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松林認為，創辦一項社會運動，最重要的是要找機會；要尋找一種人人都覺得與他相關的事物，而且這件事不會妨害絕大多數人的利益。食品，完全符合這個條件。而且，柴教授把目光投注到那些最廉價最普及的食品，而不去管魚翅和燕窩等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吃得起的高檔貨色…

文◎王豐

蔣經國當行政院長時，找柴松林去講演，但是，蔣先生一聽柴松林講演就生氣，他氣柴松林老是愛出新主意。

經濟建設年代搞環保

在臺灣，提起柴松林教授，人人都會豎起大姆指，稱許他過去三十餘年來，為臺灣環境生態保護運動、消費者保護運動、婦女權利運動做出的先驅式貢獻。如果臺灣正朝向一個公民社會前進，那麼像柴松林教授這樣的資深學者，就是公民社會那塊最穩固的奠基石。

由於反共戒嚴的緣故，二戰結束，乃至國民黨撤退臺灣之 後，一段相當漫長的歲月中，臺灣當局一貫禁止成立新政黨，根據當時所謂”非常時期民眾團體組織法”，任何人不准成立新的民間組織。國民黨有一個很妙的規 定：每一類民間組織，全國只能有一個。國民黨拿這個奇特的遊戲規則當護身盔甲，不管任何組織，國民黨都會想破腦袋搶先設置一個，其目的就是先下手為強，搶 先登記，防堵老百姓再成立任何新組織。

蔣介石統治時期，臺灣的平面媒體上幾乎看不見一句批評當局的字句。絕大多數的人民已經養成習慣，對任何事物保持緘默。

截至1970年 代結束，臺灣一切均著眼於經濟建設，為了經濟建設，即使對環境造成破壞也在所不惜。那時，也沒有人感覺到環境的重要性。那時臺灣發行規模最大的一份報紙就 是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其次是《聯合報》、《中國時報》，這三份大報的頭版新聞，幾乎三天有一天是在談臺灣經濟成長率問題。

由於種種規章限制，柴松林最早推動環境保護運動時，無法成立組織，只有先創辦一個刊物，刊名《新環境》，集合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刊物上寫稿，後來再成立新環境基金會，這是全臺灣最早成立的環境保護組織。

環境保護運動剛起步的歲月，柴松林和他的夥 伴們被視為”阻礙經濟發展”的一夥人。柴松林最初呼籲國民黨當局在政府內部成立專責保護環境的部會機關，臺灣當局始終不同意。柴教授和朋友們成立了一個民 間環境保護團體，當局覺得面子掛不住，最後，被說服在行政院之下成立了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成立，舉行掛牌典禮當天，那時的行政院長俞國華要來主持揭牌典禮儀式，可一進門，看到柴教授正在會場。他上臺發言還來不及講各位先生，劈頭就說：柴教授以後不可以再吵了，我們都給 你設立環保署了！柴松林當場未發一語，俞國華這段談話，隔天竟成《中央日報》頭版新聞。

在那個保守的冰封年代，柴松林能力排眾議，以一介教授登高呼籲，成立環保署，這確實需要相當的勇氣與毅力。由於立場相對立，那時臺灣所有的大企業，以及工業總會、商業總會等由企業界組織起來的團體，幾乎是口徑一致地反對。

多年後，孫運璿院長因病離職，被認為是臺灣經濟之父的李國鼎先生也已經年老，他們兩位遇到柴松林都不約而同地說：我們很對不起你，我們當時不太瞭解環保的重要性。

柴先生感慨回憶，俞院長是很能夠做事的人，他其實對我林很客氣，但是，柴松林坦言：其他的人都想教訓我！

因推動消費者運動被解職

早年，臺灣很多商店門口都掛了一塊牌子，上書”貨既出門，概不退換”。銀行和郵局的櫃檯老高老高，櫃檯上端放一塊醒目的牌子，上面寫著”請當面點清錢鈔”。可見消費者在那時是處於相對劣勢的地位。

儘管當時臺灣當局一切向經濟成長靠近，著眼于改善民生，但社會上充斥著形形色色虛假詐偽的事物，讓柴松林這位剛從法國修得博士學位歸來的年輕人，感覺渾身不自在。

臺灣一直是一個出口導向的地方，早年以紡織品成衣的出口量最多。當局鼓勵商人多出口，多賺取外匯，規定只要出口，就可以辦理退稅。很多商人為了牟取巨額退稅利益，竟然收集了各種垃圾，當成出口的貨物，其目的是要搞”假出口真退稅”。

包括柴松林在內，大學裏用的教科書，全都是 盜版書。整個社會充斥著盜版、仿冒。市場上，各種工業製品品質良莠不齊，商品偷工減料、斤兩不足的情況比比皆是。當時，臺灣菜市場販售的蝦子，都摻了所謂 的”硼砂”（一種可以讓蝦子保鮮、又兼具鮮亮色澤的化學藥劑）。類似的事情，媒體曾經一再報導，可沒有任何效果。消費者受害，也沒有管道可以申訴冤屈。

柴松林認為，創辦一項社會運動，最重要的是要找機會；要尋找一種人人都覺得與他相關的事物，而且這件事不會妨害絕大多數人的利益。食品，完全符合這個條件。而且，柴教授把目光投注到那些最廉價最普及的食品，而不去管魚翅和燕窩等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吃得起的高檔貨色。

