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美國，任何一個組織或是團體，只須打出一個旗號，叫出版自由或是國家安全或是反顛覆聯盟什麼的，便可以自以為有權全然歪曲任何人的個人自由–個人的隱私權，可是沒有了隱私權他也就不成其為個人了呀，沒有了這種個人特點，他就什麼都不是…

文◎威廉‧福克納　（李文俊　譯）

真理–那是一根線，長長的、乾淨、清楚、簡單、不容偏離、不容懷疑的筆直而光亮的線，在它的一邊，黑的就是黑的，在它的另一邊，白的就是白的，如今這根線已經成為一個角度，一個視點，它與真情甚至事實都沒有關係，卻僅僅決定於你看它時是站在什麼立場上。

在今天的美國，任何一個組織或是團體，只須打出一個旗號，叫出版自由或是國家安全或是反顛覆聯盟什麼的，便可以自以為有權全然歪曲任何人的個人自由–個人的隱私權，可是沒有了隱私權他也就不成其為個人了呀，沒有了這種個人特點他就什麼都不是–這樣的個人並非那些組織與團體的成員，那些組織數目多、財力足，完全可以使那些勢力退避三舍。

那樣的機構自然不會是作家、藝術家的機構；藝術家從來都是個人主義者，連兩個藝術家都合不到一塊兒，更不用說合成一大群 了。而且，藝術家在美國是無需非得有隱私權不可的，因為對美國來說，他們也不是非當藝術家不可的。美國不需要藝術家，因為他們對美國來說是無足輕重的；藝 術家在美國沒有地位，一如星期畫報編輯部的老闆在一個密西西比小說家的私人生活中也沒有任何地位一樣。

但是有另外兩個行當，它們對美國生活來說卻是至為珍貴的，是需要有隱私權以便讓它們能生存下去、存活在世的。它們是科學與人文科學，亦即指科學家與人文學者：他們是繼續生存、機械技術、自我約束與技藝的科學的先驅。林白 Charles　Lindbergh（1902-1974），美國飛行員，因1927年單獨完成橫越大西洋的不著落飛行而聞名於世。

但他最後被迫放棄隱私權，而讓他放棄的卻是他的國家與文化，它們的傳統習俗之一就是具有一種不可分割的權利來侵犯個人的隱私權（而不是保衛個人隱私權的那種不可侵犯的權利）， 他的國家自以為有不可分割的權利擅自對他的名聲加以榮耀化，可是卻認為自己沒有權力保護他的孩子也沒有責任分擔他的煩憂；奧本海默 J.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美國理論物理學家，曾負責原子彈製造工作，他是另一位拯救國家這一簡單科學的先驅。

他也曾因為這樣的社會習俗而受到束縛與責難，直到他的隱私權被剝奪殆盡，最後剩下的僅有的個人特點，就是我們自詡有別於其他動物的那一點點了–那就是對善意的感激、對友誼的忠誠、對女性的騎士風度以及對愛的能力的具備。……沒有了隱私權，他根本不可能成為為數不多那幾個能夠在別人都幹不了的時刻，為國家作出貢獻的人當中的一個，也因此而終於被降低為無個性的無隱私權的芸芸眾生裏的一個，這大概就是我們的目的了吧。

問題要追溯到美國歷史上的那個時刻，當時我們認為那些古老的簡單的道德準則（對於它們，品位與責任總是主宰者與控制者）已經過時，可以拋棄。問題要追溯到那個時刻，當時我們拒絕承認我們的父輩對”解放”與”自由”這些字眼所下的定義，他們正是依據、依靠、忠實於這些字詞而創建了這個國家與這個民族的，而我 們自己呢，在今天，所保留的僅僅是字詞的外在發音了。

問題要追溯到那個時刻，那時我們取代了自由的位置，用許可證–採取任何行動的許可證，它們使我們在法律褫奪的範圍之內得以行動，而這些法律又是許可證的批准者與物質利益的收穫者組成的議事機構所頒佈的。問題還得追溯到那個時刻，當時我們取代了自由，以 對索債的任何行動的聽任放縱，只要那行動是在自由一詞的毫無意義的外在發音的庇護之下進行的，那就可以了。

在那一瞬間，真理也同時消失不見了。我們未曾廢除真理，真理乾脆離開了我們，它扭頭走開了，並不鄙視與小看我們。它只是簡簡單單地走開了，沒准它願意在出 了什麼事兒的時候回來–在捱受苦難時，在發生全國性的大災難時，甚至居然是（倘然再也找不出其他原因的話）在軍事上遭遇失敗時–教會我們，要珍惜真理，願付出任何代價，接受任何犧牲（哦，對了，我們也是很勇敢與堅強的呀；我們只不過是打算把時間拖得盡可能晚一些而已）以便重新獲得它，保有它，像是從 未讓它離去過一樣：而且按照它自己所設定的沒有商量餘地的品位標準與責任標準。

真理–那是一根線，長長的、乾淨、清楚、簡單、不容偏離、不容懷疑的筆直而光亮的線，在它的一邊，黑的就是黑的，在它的另一邊，白的就是白的，如今這根 線已經成為一個角度，一個視點，它與真情甚至事實都沒有關係，卻僅僅決定於你看它時是站在什麼立場上。或是不如說–你能設法讓那人站到你可以愚弄或是迷 惑他的那個點兒上去，當他在凝視真理的時候。

實際上，桌子前面堆著的是一筆連賭本帶贏到的錢的大通押，是一組每日出現的三角同盟：真理、解放與自由。曾經讓自由任意翱翔的美國天空，曾經讓解放通暢呼 吸的美國空氣，如今已成為一股緊緊推擠以消滅自由與解放的巨大壓力，通過消滅人的隱私權的最後痕跡（沒有隱私權人也不成其為人了），進而消滅人的個性。就 是我們的建築本身，也在向我們發出警告。

從前，你既不能透過我們住房的牆，由裏向外或從外向裏窺看。將來會有那一天，從兩頭你都能看得透透的。到那時隱私權便真的不復存在了；倘若有個很個人化的人想有點兒隱私權，以便背著人換件襯衫或者躲起來洗個澡，他就會受到一個輿論一律的美國聲音的詛咒，說他是在顛覆 美國生活方式與褻瀆美國國旗。

我很擔心，（到那時）那些牆壁自身，透明的也好不透明的也好，還能夠立住，對抗得了那陣強風，那股力量，那種猛烈沖勁，它如晴天霹靂般直刺以多種面目出現 卻又相互關聯的美國蒼穹，借它們的那些怒氣衝衝、自己免疫的大祭司的嘴大聲喊出一個又一個的字詞：”安全”、”顛覆”、”基督教”、”繁榮”、”美國生活方式”、”旗幟”。這些字詞的任何意義早已被閹割掉，它們僅僅被當作工具與手段，用來進一步約束人的個性。

在勢均力敵的狀態下，一個個體是能保衛自己，不受另一個體因保護個人自由而對他的個人自由的侵犯的。可是當強大的聯盟、組織、統一體，像出版集團、宗教派別、政黨、立法機構，能讓它下面的一個工作單位免除道德責任的限制時，用的手法是玩弄流行口號，如”自由”、”解放”、”安全”、”民主”等等，在它的全面赦免下那些領工資的具體工作人員便再也沒有什麼個人的責任與約束，逢到這樣的時候，我們便得有所警惕了。那時，倒輪到奧本海默博士、林白上校和我這樣的人（給畫報寫文章的那位編輯部人員也應包括在內）必須結成聯盟以保護自己的隱私權了，因為只有擁有這種權利，藝術家、科學家與人文學家才能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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