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在統治集團內部的集中，使得這些公司與權力關係密切，以致於公司可以肆意實施社會和生態罪行而免於處罰。以東爪哇為例，成千上萬的村民已經為拉賓多公司（PT Lapindo Brantas）開發導致失控的泥石流所迫而遷徙，受災面積多達180公頃…

文◎奧萊‧亞廸准祖羅(Oleh George Junus Aditjondro)

自從印尼政府在1998年1月15日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命令有條件妥協以來，蘇哈托（Suharto）以及他的繼承者就把許多具有戰略價值的印尼國有企業賣給國內、國外私有集團。這通常伴隨著統治成員擁有的或參與的私營公司的快速擴張。其中包括總統蘇西洛‧卞邦（Soesilo Bambang）、副總統朱蘇福‧卡拉（Jusuf Kalla）、社會福利協調部長阿布里紮爾‧巴克利（Aburizal Bakrie）、軍人出身的政客班尼可羅（Arifin Panigoro）、在麥德克集團（Medco Group）擁有股份的國有企業部長蘇及阿多（Soegiarto）。與此同時，總統本人與一個名叫湯姆‧威那特（Tomy Winata）年輕華人領導的准軍工綜合體關係密切。

財富在統治集團內部集中

財富在統治集團內部的集中，使得這些公司與權力關係密切，以致於公司可以肆意實施社會和生態罪行而免於處罰。以東爪哇為例，成千上萬的村民已經為拉賓多公司（PT Lapindo Brantas）開發導致失控的泥石流所迫而遷徙，受災面積多達180公頃。自從2006年5月29日不可控制的泥石流的爆發，估計約有10億美元白白流入爪哇海。成千上萬來自附近馬都拉島（Madura）的漁民集體抗爭，而受災最嚴重的波龍（Porong）地區居民向拉賓多的設施投擲石塊並放火。

農民對法國合資企業達能（Danone）罐裝水公司擴張的抵制活動，雖然不那麼激烈，卻是同樣重要，因為該公司逐漸侵佔了當地農民的灌溉水源。由於新出臺的《水管理法》削弱了農民的地位，他們的抵抗沒有取得勝利。這部法律是由美國國際發展中心（USAID）提供資金支援的專家團起草，得到印尼國會的法律認可，它鼓勵對以前一直是公共所有的水源進行私有化。

相對來說，環保人士和村民們對大壩建設的抵制就激烈得多了。這些反對大壩建設的團體得到了來自全球反對大壩建設運動，特別是日本和美國運動的支持，因為財政支出和承擔大壩建設的公司主要來自於這些國家。

此外，居住在發電站和偏僻工業中心的高壓線附近或是高壓線下的村民，已經被之前的學生積極分子組織起來了。在爪哇島，這些電磁污染的受害者已經向國家電力公司PLN要求幾十億盧比的賠償。

在中蘇拉威西島（Central Sulawesi），對在波龍河上780兆瓦水力發電大壩建設的抗議間接導致了2006年9月22日來自弗洛勒斯島（Flores）的法比納斯（Fabianus Tibo）、馬里魯斯（Marinus）以及都命格斯（Dominggus da Silva）的三個農民工被判處死刑。儘管有來自16世教皇班尼迪克特（Benedict）的求情，他們還是被執行了死刑。這個不公平和不人道的死刑判決激起了中蘇拉威西島和三個人的家鄉東努沙登卡拉（East Nusa Tenggara）民眾的反抗。

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活動、對省員警長的襲擊、在波龍河地區小城鎮焚燒員警辦公室和警車，以及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日益緊張的局勢，都導致中蘇拉威西島的軍事部署又增加了數百士兵和流動員警部隊。但是，他們隱藏的目的是保護不得民心的波龍水力發電工程。該工程正是由同意對弗洛勒斯島的三個人執行死刑的副總統卡拉主持興建的。

