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實說，我每天半夜進編輯部，見到心目中大名鼎鼎的俞總編輯國基先生、許社長世兆先生、肇公、徐啟智先生、龔選舞先生、周天瑞、胡鴻仁、鄭漢良、周蒼龍、楊人凱……等人，其實是充滿既自卑又羨慕的心情，更有「滿座皆雅士，唯我一走卒」的不堪。 直到一九八四年底，我終於想通而決定進編輯部，可是肇公告知當時正好沒缺…

文◎梁東屏

我這人一向隨波逐流，幾乎沒有立過任何志向，不過在唸完文化大學（那時還是學院）新聞系時倒是立過此生至今唯一的志向，那就是不從事新聞工作，意志堅強到是當年第八屆畢業班中唯一不參加跟以後就業攸關重要之實習的人。

原因嗎？有點曲折也頗精采，不過由於還牽涉到別人，又是自己的選擇，就暫時不說了。

總之，新聞系畢業之後，為了「不作新聞工作」，那還真的是什麼工作都作過，先是回高雄開搖滾簡餐廳，失敗之後當航空貨運公司跑機場通關小弟，南山保險公司賣保險，公賣局商展擺攤賣毛衣、玩具，帶著複印的假文件闖營區賣電子錶，擺地攤賣首飾、成衣而經常跑給警察追…，甚至於後來到了美國也幹過餐館工、汽車加油工、停車場管理員、貨運工、裝修工…，就是壓根兒沒想過作新聞。

就這樣從台灣、美國連讀書帶打工，稀哩嘩啦過了一事無成的七年。

一九八三年父親新逝，回台灣處理完喪事之後學業也跟著中斷，抱著投靠妹妹的心情到了紐約市，當然還是到處找工打，仍記得那次隨車送貨到餐館，手推貨車（Hand Truck）上一百公斤的米袋，推著都吃力也不熟操作，還要下地下室儲藏間，樓梯才下一格，整個手推車連米袋就往下衝，如果不鬆手，人都會被拖下去。餐廳老闆當然一副臭臉。

第二天再去上班，就被辭退了。為了作工而新買的白麻布手套才剛染點髒就丟了工作，真覺得自己一無是處。

那時前妻海華在美洲中國時報業務部電話推廣小組工作，有次得知有個送報的缺。送報？送報有什麼不好，早睡早起身體好。就去送報了。

第一天上班，清晨六點多領了兩百份報紙，用個簡單的手推車推著去搭地鐵，出了報社不遠，因為不善操作手推車結果在下人行道斜坡時讓報紙撒了一地。

當時太陽剛剛出來，站在人車尚稀的紐約街頭，望著晨曦中散落一地的報紙，回想這麼多年的顛沛流離，真是止不住悲從中來，彎身撿拾報紙時，眼淚就流下來了。

好歹也是個大學畢業生，就淪落成這樣？

可是工作還是得作。擦乾眼淚、撿起報紙，開始了第一天的送報生涯。 那天前後花了七個小時才送完兩百份報紙，屈指一算，報社給的津貼加上賣報佣金，一個月大概只能有兩百美金的收入。這樣的工作，哪裡能作？

可是還放棄不了，不作，連兩百美金都沒有。海華勸我撐撐看，她說，「我陪你一起送，反正騎著驢子找馬」。 那還得了，一個月只能賺兩百元的工作兩個人來分，不是更慘，不過騎著驢子找馬倒是真的，於是就決定撐段時間。

當時與時報的安排是每月車馬費七十五美元，每賣一份報紙可以有五分錢的利潤，所以是多賣多賺，而且理論上沒有上限。

為了多賣報，我和海華就在空閒時全力開發新的售報點，報份的成長相當迅速穩定，大約半年之後，紐約地下鐵內的售報亭，幾乎已被我們開發殆盡，每月單靠送報的收入，也已經有一千五百美元上下。

最覺得驕傲的是，我當時是唯一因為送報成績好，報社同意支持申辦美國居留權。

那時，美洲中時的軟性版面如副刊、影劇等都是由台灣總社編輯好作成軟片，然後經由航空公司交運美國，原先是由一位劉先生每晚跑甘迺迪機場取軟片送回編輯部。

後來他因為鏟雪傷了背部必須休息，被海華知道了，於是就幫我找了這匹「馬」，代替劉先生跑機場，將底片送到編輯部後，再開車到曼哈頓買午夜出爐的第二天報紙，送回編輯部給編譯組使用。這樣，每個月可以多賺三百美元。

