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淡水暖

胡錦濤主席在抗震救災還在緊張進行搶險的階段，到生產帳篷的企業視察，釋放出一個信號，中央已經在為下一步災後重建佈局了，然後傳來21個 省市對口支援災區各個市縣的災後重建，目前還處於“臨時住房”階段，而災後重建卻是更加漫長的道路，有專家預言，可能需要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災後重建是 一個非常龐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各路“神仙”獻出各自專業領域的高招，需要高度的統籌眼光和技巧，當然，首要的是有一個整體的架構。

草民這兩天看到兩則新聞，覺得對災後重建按照什麼思路走很有啟發。

其一，5月28日，《北京晨報》有一片報導，題為“地震波威脅地產行業 引發樓市五大猜想”，文中說道“不可否認的是，此次四川汶川大地震的震波已經跨越了自然現象，給整個中國房地產行業帶來了可能致命的衝擊。…地震之後，成 渝地區的房地產公司股價迅速下跌，一些全國性房地產公司股價也出現波動。…在其(易憲容)看來，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很可能會使受災區域幾年之內不會出現商 品化住房市場，包括外地房地產開發商、住房投資者都會逐漸退出，使土地和住房需求迅速出現雙降局面。”

無論易憲容先生的說法是否“內行”，應該看到的是，所謂“土地和住房需求迅速出現雙降局面”準確地說是指按市場化思路解決災民住房需求的路是死路。 相反，災後重建的第一要務之一就是解決受災民眾的永久住房，安居才能樂業，目前所知道的規模是1400萬人口被轉移，“土地和住房需求”絕不應該是“迅速 出現雙降局面”，而是極度的需求膨脹。但是，市場化的房地產是要賺錢、賺大錢的，面對這麼龐大的、絕大多數幾乎已經傾家蕩產的住房需求者，資本冷酷的一面 就會充分表達出來，這與房產商救災捐款是兩碼事兒，平心而論，沒有讓市場化資本賠本的理由，說不通。

其二，前幾天晚上看央視的“抗震救災”專題節目，看到北川縣上游因為地震形成的唐家山堰塞湖有潰決的危險，政府和軍隊動員受威脅區域的農民撤到高 出，並派民警和公務員值班，防止農民返回，一位鄉鎮幹部無奈地說，有些農民還是不顧勸阻，從小路繞道偷回家中，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放不下自己家中的牲畜， 特別是大牲畜（牛、馬、豬等），這位元鄉鎮幹部對記者說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構想：要麼按照以前（人民公社）時期的大隊、生產隊為單位，派人輪流餵養這些牲畜， 有組織地安排，避免混亂。

這其實是對農業集體化優越性的一種本能的反思，在災難面前，小農經濟的脆弱性是天生的。記得央視的報導中，一個村莊的農民住在防震棚裏，大家組織起 來，吃“集體伙食”，輪流做飯，還有政府出動農業機械免費幫助受災農民收割夏收作物。大量眼前的事實說明，抗震救災，災後複建，小崗村道路可能走不通，如 果不講互助合作，一盤散沙，各人顧各人，一些傷亡重或者財產毀滅性損失的家庭，也許就站不起來了，所以，那位鄉鎮幹部不是“忽然”間想起“大隊”、“生產 隊”，而是記得了原先的好的一面。

災後重建，一是恢復生產，搞生產自救，二是重建家園，求安居樂業，這兩條看來還是需要一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模式，才能最大限度地把國家、社會為災區 提供的重建資源效益普遍化，災民收益最大化，在災難面前，是需要吃點“大鍋飯”，公平第一，民生第一，發財靠後。當然，有人會說靠“看不見的手”會更有效 地“配置市場資源”，但別忘了，市場規則中的殘酷競爭，弱肉強食在災區重建中不應該有“市場”。

而且，有一個重建的範本——唐山可以借鑒，唐山的重建，是社會主義舉國體制下的一個奇跡。唐山市委書記在“談震後重建5點經驗和3大遺憾”中列舉 “來自全國各地的近20萬建設大軍投入震後重建，每年建設250萬平方米的建築。…震後新唐山的恢復建設分為4個組團，這種規劃模式和美國洛杉磯組團式城 市佈局相類似。這樣安排，考慮到了未來城市發展的人口需求，交通路網、基礎設施都具有較高水準。”，在這個範例中，沒有市場化的“市場”參與，速度高、效 果好。

第一，災區重建的最大專案是災民永久性住房的建設，在城市，應該是統一規劃，統一施工，統一分配，恢復住房按公益性廉租的模式建設和分配，先解決所 有的人“居者有其屋”的需求，在住房面前人人平等，土地資源、公共配套資源有限，不可能滿足倚仗權力、金錢多吃多占的奢求。正好實行一種“每戶一套房”的 政策，最大限度發揮社會資源的效用，災區有餘錢的人，可以把財富投資到生產、創業領域。

第二，災區重建的最大專案是建築行業，應當組織大量符合公有制特徵的建築單位，按照鄧小平的分類，所謂公有制“一是全民所有制、二是集體所有制”， 首先，這樣的單位不以盈利為目的，以保證品質、保證進度地完成房屋建設為目的。其次，建築行業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正好解決當地失業人員，特別是農村剩餘勞 動力的就業，把重建的人力開支最大限度地花在災區勞動力身上。還有一點，這些在震災中遭受過切膚之痛的人，會更加珍惜參加重建的機會，更加看重建築的質 量。

雖然說，在重建資金中有一部分是民間捐助的，其中相當部分是民營資本的貢獻，但草民想，這正是一種社會責任感在災難面前的喚起，民族意識在危機前的迸發，想必這些捐助者也不認同他們的愛心貢獻，會成為另外一部分人盈利的機會。

在成本控制、腐敗控制方面，唐山的經驗可以借鑒，“在災後重建過程中，所有救災財物的管理都井然有序。大地震後，中央財政撥款高達40億元，沒有出 現一起使用不規範的行為和貪污現象。近日，唐山市檔案局的工作人員查閱當年檔案發現，32年前的災後重建就實行了統一採購、多家建設，令人讚歎。”，最 近，成都實行了公開招用群眾監督員，監督救災錢物的發放，體現了一種群眾監督的思維，這也是共產黨群眾路線的一種複歸。

第三，農村也可以走集體化道路，組織起來，分工合作，就像原先的大隊、有農業隊、副業隊，有專門種糧的，有組織起來以集體模式到城市參加重建工程 的，也可以組織起來參加其他行業的勞動，糧食、勞動收入實行比較公平的按勞分配，還要照顧重災、孤殘家庭，增強農村基層單位的凝聚力。還有農村的重建，正 好按照統一規劃的模式，科學選址，避開潛在危險，節約土地資源，有利環境生態，便於保證衛生，也就是說，走集體、統一、有序的重建模式，在“新農村”的 “新”字上做文章，比如靠集體經濟富裕起來的華西村、南街村的住宅建設，就頗有城市化的風格。

總而言之，在大地震造成的災難面前，不妨多借鑒中國古代民間的“一枝筷子易折，和一把筷子不易折”的樸素道理，多搞合作，多講互助，淡化爭奪，淡化傾軋。等社會走向正常了，公共財富積累多了，再來單幹，再來轉制，再來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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