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映真，是台灣少數曾透過閱讀和訪問，追尋過這個傳統的人。他曾因為紅色思想坐牢，卻在牢中修了這最寶貴的一課。我曾把簡吉傳拿給陳大哥看，希望他給我一些意見。他只是說，要加上詳細的註解，這才是有說服力的史料。然而，陳大哥，這些歷史都要過去了嗎？如果我們不曾看清這一段歷史，怎麼看得清未來？為什麼現在的台灣，有許多人仍因為貧困而自殺，誰來為這些「淒慘的無言的嘴」說話呢….

文◎楊渡

１.

忽然夢見他，在二○○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寒冷的早晨。

斗室昏暗，天色未亮。在鬧鐘響起以前，我就因夢醒來。夢有點長，我已經走到夢的後端場景裡。那是在小時候生活過的七○年代初，農村裡剛剛出現工廠，青翠的農田間開始出現了一方突兀的白色水泥地。我獨自一人，站在白花花、空蕩蕩的水泥地上，茫茫等待家人的出現。然後就醒來了。

像電影倒帶，我循著夢的河流，慢慢倒朔回去。引我走到童年的是一場濃霧。濃霧之前，是一個醫院似的灰白長廊。長廊裡，有一張病床。床上，有一個我熟悉的身影，他躺在一張狹長的病床上，慢慢被推著離開了。

「啊，陳大哥！」我心中低聲驚呼。在初醒的半夢半醒之間，我的心抽痛了一下。

「怎麼會突然夢見他，難道陳大哥來和我告別嗎？」想到此刻正在北京治病療養的陳大哥，在北國冰天雪地的冬天裡，望著窗外蕭索的枯枝，而一生生活於南方的他，不知道能不能適應？身體是不是健康？我竟悲傷得難以自制。

此時，鬧鐘響了。我看了一下時鐘，五點五十分。我來不及細想，立即起身，彷彿武裝起來一樣，走進浴室，先用熱水把自己淋醒。我得趕最早班六點半的高鐵南下，到嘉義，參加二二八追思儀式。

總統候選人馬英九要在此舉辦追思會，此事是由我負責辦理。馬先生的文稿，己寫好交給他，儀式如何進行，已經作了安排。今天只是要把它完成。搭六點半高鐵，八點到達嘉義，八點半到嘉義二二八紀念公園現場，花一點時間檢查流程，看現場狀況，先與到場的二二八家屬、嘉義市長黃敏惠等打招呼，然後等候馬英九的到來。

我一邊刮鬍子，一邊叫醒妻子，要她帶我去車站。然而，在心底的最深處，有一個鬱鬱的黑洞，彷彿正在隱隱作痛。一個我還來不及去細看，不敢去觸摸的地方。然而，先忍著吧。就這樣走進冬日寒冷的早晨。

２.

列車在早晨的微光中，緩緩駛出台北。

薄薄的淡灰色的天空，彷彿要下起微雨。高鐵快速離開市區，軌道輕輕敲響，卡噠卡噠，如歌的節奏。台北縣郊外的景觀，只是一些改建的廠房和難看的水泥小樓，上面拼貼著磁磚，雜亂無章的風景，在灰濛濛天空下，愈發不堪。「沒什麼可以觀看的，只是讓人更覺得寂寞罷了。」我在心中喃喃著。

然而，我終究聽見心底的那個黑洞的聲音了。它彷彿隨著鐵道的節奏，正在沉沉的敲響。一種空洞的回音，共──共──共──，彷彿從心的更底部傳出來。

「啊，陳大哥！」我無聲的拿出筆記本，決定先記下夢境。

像黑白電影的影像慢慢對好焦聚，殘存的夢境變得清晰起來。一個不知名的男護士，與醫院所有的醫護人員一樣，沒有面容，也沒有表情，穿白袍，推著一輛病床，從一條長長的白灰色的走廊，緩慢而無聲的向我走來。

