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發展軌跡和臺灣不一樣。我們是跳躍式，臺灣是漸進式。在我們，市場經濟是突如其來的，做慈善公益更多是出於反對市場經濟的負面效果，是 有目的的去做，大都不是從人的本性出發。當然這一次汶川抗震大大地例外。而臺灣在平日裏也是如此…

文◎楊團

南方周末編者按：1987年”解嚴”後，臺灣NGO蓬勃發展。經921抗震洗禮，這個知識份子主導下的群體，在法治精神下已可做到聚散有度，開合有節。本文詳盡真切地呈現了臺灣NGO的崛起歷程，或可為大陸提供鏡鑒。

作者在臺灣九份小鎮，該鎮為921地震重創地，已經恢復如初。在1999年921地震前，臺灣NGO經歷了12年曲曲折折的磨礪。

今年4月21日我去臺灣學習臺灣農會的組織經驗，6月19日淩晨才回到北京。我在臺灣知道汶川地震，連夜趕寫政策意見通過社科院上送。但是，還能為抗震做什麼？我選擇了實地考察臺灣921抗震經驗，力爭將他們的經驗帶回來。

我走訪了921地震震中南投縣的幾個鄉和村莊，訪談當地農民、農民組織和NGO（non-govermentorganization,非政府組 織），特地參觀了在霧峰一所中學廢墟上建成的世界上規模最大、最現代化的921地震教育園區（建了8年，2007年10月投入使用），還專程拜訪了 參與和指揮921抗震的一些關鍵人物，收集了幾十公斤的抗震資料，隨身攜帶回京。

民眾對NGO評價超過政府

臺灣921地震至今已9年。不過，上下一談起921，都會立即提到民間社會發揮的重要作用。他們對民間的讚譽的確超過了政府。NGO的 主動和全面參與，成了921抗震的標誌。從物資配給、心理諮詢、社會工作到政策構建、捐款監督以及發起成立921抗震基金會，臺灣NGO的組 織性、系統性、完善性和快速反應能力都超過了政府，這一點獲得政府和社會的公認。通過921抗震，臺灣NGO界形成了聚散有度的快速反應和應急機制。

是921抗震這個機會成就了臺灣NGO–有意識、有組織、有作為，能夠號令全社會最積極的那部分力量站起來抗災的社會主體。921震後 3天，臺灣聯合勸募協會，一個有很多NGO加盟的非營利組織聯盟就開始了聯合行動，直接派出資深社工到一線組織資源調劑中心，有組織地分發各地來的捐贈物 資。7天后，經一位NGO律師提議，一個覆蓋全台的NGO聯盟的雛形鑄就。第14天，這個180家NGO參與、簡稱”全盟”的機構就拉開架勢正式辦公了。

一開張，全盟就通過表決建立了資源調配組和捐款監督組。捐款監督組負責向所有的捐款機構（包括政府）征信（依法採集、調查、保存、整理、提供企業和個人的 信用資訊），迅速發信、問卷和打電話，希望受訪機構主動報告捐款物數額、投放地區、時間和數量。還沒有投放的要公佈計畫，過一個月後再征信時要說明計畫執 行或者變更的情況，而這些，都按月公佈到網站上。半年之後，全盟的捐款監督組公佈了一份非常翔實的報告。據報告執筆者”中央研究院”歷史所副所長謝國興教 授和臺灣大學學務長馮燕教授告訴我，迄今為止，這份報告所披露的資料，是921抗震全台最完整的資料。政府沒有做出來，而NGO全盟做出來了。而且 報告的整體設計、資料徵集方式、統計方式都非常完善。名律師、會計師直接介入，以增加公信力。在那個階段，全盟經常講的一句話就是：”我們沒有公權力，但有公信力。”

臺灣921抗震的民間捐款共有新臺幣360多億元，其中，有140億元通過各種管道轉贈給了政府。臺灣社會認為，這些錢既然是老百姓捐的，如何使用 就不能不讓老百姓知道。所以，在921後半個月，全盟就倡議成立921抗震基金會，最後由政府立法成立。轉贈給政府的140億元，從政府帳戶 撥到基金會的帳戶，用財團法人的機制，非常透明地使用這筆鉅款。兩年後921抗震基金會成立，全盟就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向社會宣佈解散。

921抗震基金會繼承全盟的精神，審慎地使用每一分捐款，直到9年後的今天，資金才基本用完。所剩的44億，是當時基金會貸款給農戶蓋房的，經過9 年的努力，重新站起來的農戶大都將這筆貸款還上了。所以，捐款的使用方式是自助助人、透明高效。我在臺灣的兩個月內，”9•21″抗震基金會向社會宣佈， 基金會已經完成歷史使命，於2008年6月30日解散。

從資源調劑中心到全盟再到”9•21″抗震基金會，臺灣NGO一步一個腳印，步步擲地有聲。而且，當這個群體能夠做到聚散有度、開合有節的時候，對於自己的使命和能力已經具備了堅強的自信。

