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長一段時間，國際媒體是通過他來瞭解戒嚴時期臺灣情況的。他被稱作臺灣地下新聞局長；他曾參與創辦名噪一時的黨外雜誌《八十年代》；2000年，他為陳 水扁的總統就職演說捉刀，隨後又擔任國安會（情報部門）副秘書長–20年前，他是情報部門密切監視的人物；4年後，陳水扁連任，他辭官而去…

文◎默少克

在司馬文武看來，傳媒人可以做政治新聞，但不能陷入黨爭之中

他的理想是辦一份發出臺灣聲音的雜誌。在他看來，中時、聯合兩大報系無法代表臺灣。

很長一段時間，國際媒體是通過他來瞭解戒嚴時期臺灣情況的。他被稱作臺灣地下新聞局長；他曾參與創辦名噪一時的黨外雜誌《八十年代》；2000年，他為陳水扁的總統就職演說捉刀，隨後又擔任國安會（情報部門）副秘書長–20年前，他是情報部門密切監視的人物；4年後，陳水扁連任，他辭官而去。

作為臺灣戰後出生的第一代政治記者，他和他的戰友已在各個層面影響了臺灣社會的走向。

他就是司馬文武，真名江春男。

連余老闆都被調查

司馬文武是政治大學的碩士，這對於遠在台中深山的家庭來說，本該是一件揚眉吐氣的事情。他父親卻很擔心–司馬文武的堂伯念過師範學校，因為228事件，被抓去關了27年。父親無法理解，明明可以去作公務員的兒子，為何選擇了記者這個卑微的職業，甚至投身黨外運動。

戒嚴時期，作一個自由主義的記者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幾乎所有媒體裏，都有幫安全部門工作的人。記者在立法院跟黨外政治人物講話、獲取資訊，會被人告密。

《中國時報》是司馬文武新聞生涯的第一站，當時他主跑政治和外交。一次，《中國時報》老闆余紀忠在國民黨中常會上聽說美國要與臺灣斷交，立即讓司馬文武去做深入報導。很快，安全部門找上門來，問他從哪兒瞭解到這樣的資訊，要他把余紀忠供出來。

多年後回首這段日子，司馬文武並不認為自己是一個真正的記者，不過是一名文宣人員。

和警總玩貓和老鼠”

因為與黨外人士走得太近，司馬被迫離開《中國時報》。遊學歸來，他在島內媒體兜了一圈，最後還是選擇黨外雜誌，走了一條異見者的道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正是臺灣急速發展的年代。經濟騰飛，中產階級日漸壯大，他們強烈要求在政治上發出自己的聲音；與此同時，臺灣本土意識覺醒，台美斷交，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整個社會處在暴風雨到來之前的興奮和迷茫之中。

司馬文武的理想是辦一份發出臺灣聲音的雜誌。在他看來，中時、聯合兩大報系無法代表臺灣。

當時媒體要面臨四大壓力：警備總部、調查局、國民黨文工會和軍隊政治系統，前兩者殺傷力尤為強大。

辦黨外雜誌是一件非常刺激的事情：從採訪秘密訊息源、寫稿到印刷、發行，都要偷偷摸摸，趕在查禁之前。

電話竊聽，信件攔截，都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司馬和他的戰友不得不經常換印刷廠，改變印刷時間；約稿時都有暗號，我家裏今天做了新菜，你來吧……每一次在高速公路和大街小巷中的追逐，都像戰鬥一樣。《紐約時報》曾以Taiwan Magazines Play ‘Mice’ to the Censor’s ‘Cats’”為題，報導黨外雜誌生存的艱辛。

日子久了，貓和老鼠也開始有了接觸，甚至發生了共生多贏局面。根據當時臺灣政府的制度，成功查禁”黨外雜誌，警總情報人員就能領取獎金；印刷廠主動檢舉、配合查禁，每查到一本，能領取10元獎金。司馬就先印2000本，讓政府查禁。等印刷廠的檢舉和警總的查禁告一段落，才開始正式印刷和發行。

這樣一來，情報人員和印刷廠都拿足獎金，黨外雜誌照常發行，發行量蒸蒸日上，沒有一頁廣告（沒企業敢在他們這兒登廣告），單靠發行就能養活自己。

時間一長，情報部門長官發覺情況不對：獎金越發越多，雜誌也越禁越多。於是換了更厲害的人來查禁。

新一波情報人員一來就搶書。司馬乾脆找來一些立委和記者，情報人員搶書，他們就拍下來，把照片登在下一期雜誌上，結果這些情報人員不是被調走，就是請吃飯，說：拜託別這樣，大家都是為政府嘛！

司馬文武和他的戰友試圖和情報人員辯論，想知道到底哪一頁、哪一行、哪一句違法了。讓他們震驚的是，警總來查禁時，公文已經蓋好章，內容空著，隨便填，不然就是事先寫好的一些語義含糊、籠統的原因，比如影響民心士氣、違背發行旨趣”。司馬很奇怪，我們雜誌還沒印出來，你怎麼就知道我們影響民心了？

