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壓縮跳躍的城市化道路有著極高的困難度，成都平原廣闊的土地對開發商來說本就是極大的誘惑。而地震剛好發生在這個改革未竟的當口，令災後重建更是既複 雜又凶險。但即便對此情形有著同情性的理解，吾人對於以災圈地的惡行絕不能有一絲寬容，否則何以告慰近十萬死亡的生靈?何以面對冒險救災的軍警志工與眾多 的捐助者！

文◎林正修

川震滿月，提供各界一個的時間的縱深，來觀察中國災前與災後的真實變化。

這幾日我在重建的現場，看到由軍區與跨省的支援下，災區已經基本清理完畢，學校陸續復學。雖然資源分配的透明度還頗受批評，但中國政府的後勤調度與執行力，比起2004年南亞海嘯後的多國齊頭救援來說，相對更有效率。公平而言，面對這場首次現場直播的災難，共產黨表現出一定的反應能力與自我調整的意願。也許在這個貧富加劇，信仰幾盡真空的中國社會。掌權者理解到較為妥善地處理緊急情況已經成為新的正當性來源。

然而國家在搶救中過強的臂膀，卻極可能在重建中成為限制，甚至是社會成長的阻礙。其中最顯著的課題就是與災民安置相關的決策，因為受災地區大多為農民，如何農地將會決定災民安置的成敗。。

農地在轉型中的中國，一直是一個敏感的問題。近20年來，城市與工業對農地的侵占每年以1%的速度進行，至今沒有緩和的跡象。

大陸的土地開發的方式並不是受到公眾監督與市場引導，而是在政府主導之下，有權之人以特殊的方式或極低的代價取得土地，再經由市場獲取不對等的開發利益。房地產帶動了虛幻的成長，通脹的代價卻由公薪階級與農村來承擔。而失去農地的農民只好進城當勞工。

以開發進步之名進行農地兼併，是當代中國版的圈地運動，也是近年來民怨與抗爭的源頭。

十五世紀以來，歷時近四百年的圈地運動，是英國進行資本積累的關鍵。當時的權貴驅趕農民離開耕地，進入城市成為受雇勞工，讓田園成為羊毛的產地。啟蒙文學家湯瑪斯。摩爾形容這個過程是個綿羊吃人的人間慘事，而大英帝國稱霸全球的紡織業正是建立在這些帶著血的羊毛上。

回到當前中國的脈絡，農地的問題是個更為曲折的故事。早在震災前，中共高層意識到保育農地的必要，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與”三個集中”的口號，三個集中分別是:工業向園區集中，土地走向規模經營及農民向集鎮小區集中。而成都一帶也順應時勢首先推出試點，成為全中國新農地改革的櫥窗。

然而就在改革還在摸索的階段，汶川大地震後的緊急狀況卻將農民集村的新城鄉理想擠壓以致變形。震災後，出台的”新三集中”政策密而不宣地轉變為災民集中過渡，集中安置與土地集中使用。讓地方政府可以藉震災安置，遂行徵收農地之實。

從字面上來看，新舊版本的三集中並無不妥，但真正的危險在於權力的不對等。震災的緊急狀況產生了一個權力更集中的政府，相對應於求告無門的災民與農戶，雙方議價能力的落差將形加大，若沒有透明的參與過程，把農民遷地安置定會加速土地的聚歛。

在震災勘查中，我聽到地方官員私下議論，那些久拆不掉的城中村與釘子戶，竟然在地震中一舉拔除。地震房危，拆屋全不費工夫。根據當地的新聞報導，區縣級的政府已經開始利用城市戶籍與健保的誘因，勸說農民放棄原有的三項權益，要把農民變成城裡的受雇者。(註一)地震使得四川的旅遊與投資一落千丈，但卻讓成都平原的農地問題更形尖銳。
我無意說集中安置農民必然導致土地兼併，但大陸目前對於弱勢者的保障實是不足，上週公佈的汶川震災重建特別條例，洋洋灑灑八十條中，只有短短兩行原則性地提及尊重農民意願與保護農地(註二)。

可以想見，未來安置的地址與徵地補償將會是官民拉鋸的主要戰場。另一方面徵收來的土地幾乎不可能作為農地保存，大多會以安置災民或振興經濟為由，擴大都市土地面積。其結果可能是大量受災的農民迫於經濟的壓力交出土地，過度蔓延的都市卻未必能有相應的經濟成長，反而浪費了寶貴的土地資源。

中國壓縮跳躍的城市化道路有著極高的困難度，成都平原廣闊的土地對開發商來說本就是極大的誘惑。而地震剛好發生在這個改革未竟的當口，令災後重建更是既複雜又凶險。但即便對此情形有著同情性的理解，吾人對於以災圈地的惡行絕不能有一絲寬容，否則何以告慰近十萬死亡的生靈?何以面對冒險救災的軍警志工與眾多的捐助者！

由此看來，震災要重建豈只是學校醫院，更應該是從未落實的公民監察的制度。

大陸南方周末一位評論者期待的，希望這場震災能夠”痛出一個新中國”。劃地安置到底成為災民的新家園，還是替圈地的巨獸開門解禁，端看未來半年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