另外，海華由於在報社辦公室工作，再加上她本來就善於與人交往，因此人頭很熟。我估計是她向當時在編譯組擔任副主任的黃肇松先生（同事均稱『肇公』）推薦，說是她有位新聞系畢業，中、英文都還過得去的老公。

所以，肇公有天就託她帶回一篇稿子給我翻譯，這樣又開始了另份工作，不定期以「論件計酬」的方式幫編譯組翻譯比較不具時效的稿子。

於是，送報、跑機場、買報紙、翻譯，每個月大約可以有近兩千美元收入，而且不用繳稅。

但是真的很累。送報是一大早的工作，跑機場、買報又是深夜的工作，所以每天晚上只能有大約三個多小時睡眠，白天還要翻譯稿子，睡覺的時間只能七零八落地湊。

肇公當時曾經探詢我進編輯部的意願，我始終很猶疑，就是因為進編譯組的話，薪水是一千八百元，但是稅扣掉之後就差很多了。

可是老實說，我每天半夜進編輯部，見到心目中大名鼎鼎的俞總編輯國基先生、許社長世兆先生、肇公、徐啟智先生、龔選舞先生、周天瑞、胡鴻仁、鄭漢良、周蒼龍、楊人凱……等人，其實是充滿既自卑又羨慕的心情，更有「滿座皆雅士，唯我一走卒」的不堪。

直到一九八四年底，我終於想通而決定進編輯部，可是肇公告知當時正好沒缺。既然動了念，我就覺得送報的事再難作下去，於是就去報考傅朝樞先生辦的「中報」並獲錄取。

肇公知道後又全力留我，那時我已風聞時報恐怕會有巨變，就跟肇公提及我的擔心。肇公當時說，「沒那回事，頂多是裁員，但是只要我在，就裁不到你」。

所以我就同意留在時報，哪裡知道才進編輯部擔任了一星期的編譯，美洲中時就宣佈停刊了。

我記得當天正好是休假日，聽到這個晴天霹靂時我人正在唐人街，掛電話給肇公，肇公夫人詩暖接的電話，要我等一下，在電話裡就清楚聽到肇公嚎啕大哭的聲音，真是心都碎了。

所以我在美洲中國時報的資歷實際上只有七天，連領遣散費的資格都沒有。不過肇公還是幫我爭取了五百美元的補貼，這個患難情義我一直感念在心，無時或忘。

美洲中時關報之後，據說當時的世界日報接獲台灣聯合報總社指令，不准聘用任何中國時報的人。結果紐約一份由中國僑務辦公室背後支持的「北美日報」政策性收納惶惶如喪家之犬的前中時員工，包括俞國基在內的二十餘人都轉而棲身「北美日報」。

我當時去了先前已錄取的「中報」，兩個月之後再轉往「北美」。這批中國時報的人進入「北美」之後，三搞兩搞，把一份左報辦成了讓中國駐紐約總領管極為頭疼的報紙。

到了一九八七年底，中方大約是已經忍無可忍，於是空降了一位名叫嚴昭者進報社擔任社長，實則就是要製造困難逼走俞國基，甚至經常在社內會議上當眾對俞總拍桌，報社氣氛十分令人沮喪，也導致我萌生去意而給已經回到台北的肇公掛了電話，表示有意回台進中國時報工作，肇公當時就很爽快地答應幫忙安排。

回到台北見了肇公之後，他才細述把我推薦給報社的趣事。原來他提到我的「大名」之時，大家都「霧煞煞」，不知道他所說的是哪號人物，直到他再三解釋我在紐約的「豐功偉業」，大家才恍然大悟「噢，就是送報送得不錯的那個」。

那次回台灣前後其實只待了一年半，雖然初衷是想要以記者的身份親自體驗大時代的變動，可是終究未能如願，因此回台的第一個半年是在日報國際組擔任撰述委員；隨後為了陪伴老母，請調到高雄擔任駐在記者，雖然跑了外勤，可是卻侷限一方；半年之後，晚報的國際組主任出缺，於是在時任總編輯的胡鴻仁兄召喚之下回 台北接任，一待也是半年。

一年半的時間過得很快，從外面看很轟轟烈烈的事情，等到身處其中之後，其實也不過就是如此，那時正好美國的居留權得到批准，在晚報的工作又受到一些干擾，左思右想之下，還是覺得不如回美國。

心意既定，就開始著手進行準備回美。可是回去那裡呢？

那時「北美日報」已經停刊，其他幾份僑報不是規模太小就是味道不對，唯一可以選擇的是聯合報系的「世界日報」。所以就掛了電話給前美洲中時同仁、當時已經 在紐約「世界日報」擔任總經理的張靜濤先生，請他代為向總編輯項國寧兄表示我有意回美，是否可以安排記者的職務。