臺灣中油集團的高規格外交支持

另一個印尼政府對新自由主義妥協的例子是：國家開放對石油和天然氣產品的直接市場運作。殼牌目前已經在雅加達開設了四個超現代化的加油站，而馬來西亞石油公司也已經在首都開設了一個加油站。在同樣新自由主義精神之下，爪哇最大的油田「熾布油田」（Cepu Block）已經被送給同樣在蘇門答臘島北端的亞齊開採油氣資源的美國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公司。因此，成千上萬的已經在500多口荷蘭井採粗制煤油達兩代的熾布村民，當前正處在被驅逐的邊緣。

印尼國家石油公司（Pertamina）對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公司的妥協是在一個十分險惡的背景下進行的。在1998至1999年間，200多個穆斯林領袖在東爪哇的外南夢(Banyuwangi)遭到離奇殺害。這些謀殺被統治者捏造為反對黑人巫師的運動。事實上，大公司用軍事力量對東爪哇土地的接管才是主要的目的。博佐內格羅（Bojonegoro）現在被來自美國的埃克森美孚公司、孟山都公司以及臺灣的中油集團所控制。

這些公司通過高規格的外交支持，接管了博佐內格羅的土地以及它的周邊事物。美國駐東爪哇泗水（Surabaya）總領事以違反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相威脅，遊說當地的政府不要妨礙國外投資意向。與此同時，由於草根階層處於權力真空，索羅斯(George Soros)控制了東爪哇最大的香菸製造公司本托‧普來馬（PT Bentoel）的大部分股票，並且在基本沒有受到當地菸農抵制的情況下，在東爪哇引入了雜交菸草種子

就像東爪哇的情況一樣，幾乎所有蘇哈托（Suharto）之後發生在印尼的衝突的結局都是：在有豐富自然資源和良好投資潛力的地方建立新權力結構和新統治結構。換句話說，地區的爭端反映了資本利益、軍事派系和准軍事組織之間的相互勾結，它是全球化勢力採取的一種新策略。

印尼社運的主要危機

來自工人和次級階層的激進分子，形成於蘇哈托統治的後10年，並在他威權專政終結之後迅速增加。他們增強了工人、農民以及本土人民運動的力量。與此同時，很多來自中產階級、受過大學教育的年輕人也加入這場運動中來。主要原因如下：一、司法部門仍在權貴的控制之下，對工人，農民以及其他因發展而受害的人贏得訴訟沒有任何幫助，因此，社會運動主要依賴於媒體和出版社的支援。二、不斷增加的政黨數量沒有能夠對行政機構起到控制作用，事實上，政黨（它與大的商業企業勾結）都被政府、民間和軍隊的武裝所控制。三、社會運動組織通過提供與成為機器人似的公務員或是加入到貪婪集團不同的另類選擇機會，具有反主流文化的吸引力。

印尼社會運動所面臨的主要危機是什麼呢？歸結起來至少有五種。第一、軍隊對國家政府官僚和商業持續不斷的軍事控制。第二、分散發展政策允許地方政府領導人以及他們的軍事親信來推動國家商業集團向邊遠的地區擴張，這些地方政府領導人往往充當跨國商業利益的保護傘，因為當前關於地區政府的法律給予了地區政府同意或拒絕在他們管轄範圍內任何一樁投資的權力。第三、國家中日益嚴重的宗教矛盾以及日益嚴重的種族沙文主義。

第四，在印尼當地政府和位於華盛頓或其他地區總部所制定的規則之下，在印尼工作的國際金融機構往往把它們上級的願望轉嫁到它們接受者的身上，這就限制了印尼社會運動積極分子所擁有的工作。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連著兩任美國大使向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施壓，迫使其減少對兩個印尼非政府組織的資金支援，原因是這兩個組織對美國採礦公司如弗雷潑特公司（Freeport McMoRan）和紐蒙特(Newmont)進行了批評。這兩家非政府組織是印尼環保論壇（WALHI）和反採礦擁護網(the Anti Mining Advocacy Network)。 最後但同樣重要的是，要去支持的案例是如此地多又是如此地依賴媒體和出版社，以致於許多社會問題僅僅能夠暫時引起公眾的注意。

（本文作者 奧萊‧亞廸准祖羅，Oleh George Junus Aditjondro，為印尼Yogjakarta大學與Sanata Dharma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