我站在一旁等待，才看清楚是陳大哥躺在床上。我望著陳大哥。依舊是那兄長般的容顏，只是寬厚的、大大的臉上，嘴角已經不再向下抿著，用一種略帶威嚴的眼神，看著你。他的眼睛安詳的閉上了，彷彿所有苦難和沉思，都已結束，臉上的堅毅線條，變柔和了，躺在病床推車上。

夢中的自己，彷彿早已預知了這事，淡淡的問：「什麼時候閉上眼睛的？」我擔心他無法平靜的閉上眼睛。因為我知道，這世界，這家國，還有太多他惦念的事，我擔心他放不下心。

「剛剛吧。從前面轉角過來的時候，就緩緩閉上了。」那醫護人員面無表情的說，用一種只是敘述一個事實的口氣，望著我。

我低頭看著陳大哥。「緩緩閉上」四個字，讓我覺得他走得很安詳，彷彿只是睡著，便安心的點了點頭。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我想問他，卻更像是在心底問自己，什麼都說不出來，只是望著他來時的長廊，灰撲撲的長長一段走道，伸向遠遠的黑暗的盡頭，來源不明的光影，照著寂靜無聲的世界。有一點霧氣，在慢慢飄過來。「怎麼會這樣寂寞啊，應該要告訴所有朋友、學生和文化界的故舊，來和陳大哥告別。我們要再握一次他的手啊！」我對自己說，卻彷彿失去什麼似的，無端的徬徨起來。

「接下來要做什麼？」我想問一問，卻發現他已經離開了，那推車又慢慢回到白霧的暗影中。一切要結束了，但接下來，我要去那裡呢？

我茫茫然的走著，就穿過了那一片白霧，回到了童年的家鄉。那是六○年代的台灣農村，水田還環繞在周圍，只有一小片農地改為白灰灰的水泥地，這是我父親準備開鍋爐工廠用的。水泥地上有一間灰色平房建築，低矮，平凡，像一座兼做辦公室用的工寮。一切都還未有什麼改變，時間是七○年代初，空間是農村與城市夾縫間的小小變化的開始。晨霧中沒有看見任何人，馬路邊上也沒有車子往來。工廠裡沒有人在，我獨自一個人，站在霧中，彷彿要回家了，卻發覺家裡所有人都出去了，我只是一個人站在天地間……。

我在迷濛濛，白茫茫的夢中醒來。晨光幽暗，屋裡只有薄得像淡光紙似的微光。一切只是一種飄浮，孤獨的感覺罷了。

３.

高鐵列車快速移動，一切風景流動消逝。

我無法釋放內心的惦念，更不知道清晨的此時此刻，可以去什麼地方查證。事實上，陳大哥赴北京治病，已經很久了。上次生病，是在榮總，開了心臟手術，當時昏迷了好幾天，陳大嫂在醫院不眠不休的照顧，才慢慢好轉。之後陳大哥身體一直不好，說話不再是像從前那樣，渾厚自信，爽朗大笑；反而顯得遲緩虛弱。但他還是認認真真的寫著小說，編人間叢書，出了一集又一集的專書，繼續鼓勵晚輩要好好寫作，像一個老大哥。

我曾投過一首描寫九一一事件與恐佈份子的詩，名為「一線之間」；後來也寫了俄羅斯的散文，給人間叢刊，他看了很喜歡，特地打電話，要我過去談一談。然而，他一再交待的，無非是你有文學的才華，不要只寫新聞評論，新聞評論雖然重要，可以影響人們的想法和觀點，但感動人的文學作品，會影響人一輩子。你一定要好好寫，不一定寫詩，靜下心來，好好寫小說，一定可以寫出好作品。文學才是永恆的……。