法治精神是NGO的根基臺灣”9•21″抗震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以法律為救災運作的機制。

抗震9年，臺灣在安置階段和重建階段都有系統的規劃，而且都作為法條公佈，還有十分明確的、甚至照我們的觀點看來很繁瑣的細則。所有的法條都明確了生效的 時間。例如，921抗震基金會的法條規定，該基金會存在時段為5年。預估5年大約能把抗震救災的工作做完，到那時，這個基金會就要解散。結果做不完，就又延遲到今年。可見，可以將基金會視為危機時期資源聚散的一種財務處理機制，它並不見得一定要永存。這種創新的思路就把危機機制法律化了。

臺灣大學的謝志誠教授是921基金會的執行長。我訪談他時，他就提出人類遇到的災難這麼多、這麼大，需要研究一種為應急時期所用的法律機制。大災難 來臨，全社會自發地彙聚資源，立即成立一個組織（基金會）迅速集中全民的捐助用來救災，讓資源配給做到迅速、系統、公開、公正和有序，救援結束，這個基金 會就應時解散。若研究出這樣的特別行動法的法律機制，大災難就會成為這種法律啟動的號令。

我認為，臺灣921抗震的過程已經在初步實踐這個法律機制，只是還沒有做到事先防禦。法律本是後置的，如果這樣做，法律就有了前置性、預防性，作用 就大了，它等於直接宣佈民眾自發聚集民間財富奮起抗災是合法的，受到法律的保護和支持，一旦到法律規定的危機時刻，民眾就可以迅速地依法行動。

汶川地震觸發了臺灣的知識份子，他們認為，需要研究這樣一種以法律為本的緊急救災機制，為了這個目的，謝志誠在收集阪神、921和汶川地震的法律法規並進行潛心研究，希望幾年後能夠提出成果報告。

謝志誠的構想對我很有啟發。大災難是全人類的苦難，需要所有人的臂膀來扛。每個人都要對解救自己和他人負責，而不是單單依靠政府。當然，政府的公權力這個 時候所起到的作用最大，絕不可缺，不過，政府同時也有責任承認和支持來自民間的巨大救援行動。將民間救援納入法治的軌道，的確是一種思想創新和法律創新， 應該提出來共同討論。

知識份子主導NGO

臺灣NGO能做得這樣出色，他們並非一夜長大。1987年解嚴，臺灣政府放開對社會組織的禁令，各式各樣的NGO在臺灣蓬勃發展。在1999年 9月21日之前，他們經歷了12年發展歷程曲曲折折的磨礪。這一點很重要，我們不可不看歷史背景，將大陸NGO盲目地與之攀比。

臺灣的NGO能發展起來，最重要的經驗就是學者介入。他們的NGO負責人大多是著名大學的教授或者某研究所的所長、副所長，都是知名人士。他們將自己的理 性、理念和追求成效的精神傳給了NGO。這些人形成了不結盟群體，在NGO的發展方向上起了很重要的導向標和穩定器作用。這使得臺灣NGO的發展方向一直比較健康。

這些知識份子都有教職，在NGO服務都是志願者，不拿工資，只有很少的車馬費和會議補貼。他們介入NGO的程度很深，比如直接任執行長、副執行長，也就是 我們的秘書長、副秘書長。他們有職有權，並不因為兼職、不拿工資就只說好話，怕得罪人就不作抉擇。比較而言，我自己雖然也在很多NGO中任理事、顧問，但 是介入程度沒有他們深。很多事情看到不對，也想糾正，不過沒有權力這樣做。NGO請我們主要是做參謀而不是做決策。

這些深度介入NGO的知識份子在關鍵時刻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台大社會工作系的馮燕教授，一直是許多個NGO的理事，還擔綱臺灣聯合勸募協會的主要負責 人。921地震後，聯合勸募協會在第一時間聚集人力，下到災區救援，後來又為全盟搭台，在沒有人為全局拿出必要的經費時，馮燕當機立斷，撥出自己所 在機構的資金全力支持大局。

921全盟能在半個月內建立並聚集了180多個NGO組織，是因為有馮燕、海棠基金會的執行長陸宛蘋等一批優秀知識份子出頭，調動他們所在的NGO 以往的社會網路關係，迅速集結。為什麼全盟能夠獲得政府和民眾的支持？是全盟的一些骨幹組織以往為臺灣社會，為臺灣老百姓所做的好事有目共睹。這些就是公信力的源泉。

