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政府的民粹主義政策分化了民眾運動。宋奇亞（Somkiat Pongpaiboon）是社會運動中的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他採取了泰愛泰黨（TRT）使用過的方法，通過「直銷」來集合貧苦的農民。在執政黨「直銷」後期，農民已經變得徹底依賴於政府資金和國家首腦了，結果就是農民受到嚴重的削弱。最後，通過把公民社會的進步部分妖魔化，泰國政府再度喚醒了一些極度保守的勢力…

文◎查坦拿．邦帕斯曹提(Chantana Banpasirchote）、優陳．切安生(Uchane Cheangsan)

2006年9月，泰國的一場軍事政變推翻了「塔信體制」，塔信民粹主義和威權領導方式，以及其新自由主義傾向，使該國社會和民主運動動員起來了。

塔信政權與社運組織的初期合作

自從2005年大選，塔信體制被確立以來，泰國國內的社會政治情形就一直很混亂，並且伴隨著民主的倒退。事實上，泰國政權正朝著「威權主義民主」的方向邁進，泰國的總理是整個國家的統治者，由他來制訂國家大小事務的規則。但是，塔信獨裁所造成的政治緊張是逐漸形成的，政府藉由施予小惠，使自己能民主地當選，儘管它也尋求了一些反民主的措施。譬如，塔信民粹主義的經濟政策，即給每個農民家庭30泰銖的醫療補貼，乃至他強硬的禁毒政策，都為他贏得了大部分泰國人的支持。民眾很願意用某些民主價值來換取政府穩定和經濟回報。這就是「塔信版的」，將國家主義和企業控制相結合的代議制民主的原因。

2006年的軍事政變給這個商人總理的統治劃上了句號。然而這場倉促政變的面目並不是很清晰。該政變的背景是：塔信的反對者和支持者之間的政治關係極為緊張，同時曼谷的中產階級由於被不斷揭發的腐敗醜聞激怒而日益不滿。塔信以及他的隨從自從2001年起就捲入了許多商業醜聞，塔信政府內部的利益衝突也司空見慣，以致於「腐敗政治」這個詞被專門造出來描述塔信政府的運作方式。

塔信的政黨泰愛泰黨（TRT）是依據1997年憲法贏得民主選舉的第一個政黨。由於1973年和1976年民主化運動中的前學生戰鬥分子擔任了黨內某些重要職位，塔信政府和一些社會運動組織的關係有了比較不錯的開端。這些組織中最著名的就是貧民大會（Assembly of the Poor）。這些社會運動組織也因此期望能參與政府的決策，因為，這些運動在泰國政治民主化過程中具有領導作用，也從而使它具有明顯的政治參與傾向。

出人意料的是，新政府的聲望剛剛建立起來–這要感謝它的民粹主義政策──它與社會運動組織的關係就迅速惡化，以致於到了任何談判都不可能舉行的地步。由於有1997年憲法創造出來的政府穩定局勢，以及塔信在電信行業的資產以及企業界的壯膽，總理塔信絲毫沒有猶豫地操控政治議程。塔信給予選舉出的代表最大化的權力，排斥社會運動組織，並使泰國公民變成政治舞臺外的被動旁觀者。他這種獨裁的統治導致了泰國政府與公民社會之間關係出現了許多嚴重的後果。

NGO成為「貧窮的朝臣」

首先，充當社群中間人的非政府組織（NGO）被孤立了，並且被指控缺乏代表人民的合法性。泰愛泰黨（TRT）稱其為「貧窮的朝臣」。諷刺性的是，這樣反而幫助了那些組織和民眾網絡強化了其獨立性。非政府組織和民眾組織的關係變得更加清晰了：在運動中，NGO的作用僅僅局限在技術支持方面，他們不參加社區的組織和領導。

其次，泰國政府的民粹主義政策分化了民眾運動。宋奇亞（Somkiat Pongpaiboon）是社會運動中的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他採取了泰愛泰黨（TRT）使用過的方法，通過「直銷」來集合貧苦的農民。在執政黨「直銷」後期，農民已經變得徹底依賴於政府資金和國家首腦了，結果就是農民受到嚴重的削弱。

最後，通過把公民社會的進步部分妖魔化，泰國政府再度喚醒了一些極度保守的勢力。斯瑞萬（Dusir Siriwan）和蘇查威（Samak Sutraravei）是與1976年10月6日那場血腥政變有關係的兩個人。他們通過媒體，體面地回到了公眾舞臺。更令人吃驚的是，一個叫做「反對非政府組織俱樂部」（Anti NGO Club）的非正式網絡被創造出來，用以誹謗非政府組織的活動，並要求對其採取更加嚴厲的限制措施。

自從上次遊行示威遭到鎮壓之後，窮人大會（Assembly of the Poor）的成員已經有兩年多時間沒有參與社會運動。不過，他們建立了一個永久的人民委員會來監督政府政策。他們的策略也發生了變化：他們放棄了過去那種針對曼谷居民組織的大規模遊行示威，然而那並沒有妨礙他們組織較小規模的遊行示威活動，持續下降的政府聲望，使這些運動與政府重返談判桌成為可能。社會運動巧妙地利用這種情形從中獲利，迫使內閣發佈停止兩個大壩的建設工程。