兩個新聞局長

黨外雜誌開始走向不同的道路：一派是《美麗島》為代表的行動派。《美麗島》網羅了全台各地的黨外人物，在各大城市設立分社及服務處，每在一地成立服務處，便在該地舉行演講會；另一派則是《八十年代》為代表的理論派，主張言論為主，不搞政治運動。

令司馬文武失望的是，當時臺灣的新聞傳播學界，不但沒有站出來為黨外雜誌說話，很多學者乾脆就是政府的喉舌，為查禁黨外雜誌尋找理論根據。

當時的黨外媒體中，司馬文武是少數英文好又是大報出身的資深傳媒人之一，因此，很多國外記者來臺灣，跑過政府機構後，就會找他瞭解情況。人們戲稱臺灣有兩個新聞局長–檯面上是宋楚瑜，檯面下下是司馬文武。

正是透過與西方新聞記者的接觸與互動，司馬文武逐漸意識到新聞專業主義的重要性。

1986年，民進黨成立。1987年，臺灣解嚴。1988年，解除報禁。一系列大事件的發生，讓司馬覺得大功告成，可以安居樂業。

商業時代的困境

臺灣社會在80年代末實現轉型，黨外勢力走上前臺，司馬文武開始反思報業的職能。

戒嚴時期，媒體要爭取新聞自由，現在講求的是企業利潤最大化。以前只要有理想、有主張、有才氣，就能成功，有的雜誌原先沒有讀者，但只要它被查封，立刻成為英雄，雜誌也立即大賣。現在沒有警總來查禁了，辦不下去的都是因為資金不足。

他和周天瑞、王健壯、王杏慶（南方朔）一起創辦了《新新聞》雜誌。他們認為解嚴之後，黨外雜誌就該功成身退，專業新聞雜誌應該成為社會所需。他們認為既然財團可以辦報，沒道理我們就辦不到，我們可是臺灣最好的新聞人。

在《首都早報》時，他有過天真的想法：傳媒不能被財團和政客控制，於是不要大老闆，集合了60多個小股東，以為這樣最獨立。後來才知道這是最愚蠢的做法，因為報紙出問題時沒有人願意負責。

因為資金和經營問題，《首都早報》在1990年8月停刊。

最讓他費心的是英文《臺北時報》（《Taipei Times》）。他企圖用這份報紙來向世界發出臺灣的聲音，可老闆不這麼想，為了降低採訪成本，他要求直接將中文報導翻譯成英文，甚至寧願把這份報紙辦成學英語的刊物。

執掌情報系統

司馬文武沒有加入民進黨。在他看來，傳媒人可以做政治新聞，但不能陷入黨爭之中，不能帶著黨派的眼光來工作。

他對國民黨並沒有太大的不滿。他的很多研究生同學都進入了國民黨官員體系。在他看來，那麼多人在國民黨做官，為什麼整個黨所表現的成果就那麼差呢？一定是制度出了問題。

2000年，臺灣實現了政黨輪替。陳水扁委託司馬文武來寫就職演講辭。隨後他便被委任為國安會副秘書長。從一個被情報人員監視的異見者，到情報部門二當家，這中間究竟是怎樣的一種心理過程？人們認為他從此被政府招安，背棄了青年時代的理想。

但在司馬文武看來，去國安會不過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國安會4年的經歷，讓他更深刻地明白了那些外交消息、軍事情報背後的價值。這名曾經名震島內的大記者甚至會去以色列考察軍火。在國安會任內，他不與記者交往，不寫文章，不對外發言。

但是骨子裏的記者情結，最終還是讓他選擇了離開。他總結出記者的一種特質，就是路見不平，總想行俠仗義，面對遮蔽，總想把真實的一面呈現出來。2004年，陳水扁連任總統，司馬文武重歸新聞界。

專欄作家最過癮

這一回，司馬感到的卻是陌生的窒息感。

政黨輪替後的4年裏，臺灣媒體基本上已經在藍綠陣營中就位。兇殺、暴力、色情開始成為新聞業的主旋律，媒體不再把社會正義奉為最大理想，轉而去追求利潤最大化。

《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請他來做報社的顧問和專欄作家。在司馬文武看來，當專欄作家最過癮，可以主張理想、推銷正義，又不必衝鋒陷陣。在體制內待了4年的司馬文武對媒介也有了新的看法：批評不代表永遠站在對立面，如果媒體要當”永遠的反對者”，應該是所有政黨都要批評，而不是為了反對執政黨就同情在野黨。

戒嚴時代的臺灣記者都是知識份子，沒名沒利，後來一有機會，就跑去當官或者教書了。

很多次，他捫心自問，這是一個正當行業麼？記者在社會上被人看低，是否還有必要從事這一行當呢？

他在心裏盤算著：當年的同學經商的，不是健康出狀況，就是家庭有問題；當教授的，幫助年輕人成長自己卻未必成長；跑去當官的，為出頭煞費苦心，就算當了政務官，沒有任期保證，說不定哪天，一下就沒了位子；當公務員的，一輩子在公文裏打轉，生命又有什麼意義？

當記者，能夠維持生活的品質，又可以為這個社會做有價值的事情，何樂而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