1970年 代發生的多氯聯苯（一種巨毒化學物）毒油事件，讓臺灣的消費者保護運動找到最佳的切入點。由於臺灣中部一家製造食用油的加工廠，遭到多氯聯苯的污染，在不 知情的狀況下，好幾千人因食用多氯聯苯毒油而受害。多氯聯苯造成永久性的傷害，中毒的人，臉部留下了永遠去不掉的黑色印記，孕婦生下了只有一隻耳朵的小 孩，有的孩子生下來就死了。

毒酒事件，也讓消基會有發揮的議題。那 年頭，臺灣的大學生不多，教授更是珍稀動物。當時交通大學有一位教授蔡麟筆，是國外學成歸來不久的博士。他因喝了一瓶假酒，眼睛瞎了。一位優秀青年的 失明，變成震驚臺灣社會的大消息。當時的臺灣只有”煙酒公賣局”能合法賣酒，國外的酒也不准進口，市場上假酒充斥。

1975年， 柴松林剛開始推動消費者保護運動，大家還不痛不癢，毫無反應。後來人人都感到岌岌可危了。這時候，柴松林就去申請設立一個機構，但被政府部門和國民黨黨部 拒絕。於是，他把腦筋動到了教育部。因為庚子賠款的關係，教育部底下設置了好幾百個基金會，柴松林即向教育部提出設立基金會的申請，教育部起初回復說不行，因為教育部只管文教，不管消費者運動。柴松林說這不礙事，我成立的基金會就叫”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也是文教事業。”教育部”只 好同意讓這個基金會設立。

起初，沒有任何單位願意管消基會，只好劃歸高等教育司管。但是消基會剛剛成立，柴松林就被政治大學在無預警的情形下解聘了。柴松林被迫轉到在臺灣新竹複校的交通大學教書。

教育消費者與政府

消基會創辦之後，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 讓大家相信這個機構是具有公信力的。為了制定階段性目標，柴松林特地請人到內政部查訪，發現掛名為”社會運動團體”的機構已經成立了一個，那就是中國國民 党的婦女工作會。而這個團體設立的宗旨，竟然是”推動齊家報國運動”。實在是目標遙遠。

為了能在短期內就看到結果，柴松林決心從商品標識開始做起。早年的臺灣企業界根本沒有商品標識的觀念，任何飲食的標識都只有一句話：營養豐富、衛生可靠。要推動商品標識，必先草擬有關法規，為此，柴松林特地去拜訪立法委員，那時的老”立委”雖然人稱老賊，但他們有其可愛與可敬的一面，老委員也覺得這法律很有必要性，很快就讓它獲得通過。

法律一在”立法院”過關，柴松林就聘用了一 批孩子，分別到超商和傳統市場去買罐頭。因為，罐頭上都只寫著”營養豐富，老少鹹宜，除此之外沒有任何標識，消基會就去檢舉，不到一個禮拜，臺北的 《中國時報》做了一次民調，已經有高達百分之八十民眾知道”消費者文教基金會，這是1980年的事。
蔣經國當”行政院長”時，找柴松林去講演， 但是，蔣先生一聽柴松林講演就生氣，他氣柴松林老是愛出新主意。行政院秘書長瞿韶華等人警告柴松林，以後不要再講了。因為柴松林講的事情，都是當局不 愛聽的，像是環境保護、消費者保護、爭取人權、推行婦女運動，這些議題都讓臺灣當局如坐針氈。

消基會成立之後，開始接受民眾申訴，凡是受騙上當的人就上門找消基會，一時間申訴委屈蔚為風潮。之後，消基會又推動消費者教育，不斷到臺灣各地辦演講會，出版《消費者報導》。並且不斷 向政府提出新的立法要求，推動消費者保護法，修改各種法律，比如商品檢驗、食品衛生這些比較容易看到結果的法律，並持續幫小老百姓打官司。

那一陣子，在臺灣的報紙上，隔不了幾天就會有消基會的檢驗報告。柴松林在當時立下規矩，任何企業及商品不准拿消基會的檢驗報告，作為商業廣告。

柴松林強調，他推動消費者運動的態度，和有些國家的消費者運動不同。在推動消費者保護運動過程中，我們告訴自己，不必把商人當成我們的敵人。我們沒有任何敵人。

他認為，很多時候，工業產品容易讓人受害，是因為它專業知識的複雜程度，遠遠超過一般民眾認知的範圍；而且，很多產品在短期內無法確定是否會對人類或者環境造成危害。比如，糖精的發明，曾經是化學界一大盛事。但直到98年之後，即1997年，美國的食品藥物管理署（FDA）研究證明，糖精是一種致癌物。所以，柴松林認為，商品害人，與商人是否有道德無關，很多責任必須落到政府行政部門的肩膀上。

以政府的公權力，它不僅可以管理，更可設立機構，也可以核准商家的申請許可。在這個過程中，公部門必須保證這一家廠商的產品是無害而安全的。政府也可以使用公權力要求廠商嚴格地按照政府制定的標準製造商品，同時監督企業要認真地實施檢查。

正是在柴松林教授的影響下，臺灣民眾的消費觀念得到改觀，政府在消費領域的責任也逐漸被澄清，連帶著也推動臺灣整個商業運作的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