反對私有化，反對FTA

通過選擇與塔信政府談判，「泰國農民債務網」（The Farmers’ Debt Network of Thailand）也使政府作出了很多讓步。泰國農民債務網由負債的農民組成，是一個以施壓、遊說和談判等方式與政府直接交涉的團體。他們曾經迫使政府在1999年實行發展基金法案，幫助農民應付債務。2006年9月，該基金以2千萬泰銖買斷農民所欠商業銀行的400項債務。這項措施後來惠及4萬5千農民，為其解決了60億泰銖的債務。

私有化問題在2001年就已是大選的主題，泰愛泰黨（TRT）一如既往地炒作經濟民族主義、勞工權利和消費者利益，但是沒有一個選出的代表信守了他的承諾。於是，在兩屆塔信政府時期，反對私有化問題成為工會運動，特別是國有企業工會的話題主軸。最重要的抗議運動是：控告塔信政府企圖將國有企業「泰國國家電力局」私有化，塔信政府不是要提高它的效率，而是要提高它股票的價值。2004年，數千國有企業工人參加大規模遊行示威，要求停止公共事業私有化。

2005年，由消費者基金會和消費者組織聯盟發起的消費者運動接力抗爭。該運動的方法和理由與工人運動不同，更能為大眾所接受。他們成功地為反對私有化鬥爭贏得更加廣泛的支持。各種社會部門的聯合以及公民社會和部分政治團體 - 參議院的合作，最終在2006年的行政管理特別法庭結出了碩果。法庭最終判定泰國國家電力局私有化的過程中存在不規範操作，國家電力局不得不被迫退出股票交易市場。

不過，反對自由貿易協定（FTA）的運動才是組織最健全，並且也是最為複雜的。一個名為「FTA監察」的自由貿易監測機構被建立起來，以協調各個組織對貿易和發展影響的研究。這些組織包括愛滋病患者網絡、貧民窟居民網絡、另類農業網絡、北部農民聯盟、消費者網絡以及眾多學生組織。

2006年1月10日，在泰國和美國於清邁舉行貿易談判期間，由這些網絡組織的遊行示威吸引了超過8千人參加，迫使談判人員中斷討論並離開他們開會的大飯店。此外，議會在2006年2月24日的解散，以及塔信無數次被迫優先解決政治危機，都使得泰國與美國、日本的貿易談判推遲。

把泰國的民主交給了魔鬼

泰國的公民社會發起了很多次重要的立法提案活動，以此來處理在禁毒以及平定南部穆斯林叛亂過程中踐踏人權的行為。對人權和媒體的維護，相對來說，是比較近期的事情，但是它從一開始就有了很大的發展。穆斯林法學家協會主席以及泰國法學家協會人權委員會副主席宋猜(Somchai Neelapaijit)的失蹤，讓人們更加清楚人權戰鬥分子的作用以及他們所面臨的危險。針對穆斯林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以及某些可疑的離奇失蹤的回應，一個名為「正義和平」的非正式工作小組在2006年年初成立，並開始對法律程式進行調查。考慮到泰國民主所面臨的威脅，最近調查法律程式和機制的活動堪稱民主的巨大進步。曾經不得不默默承受不公平待遇的受害者，現在可以做出反應並進行訴訟。

但是成效最顯著的運動要算是反對塔信的運動了。塔信把他在信集團（Shin Corp）電信的股份賣給新加坡的淡馬錫（Temasek）公司。正是在這一點上，塔信犯了他最嚴重的錯誤。這個錯誤使他所有的敵人都聯合了起來。事實上，就是他的錯誤造就了那場歷史性的民主運動，即「人民民主運動」（CPD）。該運動決定加入到由頗受爭議的記者桑地‧林桑庫（Sondhi Limthongkul）所領導的，已經進行了好幾個月的反塔信鬥爭。桑地‧林桑庫要求國王介入，罷免塔信。

反對塔信運動後產生的「人民民主聯盟」（Alliance of People for Democracy），其社會成分比較單一，因為它的成員主要都是曼谷的中產階級。但是，它的政治成分是相對多元的，因為它把保皇分子和進步分子都聚集到相同的示威活動中。人民民主運動（CPD）和軍隊的妥協，使得國王不得不介入。緊隨其後的政變，導致了民主力量內部關於「途徑」和「目的」的新爭論。一些聲名顯赫的民主人士為了期望更好的民主，卻選擇打破民主秩序，這難道不奇怪嗎？

2006年9月19日的政變發生在一個塔信擁護者和反對者嚴重分裂的國家，它把泰國的民主交給了民主的魔鬼。難以想像的事情再次發生，而且更甚於以往。承認並接受泰國政治的複雜性是很必要的。政變、多數人的暴政以及國王身分的困境，也許不會對社會運動的日常活動產生立即的影響，但是它們對將來的影響是巨大的。為了克服混亂和矛盾的局面，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對泰國社會運動的性質、社運團體與泰國政府的關係，以及運動作為實現人民權力願望的潛力，都必需有一個綜合的理解與徹底的分析。（本文作者 查坦拿．邦帕斯曹提，Chantana Banpasirchote，為泰國Chulalongkorn大學政治科學院國際發展研究計畫主任 ；優陳．切安生，Uchane Cheangsan)為泰國Thammasat大學政治科學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