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歲了，Monica對上海的歸屬感越來越少–她喜歡這兒，但她不覺得自己屬於這兒。她把原因歸咎於自己的性格，她從沒有太努力地去爭取任何事情，也 因此只得到了僅夠維持生活的現狀。現在，她越來越不滿足於在上海的生活，期待改變…

文◎胡賁

全國哀悼日三天，火炬離上海最近的日子裏，Monica開始回望她的上海。她來自黑龍江，在上海工作、生活了8年。”生活在上海這個城市，會讓你忘了還有人過著那樣的日子。”她說。

她說的不僅是四川地震的災區，還包括從報紙上看到的其他人的生活，從黑磚窯到涼山童工。”我們公司食堂裏，每天丟掉的飯菜有兩手推車，給他們的話，都可以算是美味了。”她說的時候很平靜，這次四川地震，她很揪心，也捐出了一筆不小的數目，但她沒 有哭。8年以前，她剛剛到上海的時候，在公車上讀到《南方週末》的煙臺海難報導，她淚流滿面，哭得不能自已。

在當代中國的敍述中，”上海”經常與”白領”聯繫在一起。上海移動會給每個新到上海漫遊的手 機發去短信：”歡迎您來到時尚之都上海”。這裏有著全國密度最高的寫字樓，裏面工作著全國密度最高的白領們，寫字樓底下是全國密度最高的連鎖便利店。他們 中大多數人每天的工作時間都超過10個小時。中午，他們會三三兩兩地從密度最高的寫字樓進入密度最高的便利店，買些盒飯優酪乳，一邊吃飯一邊聊天，然後回去 繼續工作。2007年北京師範大學的一個調查表明，上海的”白領”們，70%存在”過勞死”的威脅。

彼得‧德魯克說，現代資本主義的一大特點是，由於價值創造的重心從藍領工人轉向管理者和知識工作者，藍領工人們的工作時間越來越短，而”白領”則被迫不斷延長工作時間。在我們這個為積累財富而瘋狂的國度，藍領們依然在生產線上氣喘虛虛，白領們在電腦前也熬得面色蒼白。

Monica是這萬千白領中的一員，她每天早上6點起床，趕公司的避高峰班車從浦東到郊區的 公司上班。理論上下午四點下班，但她很少7點以前離開辦公室，週末也經常加班。”八小時以外，有一半的時間屬於八小時以內”。這樣的日子，她已經過了4 年。她在公司負責現金流控制，現在已經是這方面的老手了，”多少年的陳年老賬，一直對不上的，只要努力一下，就對得一分錢都不差。”她沒有自豪，而是一臉 的疲憊。

但她還是熱愛這座城市。在這裏她找到了公平，只要你努力，就能有體面的工作和收入。她找到了寬容，”我在上海見過最醜和最美的人，他們都在這裏過得很好。”她感受不到傳說中的上海人的排外，”我們公司裏，管理層和辦公室裏絕大部分都是外地人，生 產線上反而是本地人多。”這裏乾淨，整潔，現代，時尚，這裏是她家鄉的反面。

作為中國第一代獨生子女，1978年出生的Monica從沒有遇到過什麼大風浪。從小她的父 母就寵著她，從沒有為物質發愁過，工作了也幾乎從不關心錢夠不夠花。在生命的前25年裏，她只關心愛情，友情和親情。”房子，車子，這些物質上的條件總覺 得是順理成章的。”她回憶說。

隨著年紀增大，Monica自己的”順理成章”都還沒實現，婚姻反而”順理成章”地成了Monica媽媽最大的心病，幾段失敗的感情之後，老太太看不下去了，專程為了此事從老家來到上海，幫助女兒尋找姻緣。甚至去了人民公園–這是上海的父母相親場所。

“太高，將來會看不起我們兒子的。”Monica身高168cm。

“我們只找本科以上學歷的。”Monica在西安混了四年大學中的三年。

“有沒有上海戶口？沒有上海戶口免談。”Monica的媽媽只能搖搖頭。

“越發失去年輕，美貌等資本的時候；越有了獨立思想、成熟的人格，反而越清醒自己的選擇目標，也就更難找到物件。”她本人倒是並不著急。

她喜歡讀書，也會去參加各種活動，旅遊，打羽毛球，游泳，騎馬。她身邊的人也都差不多，她可能更羅曼蒂克一些–在西湖旅遊時，她把腳放進西湖清澈的湖水 裏，然後就這麼躺在湖邊；下大雨的時候，她會沖進雨裏把自己淋濕。”周圍的人，甚至當時的男朋友都不能接受，認為我是瘋子”。她們後來分手了。

無論就全國還是上海的範圍來說，Monica的收入都絕對在中位數以上。直到兩年以前的感情失敗，她才開始審視自己的生活，買房自然是望洋興嘆，生活條件再要有所改善也很難。”很多人都是這樣，外表光鮮亮麗”。這句話，她重複了好幾遍。

沒有人做過這方面的調查，但如果把全中國所有人按照收入排名，除了前20%的人以外，全國的 人都有著和她一樣的憂慮，唯一不同的是，他們穿著不一樣衣服，出入不一樣的餐館。Monica甚至羡慕老家的農民，他們有自己的土地，住在自己蓋的房子 裏，守著莊稼和家人–儘管她的月收入是這些農民的好幾倍。

延安路高架兩邊鱗次櫛比的寫字樓裏，到底有多少人和Monica一樣呢？上海這座光鮮亮麗的 城市早就將自己掏空給外地人了，但除了少數的幸運兒，大部分人只能參與這場盛大的party，沒有心情，也沒有能力坐下來享受，他們只能眼巴巴地望著節節 攀升的物價和房價，跌宕起伏的股價。專家和官員們告訴Monica，期待每個人都買得起房子是不合理的。

30歲了，Monica對上海的歸屬感越來越少–她喜歡這兒，但她不覺得自己屬於這兒。她把原因歸咎於自己的性格，她從沒有太努力地去爭取任何事情，也 因此只得到了僅夠維持生活的現狀。現在，她越來越不滿足於在上海的生活，期待改變–父母的年紀大了，獨生子女的她是否應該承擔起”反哺”的責任？工作越來越缺乏挑戰性，每天機械地重複著爛熟於心的流程，她要不要放棄這些”沒有意義”的工作，去 教書？去當志願者？現在，她還沒有答案。

Monica讀書的時候並不是個好孩子，也從不關心政治，但現在她試著去理解，到底是什麼原 因讓她”順理成章”的想法成為泡影。她開始閱讀網上的各種意見。去年，她遞交了入黨申請書。這和利益的考量無關，在一家合資公司，黨員並沒有什麼現實利益。她的朋友問她說：”你覺得你真的瞭解他們嗎？”Monica說，”我覺得我理解”。

她的思想小結沒有通過，直到現在，她還只是”入黨積極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