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證受災群眾居有定所，恢復災區最基本供應，僅是災後重建的第一步。如何使受災地區青壯年勞動力恢復就業，老年人老有所養，學齡兒童少有所學，進而全面恢 複災區的經濟社會秩序，將是災區在過渡安置房建設基本結束之後面臨的迫切問題。對其中的困難，我們應有充分預見…

文◎宋石男

災害初期，容易出現高失業率。如何快速恢復就業，增加收入，防止已經基本脫貧的居民因受災而重新陷入貧困，是災後重建的難點，也是重點。

汶川”512″地震發生至今已一個半月，受災地區逐漸進入災後重建階段。從媒體報導看，目前災區的一大工作重點，就是受災群眾過渡安置房建設。而在災後 不久，中央政府即頒佈了《關於建設四川地震重災區受災群眾過渡安置房的通知》，並陸續頒佈系列條令檔，從資金、運輸、規劃和建築規範等方面保證過渡安置 房的建設，其應變迅速，動作高效，讓民眾對政府主導的災區重建有信心。

基礎經濟遇到最大挑戰

保證受災群眾居有定所，恢復災區最基本供應，僅是災後重建的第一步。如何使受災地區青壯年勞動力恢復就業，老年人老有所養，學齡兒童少有所學，進而全面恢 複災區的經濟社會秩序，將是災區在過渡安置房建設基本結束之後面臨的迫切問題。對其中的困難，我們應有充分預見。概言之，上述幾個中心環節，如不能得到妥 善解決，災區的大型居民安置點或將部分出現某種意義上的”貧民窟”。這種情形的產生，雖是小概率事件，但必須杜絕其出現。

從歷史經驗看，1931年安徽、蘇北遭受洪災，數十萬難民湧入上海、南京等地，並于其中形成”貧民窟”棚戶區，直到建國乃至改革開放以後，才逐步得到解 決。從國際經驗看，過去十幾年間，水、旱、颶風和地震等大型自然災害後的受災地區，特別是受災地區的城市邊沿，往往會出現”貧民窟”擴展的現象。聯合國人 口基金會發佈的《2007世界人口狀況報告》中清晰描述了這一過程：自然災害–人口流動–城市化–”貧民窟”。

一般而言，”貧民窟”現象多與城市化進程相聯繫。在城市化進程中，被動或主動離開農村的人口，往往因教育機會的缺乏、社會保障機制的不完善，導致謀生能力低下，不得不滯居在環境和衛生狀況堪憂的”貧民窟”。而大型自然災害，正是農村人口被迫離開土地的一大誘因。

此次汶川地震受災最嚴重的12個縣市中，有9個縣農業人口的比重在70%以上。而在地震之前，不少縣市恰處於城市化（非農業化）快速發展階段。在不少地區 （如都江堰、汶川），旅遊業是當地居民非農業收入的重要來源。地震的發生，極大改變了這些地區的地貌，不但摧毀了當地居民多年錙銖積累建成的房舍，吞沒了 他們賴以為生的田園，而且造成他們可能從中謀生的旅遊業嚴重倒退（包括景區風貌改變、旅遊基礎設施損毀、外地遊客旅遊信心不足等）。這一切，均讓受災地區 的基礎經濟遭到極大打擊。

根據媒體報導，異地重建已成不少受災最嚴重地區的現實選擇（比如汶川縣、北川縣，均已確定異地重建的初步方案）。而在災後重建的過渡時期，安置房大致需要承擔保用3-5年的重任。

綜上，大型安置點（如綿竹最大居民安置點有2萬套板房）、3-5年的過渡期、喪失生計的農村居民、原就談不上厚實的地方經濟……這一系列因素的組合，讓人 隱隱生憂。中央政府對於承擔受災民眾一年內基本生計的承諾，以及在災後重建初期階段中所體現的決心和效率，令人寬慰。但是，完全恢復災區的經濟生活秩序， 絕非短促突擊即可畢其功於一役，更須做科學周密的長久規劃，並在民主的氣氛中，保證目前已亮相的種種合理建議被付諸實施。

破解災區高失業率難題

更具體地說，杜絕”貧民窟”的出現，不妨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貧民窟”最直接的觀感，首先是惡劣的居住狀況。從目前中央政府頒佈的指導檔看，過渡安置 房的建設標準為每套20平方米左右，須滿足基本居住需要；在供水、衛生、垃圾處理等基本生活設施以及基本商業服務和社會服務的提供方面，也設置了一定標 准。如能達到這些最低標準，受災居民在安置過渡期間的居住狀況或可令人相對放心。但在執行過程中，仍需要根據實際情況，在傾聽專家意見的基礎上不斷改良 –比如消防隱患，比如綠化問題。”貧民窟”的深刻內涵，則是高貧困率和高失業率。如前所述，地震造成受災地區物資財產的巨大毀損，並一定程度上破壞了當 地的經濟基礎，災後初期，容易（甚至是必然）出現高失業率。如何快速恢復就業，增加收入，防止已經基本脫貧的居民因受災而重新陷入貧困，是災後重建的難 點，也是重點。積極的消息是，國內的經濟學家已經提出了許多切實可行的建議，包括在災區重建中安排以工代賑項目；發展中小額信貸，幫助受災民眾恢復生產經營；由政府牽頭安排跨省的勞務輸出；在有條件的地區，扶助農民因地制宜，儘快恢復農業生產。

若從更長期的角度看，還有必要根據新的資訊，對災區原有的產業佈局進行調整。這種調整固然需要政府主導，但已有專家指出，過於強旺的政府意志，往往以行政 命令代替市場機制，耗資巨大卻未必帶來良好經濟效益，最終仍不能幫助災區發展出具有可持續性的產業結構。三峽移民區的產業空洞化現象，即是並不遙遠的一個 例證。

具體救濟需大量專業志願人員

上述分析均是從宏觀經濟的角度，若從人本角度，最須關注的是地震災害造成孤兒、孤殘、孤老等特殊困難群體。孤兒問題，社會關注度極高，解決起來或許相對容易，而孤殘、孤老的問題更加嚴峻：他們中的絕大部分已喪失勞動能力，若無制度化轉移支付予以幫助，只能陷入貧困。

與這一群體密切相關的，是基本社會保障及基本社會服務問題。在中央政府頒佈的災區重建指導性文件中，對災民安置點的基礎教育、醫療用房等，做出了若干規 定，務實而體貼。但在實踐中，要保障這些基本社會服務的提供，需要大量的專業人員。從媒體上已見各地（各高校）鼓勵專業人員到災區短期自願服務的零散報 道，這些措施應可更為制度化，並給予扶持，以贏得各種具有專業技能的非政府組織和志願者廣泛參與。比如，已有的”中國青年志願者扶貧接力計畫研究生支教 團”，就大可建立專門針對四川地震災區的子專案，面對全社會廣泛招募志願教師。孩子是國家的未來和希望，那些在地震中沒有夭折的花朵，理應受到更好的教 育，不能因為震災而走不進教室，拿不起課本，在蒙昧與沉默中接過父輩的苦難。

要之，目前舉全國之力幫助受災地區的局面已然形成，若政府規劃妥當，執行有力，”貧民窟”這種小概率事件，完全可以避免。

1902年，著名記者雅各發表《與貧民窟的鬥爭》，聲稱”要麼我們消滅貧民窟，要麼貧民窟將我們消滅，二者必居其一”。一百多年後，中國人應當有信心與勇氣，預防且消滅災後可能出現的”貧民窟”。那些在地震劫難中活下來的數百萬災民，必須，也能夠活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