中國政府展現了極高效率。現下仍有數萬同胞仍在土石瓦礫中生死未卜，此時談搶救之外的事未免緩不濟急。誠然震災的搶險的確是爭分奪秒的決戰，但災後重建卻是社會整體的持久戰。必須有配套的改革議程，災後重建才可能成功。

災難不只考驗政府，其實這場地震也試煉著中國的公民社會。在救災前期，真正能有貢獻於第一線的必然是少數專業人士與強制紀律的部隊，非災民的廣大公眾若不想只安於當一個觀眾，公民社會就必須有想像力與實行力，以下僅建議三點：

首先是災後重建的情境想定(scenario)

古人常云:禍不單行。震災之後可能伴隨土石滑坡與疫情流行，更令人擔心的還有即將而來的長江汛期與水庫安危。與震災同行的還可能有物價高企，關鍵材料囤積，有行無市。重建時必須謹慎處理土地的問題，過程中還要避免人謀不臧…。

每個社會都會有其特殊的方式回應重大的挑戰，也都有其強項與待學習的地方，狀況想定越有現實感，社會自我實踐的能力也就越強。此事必須集眾人之智，自然不能只靠首長與其智囊。

可以想見的是，當八月奧運舉辦時，災區必然還是百廢待舉，屆時是一邊慶祝一邊流淚呢?還是可以有結合重建與奧運的新想法?北京原來的劇本有無更改的彈性?更為關鍵的是:全世界都會以災區的重建，而非奧運的金牌數來衡量中國。

其次是反省國家的角色與限制

震災中的政府得到緊急的授權，可以調動一切資源並限制人民日常的自由，然而緊急權力是個古老的概念，兩千年前的羅馬設有執政官(直譯是獨裁者)的制度就是國家為了面對存亡 授予治理者極大的權力作出決斷。

但是如何授權?期限有多長?可以做那些事?這些都需要公民同意，並且以法律的形式體現。過與不及都非民眾之福。 日本社會對於災難有強大的共識與基礎建設，但1995年阪神地震時，卻因為拘泥於地方首長的副署，而使自衛隊延遲進入災區。

強大的能量與決心是中國政府救災的強項，但政府既非萬能，也不可能長期集中力量於一區一事，在災害搶救上，國家力量絕對是先行且主導的，但在重建中，民間的企業與非營利組織才是關鍵，其中又以組織化的宗教團體表現最為突出。

在台灣9。21震災中，民間團體發揮了政府所沒有的耐力與細緻，而大陸對應的部份卻仍在發育之中。

其三是善用連結國際與網路

跨國合作的目的不只在救急與物資供應，而在於取信於國際與互相學習。切勿把全球知名的非營利組織當成政府的延伸，他們是歐美公民社會的展現，也許價值觀未必與中國的民意合拍，但起初衷與實績倒還禁得起檢驗。中國需要這種軟實力就像需要大飛機一樣殷切。

以印尼亞齊為例，海嘯帶來超過二十萬人的死亡。但國際的調停協助，使得亞齊打開獨立內戰的死結，走向重建之路。

此外，正確及時的資訊只是傳媒第一步，網路在救災上的潛能仍有待開發，如動員公眾協尋失蹤親友，安慰家屬，媒合認養學童等。而在重建的過程中，也可以迅速地獲得資訊，從政府的角度而言，公開資訊可以降低的貪污，以權謀私的疑慮。

至於非災區的朋友，我的建議是別急的現在去災區，先關心你我身邊災民，家屬與四川友人。或許可以對自己許下承諾，在一年內要去災區從事志願服務，並對西南與山區少數民族的處境付出心力。這場地震真正嚴峻的挑戰是災區經濟的蕭條，而重建的大敵是公眾的遺忘。

災難裏孕育著社會進步的可能，災難也可能拆解的原來的社會對立與藩籬，1935年，台灣發生百年不遇的大地震，死傷數以萬計，但日本殖民政府卻善用這個機遇，試圖在救災的過程中，強化日台一體的認同，化解統治的矛盾，並在隔年開辦台灣的地方選舉。此刻正值漢藏之間信任不足之際，但願汶川的災難成為走向民族和解與社會進步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