另外，全盟的策略也很有作用。這就需要一個社會聲望高的人出來做總召集人。全盟的骨幹組織開會，明智地選擇了當時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教授做總召集 人。他是諾貝爾獎獲得者，當時他的聲望遠高過做總統的陳水扁。臺灣中央研究院等於大陸的社科院和科學院的總和，政府發工資，院長要由政府任命，所以， 李遠哲有著公權力背景。當然，李遠哲是個旗幟，實際的事情由全盟的知識份子們做，執行長是中央研究院的謝國興教授。照這樣看來，全盟並非徹頭徹尾的民間組織，而是公信力和公權力的聯盟。這一聯盟後，這個只存在兩年的民間組織就不需要登記註冊了。

參與NGO的臺灣知識份子們，都屬於臺灣社會的主流群體。他們是在1987年解嚴後逐漸冒頭並形成一個整體的。我看到，臺灣社會走向民主化進程中，有一大 批這樣的知識份子，把他們的理想和追求，物化到NGO組織過程中去。所以他們最後所做成的組織，不僅整體結構非常出色，具體細節也讓人歎為觀止。

比如說陸宛蘋，知識底蘊很深厚，是一個博士(公共行政)和兩個碩士（社會工作、EMBA）學位的獲得者，地震第三天就自動背起背包到第一線了。當時全盟還沒有建立，秩序很混亂，她就馬上找東海大學社工系，幫助他們建立了資源調劑中心，然後要求所有自動到來的志願者第一步要到東海大學報到，接受很短的分類培 訓，然後立刻派出去。結果，將無序變成了有序。陸宛蘋講：不要說大陸秩序不好，實際上那時候我們也一樣，你們經歷過的，我們全都經歷過，現在要做的是怎樣 快點結束無序，走向有序。

在臺灣期間，我親眼看到NGO工作的高效率。比如921基金會的執行長謝志誠教授，帶了10個人作基金會，其中還有兼職的學生。謝教授領的是台大的 工資，將80%的精力用於基金會。基金會的工作人員不多，工資不高，人事總成本相當低，但是完成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台大社會系的馮燕教授，多年前就做 NGO的兼職工作，現在做大學的學務長，管理幾萬學生，天天忙到深夜。在這種工作狀態中，她還做兒童福利聯盟的副理事長，一個月一定要擠出一天為NGO工 作。就是這樣一批人把臺灣NGO的素質提上去了。

汶川地震，馮燕在德國開會，她打長途回來，要參加臺灣支援四川的抗震。大約半個月內，臺灣的四五十家NGO組織建立了川盟–支持四川抗震臺灣NGO聯盟。我參加了他們的兩次會議，感覺到討論氣氛充滿民主，和我們的NGO開會不一樣。

大陸知識界極需自省

抗震救災是一個全民族的事業。儘管中國大陸社會的飛躍不會那麼快，但是這次汶川地震是一個整體提升的信號，如何認識、保護和弘揚汶川地震中全體國民表現出來的這種人性，是精神層面最重要的事情。中國的發展要有大的突破，首先在於人性的蘇醒。

市場經濟是推進整個社會發展的好機制，但也有不好的一面，比如”錢”為核心，金錢至上，是好壞並存。在二者並存的過程中，怎樣往好的方向走？這就需要發揮 人性的作用。其實政府官員也是人，也有人性的光輝，這次汶川抗震表現出來了。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重建中國的人文價值體系。

我和臺灣NGO的實施分子交往，總覺得有一些很深的東西值得思考。大陸學界與臺灣相比，到底有什麼不同？我以為，不同點在於，學界以什麼為最高追求？將人格追求或者人性放置在什麼位置？是在所有的追求包括學術追求之上還是只放在做人的底線的位置？

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發展軌跡和臺灣不一樣。我們是跳躍式，臺灣是漸進式。在我們，市場經濟是突如其來的，做慈善公益更多是出於反對市場經濟的負面效果，是有目的的去做，大都不是從人的本性出發。當然這一次汶川抗震大大地例外。而臺灣在平日裏也是如此。例如921基金會的執行長謝志誠雖然是民進黨的， 但是跟他談話的時候，能夠感受到他的人格。他在內心深處的人性追求遠高於他對政治的判斷。他們對政治有底線，將人格追求或者人性放在最高的位置。

實際上臺灣知識界也是經過了較長的歷史階段和9•21″地震這樣的考驗，逐漸整合起來的。我只是覺得，大陸的知識界非常需要自省精神，總要自己認識了問題，才有可能自行發展到行為的改變。

與一切物質的、技術的東西相比，人性當然更重要，但是很多時候我們受誘惑很深，忘記了自己的本性。大災難結結實實地把生命高於一切的真理擺在我們面前。

中國現在和未來走向一個什麼樣的社會，與政府、執政黨、我們自己把人文價值的地位放在哪個位置，有非常直接的關係。在痛定思痛之後，我們可以一起討論哪些 東西是對的，哪些東西是不對的，哪些東西是可以改變的，哪些是不可以改變的。抗震的熱情和幹勁能不能始終堅持下去？這不僅需要政府長遠規劃，有一套制度化 的東西，也要靠每個人的人性。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