第二天， 靜濤兄就回電表示一切都談妥，等我回美就可以上班了。

我當時的考慮是，美洲中時已經停刊，雖然還有一份美洲時報週刊，但是主要的編輯工作都在台北完成，紐約方面的規模畢竟有限，而我之所以要回美國，基本上是私人考慮，自然不方便也不好意思要求報社安排，因此才採取「自立更生」的方式。

當時在進行這些事的時候，並沒有讓任何人知道，也特別拜託靜濤兄守密，著眼點並不是想「偷跑」，而是不想讓人覺得好像我在兩邊拿蹻，因為反正已經決定要離開，就沒有必要橫生枝節。

可是我卻必須向俞國基先生報告。主要的原因是，他當時正好被發表兼任美洲時報週刊總編輯，所以就邀約晚報國際組協助提供國際新聞方面的內容，我已經承諾在 先，現在卻要「落跑」，因此覺得有必要知會他一聲。當然，我也再三拜託他不要告訴別人，理由亦如前述。俞先生當時也對我作出承諾。

不料第二天一早進了辦公室，就接到俞先生的電話。

俞先生平常上晚班，這麼早來電話，當然是有事。

結果俞先生一開口就說，「我作了件對不起你的事」，接著他就表示，我計劃回美之事，他已經對「另一位余先生」說了。

電話放下還不到十分鐘，余董事長辦公室就來電話，要我上去一趟。

老實說，我當時確實有「事跡敗露」的惶恐，卻也有心意已決的篤定。

進了董事長辦公室後，發現余總經理建新先生也在座。

董事長先說，「聽說，你要回美國？」。

我說，「是的，因為移民已經辦好了」。

董事長說，「我們在美國，也有很多事要作呀」。

我還來不及回答。董事長就對余總經理說，「建新，你幫他安排一下」。

就這樣，三句話，本來與中國時報即將中斷的因緣，又接了起來。我原來心中所有的惶恐、篤定，也都在瞬息之間，被這三句話轟到九霄雲外了。

事後我常常在想，董事長在處理這件事的時候，不知是否曾經經過熟慮，還是直覺上就曉得該怎麼作？因為我相信他知道我是準備去大家所認知的「敵報」上班，可是他卻一個字都不提，使得我也很難於啟齒已經承諾對方的事實。

這樣的處理，讓彼此都免去無必要的尷尬，結果又很自然。最重要的是，大家的最終目的都未受影響，甚至更好。 也正因為如此，我原先一年半又七天的資歷，就這樣又接續起來直到今天。老實說，那天在董事長辦公室，雖然只是短短的三句話，我卻真的覺得無論是語氣、手勢，董事長都十足地像位「教父」，他對我提出的，則是「無法拒絕的提議」(An offer you can’t refuse)。

其實我在回台北之前，從來沒見過余董事長，只聽說過很多半信半疑如神話般的傳說，直到我自己親身體驗過一次，才相信那些神話應該都是真的。 那是我回台北上班以後的事，有次乘坐電梯，正好董事長也進來，由於他也從未見過我，就瞄了一下我配在胸前的服務証，然後用很體貼的口吻問道，「你就是東屏啊，回來都好嗎？」，但是最讓我吃驚的是下一句話，「海華好嗎？」。

我和他是初次相見，海華則從未跟他見過面，他居然知道，這還不稀奇，稀奇的是他竟然叫得出名字。 我知道在那之前，他對我唯一的印象是我在美洲中國時報收攤之後，寫過一篇記述自己在那段時間工作的文章，當時交給了肇公，用意是以一位送報生的身份，為時報在美國奮鬥留下我所瞭解部份的記錄，後來肇公告訴我那篇文章太傷感，所以決定不在社刊刊出，但是他交給了余董事長。

余董事長顯然是讀了那篇文章，但是那次見面應該是他讀那篇文章至少三年以後的事，他竟然能記得海華的名字，真讓人佩服。

我後來在美國那段時間的後期，曾經兼管過美洲時報週刊的業務，多次回台開會而與余董事長有較頻密接觸，漸漸也有了比較多的瞭解，對他的敬佩更是與日俱增。

我從一九八七年進報社，至今已匆匆二十一年，人生最精華的日子，就是在中國時報渡過，如今時報遭逢建報五十八年以來最困難的階段，心中難免感觸，不由想起余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