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性政變案的特色，不在於被批評者（連宋）的身分，而在批評者（陳水扁）的身分。一個國家元首、三軍統帥，掌控情治單位，擁有全國最強調查權的 人，在批評指控他人時，豈能肆無忌憚言而無據？總統或其他大官涉及妨害名譽責任時，應該負擔比一般人民甚至新聞媒體更重的舉證責任，而不能以言論自由為名 輕易免責…

文◎廖元豪

最高法院在本月五號駁回前總統陳水扁在「柔性政變案」的上訴，陳水扁敗訴確定，必須負起民事侵權行為的賠償責任。這是一個重要且具指標意義的案例，可讓我們體認：言論自由是為了保障一般公民對有權者及公共事務勇敢批判，而非保護有權勢者信口開河。

表面看，這個案子沒什麼爭議：陳水扁指控連宋在二○○四年總統大選選輸後，勸說許多將領稱病退休，搞「柔性政變」。在連宋提出妨害名譽訴訟後，陳水扁堅稱指控「有所本」，但卻又拿不出具體證據，因此一審敗訴。

二審時則提出前國防部長李傑簽署的一份文件當作證明。但法院一方面認定這份證明是「事後提出」，所以無法作為陳水扁「當時」指控連宋的依據；另一方面也發現這份文件根本沒有提到連宋二人。所以呢，從頭到尾，陳前總統對連宋二人的指控都無憑無據。不但不合事實，根本連「捕風捉影」都說不上-沒「風」也沒「影」。

即使依據大法官釋字五○九號解釋，發言造成他人名譽損害的人，也必須「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陳水扁在這個案子中，的確無法證明他哪來的「相當理由」。這樣的案子，敗訴似乎是天經地義的。

不過，言論自由的倡議者，可能會質疑：連宋是公眾人物，他們的名譽權需要受保障嗎？批評公共事務或公眾人物，不正是言論自由的核心嗎？

在我看來，柔性政變案的特色，不在於被批評者（連宋）的身分，而在批評者（陳水扁）的身分。一個國家元首、三軍統帥，掌控情治單位，擁有全國最強調查權的人，在批評指控他人時，豈能肆無忌憚言而無據？總統或其他大官涉及妨害名譽責任時，應該負擔比一般人民甚至新聞媒體更重的舉證責任，而不能以言論自由為名輕易免責。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之所以從一九六四年開始，逐漸對於誹謗言論提供較多保障，其實有一定的時代與制度背景。

一方面，美國南方政府與警察單位往往用妨害名譽訴訟來鎮壓、嚇阻民權運動；另一方面，媒體與社運團體不像司法機關一樣有強制調查權。因此，為了確保民權團體與一般公民能勇於批判政府，法院把舉證責任移到政府官員或公眾人物身上。

換言之，美國法院不希望國家的主人（人民）在批評公僕（官員）或有權有勢的公眾人物時，還得如履薄冰戒慎恐懼。只要不是全然無的放矢，「民罵官」幾乎都可免於誹謗責任。反之，在政治倫理尚有一定水準的美國，毫無依據的「官罵民」，似乎難以想像，因此也鮮少案例。這個背景，與今日台灣大官與人民相互對罵的場景，顯然有頗大差異。

大法官釋字五九號解釋讓所有人的言論，都可以有條件地豁免於誹謗罪責，這其實也欠缺對「發言主體」或「權力關係」的探討。與政府高官相較，沒有強制調查權的「一般人民」或「新聞媒體」當然比較可能說錯話，也比較該被容忍。何況批評政府，是民主國家公民的天職，自然應該鼓勵，甚至偶爾罵錯也在所不惜。相對來說，擁有獲取資訊權力的政府官員，無憑無據地亂罵人民，憑什麼受到憲法的另眼看待？

李登輝與陳水扁前總統相繼在妨害名譽訴訟中敗訴，或許是一個警訊：有權力的政治人物，請謹言慎行。言論自由是人民批評政府的劍，而非政治人物保護自己的盾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