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經濟政策卻加速了國家的貧窮，增大了貧富之間的差距。因此，菲律賓社會運動示威抗議的矛頭就不僅僅指向國家的獨裁者，還包括被視為第三股支持軍事戒嚴 政府力量的技術官僚。其他兩股是軍隊和馬可仕政府的親信密友。因此，抗議者的口號是：打倒美國（或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是世界銀行），打倒馬可仕獨裁政 府，打倒IMF或是世界銀行化身的技術官僚…

文◎泰萊莎．S．塔德姆 (Teresa S. Encarnacion Tadem)

在軍事戒嚴法時期（1972-1986），以菲律賓共產黨（CPP）、新人民軍(NPA)和統一戰線組織「全國民主陣線」(NDF)所組成的左翼菲律賓社會運動，挑戰著一貫被馬可仕獨裁政府所推崇和執行的經濟政策，這些政策主要依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B)推動。

新自由主義思想壓倒一切

世界銀行極力支持將以自由化、外國投資、出口導向為主要特色的資本主義發展政策作為經濟進步支柱。這種發展軌道的領頭代理是政府中的技術官僚。他們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是世界銀行都有著密切的聯繫，並且被認為是在決策時有最終決定權的專家菁英。

技術官僚的意識形態有一個重要的面向，就是厭惡政治。他們認為政治是非理性的，是與「科學的專家意見」相對立的。因此，這些技術官僚推崇獨裁政府，粉碎所有形式的人民政治權利、民事權利，使政府能以「拼經濟」為名，盡情不受阻礙地施行政策。

然而，這些經濟政策卻加速了國家的貧窮，增大了貧富之間的差距。因此，菲律賓社會運動示威抗議的矛頭就不僅僅指向國家的獨裁者，還包括被視為第三股支持軍事戒嚴政府力量的技術官僚。其他兩股是軍隊和馬可仕政府的親信密友。因此，抗議者的口號是：打倒美國（或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是世界銀行），打倒馬可仕獨裁政府，打倒IMF或是世界銀行化身的技術官僚。

隨著1986年的「人民力量」事件的爆發，這些技術官僚、科學專家一下子聲名掃地。在後軍事戒嚴法時期，公民社會組織者和社會運動者有望能參與經濟發展的決策。1987年菲律賓憲法的第十三章第16節甚至明文規定：「不能剝奪人民及其組織有效而合理地參加各階層社會、政治、經濟決策的權利」。儘管在這樣好的一個政治環境中，現今體系仍存在著不少因素，使得社會運動者很難去干涉政府決策，尤其是很難反對全球化帶來的不利影響。

其中一個因素就是：起決定性作用的決策者當中，新自由主義思想處於主導地位。和戒嚴法時期不同，當時的自由市場思想似乎只是技術官僚的專利。隨之出現的是，人們執著地堅持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宗旨，志趣相投的理論家、智囊團，以及和政府關係密切的諮詢公司，他們意志堅定地培養發展新自由主義思想。甚至菲律賓的政黨和國會議員都忠誠地堅信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思想。菲律賓政府經濟決策的特徵是：超越國界。政府對國際經貿組織如IMF、世界銀行，和WTO負責，而不是對本國公民負責。

不自由的民主

這種以「不自由的民主」為特色的，由經濟政客繼續統治的後戒嚴法時期，對社會運動者的挑戰是：要求政府能夠更透明、更具有責任感地進行經濟政策，並且尋找各種方法策略以作為因應。總之，這個時期的社會運動成就了一批具備了科學技術能力，知道如何對待特殊科技專家以及對待普遍政府的社會運動者。譬如，非政府的組織「不欠債聯盟」(FDC)針對債務在行政和立法方面提出了有效建議，使得政府重新考慮人民的負債問題。另外一個方法就是，在社會運動中尋求與立法者建立聯盟。例如，不欠債聯盟就設法與有獨立思想的立法者建立密切的聯繫，他們起草的議案、法律案，為債務政策改革提供了重要戰場。

對於不具備技術和組織能力的公民社會組織者而言，實現目標的一個途徑就是與政府決策者，例如官僚、立法者以及對他們的需要能給予同情的當地政府官員們建立聯盟。經營班貴特（Benguet）蔬菜種植的農民們就是這樣的，他們與當地政府官員合作，以保護自己在市場中的生存地位，免於受到全球化帶來的廉價蔬菜進口貿易的重大衝擊。

雖然有些立法者在表面上支持新自由主義，但是公眾反對一定政策所帶來的壓力，讓他們不得不屈服。政府試圖對短訊通信徵收稅款所引起的風波就是典型的實例。其結果就是引發大批的反對運動，其中還包括海外菲律賓工人運動(OPW)，這些工人都是出身於窮苦家庭，並且由於長途話費昂貴，短訊成為他們與國內家人的主要聯繫方式。

當然在佔有重要地位的經濟官僚中也有對社會運動者抱持同情心的人。譬如，考慮到國外進口的廉價服裝會對國內市場造成重大衝擊，來自貿工部(DTI)，勞工就業部(DOLE)以及服裝暨紡織品出口委員會(GTEN)的高級官員們，就給予服裝工業，特別是紡織工人們相當的支援。

反對經濟全球化發展模式

社會運動的另外一個聯盟，就是商業團體成員以及有關的商業部門。就像在軍事戒嚴法時期一樣，他們也反對侵犯他們經濟利潤的自由主義政策。後軍事戒嚴法時期，他們極力反對自由貿易政策，尤其是反對進口國外廉價商品的政策。這樣的社會運動者與商業團體的聯盟是可以看到的， 例如，2001年就有這樣的一個聯盟出現在豬肉產業上，社會運動者與菲律賓農業部緊急部門（ASAP）聯合，共同抵抗從國外進口廉價豬肉，以免對國內經營者造成嚴重衝擊。

最後，社會運動者在國際上得到了同樣質疑新自由主義思想人們的大力支持。一個例子是：2003年初，通過國際紡織服裝皮革工人聯盟(ITGLFW)的努力，菲律賓召開了關於《超越多種纖維協定》的勞工論壇。這次論壇的目的是檢驗《多種纖維協定》終止給服裝工業發展帶來的問題，讓工人為限額終止做好準備。聯盟組織抗議遊行、討論會，還有通過新聞報紙、廣播、電視等方式進行宣傳戰，以喚起廣大群眾的覺悟，反對蹂躪大多數人民生命、生計的政府政策，這些都是有效反對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方法。

菲律賓社會運動在民主時期對新自由主義思想挑戰的經驗揭示了：儘管和鎮壓性軍事戒嚴法時期不同，民主菁英們所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還是為人民的參與經濟決策設置了種種障礙。然而，菲律賓社會中仍然存在著社會運動組織者可資利用的渠道，譬如組成聯盟，特別是和關鍵決策者聯盟，以挑戰當前主流的經濟全球化發展模式。特別是，經濟全球化發展模式正在使菲律賓社會繼續惡化，貧困和經濟不平等問題日趨嚴重。

（泰萊莎．S．塔德姆 ，Teresa S. Encarnacion Tadem，菲律賓大學社會科學哲學院副教授，第三世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