那時的陳大哥已經比較虛弱了，卻還是在潮州街的閣樓上，他的辦公室裡，像兄長般，一再一再的叮嚀……。

我當時曾給自己一個許諾，一定要抽出空來，好好寫一篇小說，讓陳大哥看看。我還記得一九八三年左右，尉天驄老師要重新開辦「文季」文學月刊時，找了蔣勳當主編，我曾投過一篇小說稿，叫「黎明前夕」，寫一個男子當兵時的苦悶，刊載了出來。後來便因編輯詩刊物，而放棄了小說的寫作。中間也曾寫過一些小說的開頭，但終究不滿意而作罷。現在，二十幾年過去了，我的小說創作，終究一事無成。

更悲哀的是，現在距離陳大哥期望我寫出小說，幾年又過去了。我依舊在忙亂的奔波裡，無端的浪費了時光。

二○○六年初，我即曾聽說陳大哥有意赴北京定居看病，主要是著眼於那裡有中西醫合作的療法，適合長期療養，對他的病情有幫助。然而剛剛赴大陸不久，就傳出了他再度中風的消息，一度還傳說病危。幸好，最後生命被救回來了，但病情變得嚴重，看了老朋友容易激動傷感，對身體不好。於是陳大嫂婉拒了許多朋友要去探望的好意，只一心一意維持平靜，為他養病。

二○○六年冬天，我有機會赴北京採訪，曾想去探望，但終究未能如願。

小說未寫成的自己，現在反而進入一個未曾想像的工作：在馬英九競選團隊，為二○○八年總統大選奔走……。

「陳大哥，你會支持我這樣做嗎？」我想著。曾為了思想而坐過國民黨苦牢的陳大哥，面對現在撕裂的族群問題，執政者仇恨的政治語言，和為了權力而無恥的行徑，會不會支持我協助馬英九來結束這樣的仇恨時代？我不能不想起《人間雜誌》創刊上的話：「讓我們的關心甦醒；讓我們的希望重新帶領我們的腳步；讓愛再度豐潤我們的生活。……」

４.

列車過了台中之後，南台灣的陽光便醒來似的，把整個世界照得透亮，彷彿春天真的來臨了。

嘉義二二八紀念小公園就在路邊，聚集的人群還不多。為了舉辦二二八的追思儀式，小小的公園裡已經排好椅子。約莫有兩、三百人的座位上，有一些遠地來的二二八家屬陸陸續續就座。只是他們比較客氣，都坐在後方。

年復一年，二二八已成了一個固定儀式，民進黨藉此全力炒作族群衝突，外省本省人的矛盾，外來政權如何屠殺台灣人。

去年是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我剛剛進入國民黨文傳會工作，舉辦了系列活動，包括祈福法會、紀念儀式、音樂會等。但民進黨卻有意要壟斷二二八的歷史，並以「轉型正義」為名，繼續陷在清算鬥爭的語言裡。

然而，這種歷史的責任歸屬總是夾纏不清，因為國民黨和民進黨都一樣在逃避著白色恐怖時代的歷史。而歷經民進黨八年來的清算鬥爭，人們最需要的已經不是仇恨的語言，記恨的心態，而是在永無止境的淚水之後，找到一個時間點，讓我們一起說一聲：二二八，我們會永遠記念你，並且得到教訓，但我們不會再為你流淚了，我們的心要留給下一代的希望。

這便是六十週年時，我為馬英九所寫的；「『二二八事件』六十年了。我們不會遺忘歷史，但歷史之鏡，是為了照亮我們未來的道路。如果我們還要跟孩子談「二二八」，我們是要說六十年前的仇恨，還是指引未來的道路？」

現在，第六十一週年的追思會依舊讓人不安。民進黨依舊動員所有力量，要把二二八炒作起來。

５.

嘉義公園的草坪上，負責先期作業的二二八家屬廖繼斌已經做好了設置，幾個年輕人正在排練，把所有程序走完一次。一些媒體陸陸續續來了，鏡頭腳架都已就緒。日本朝日電視台的朋友，看著我在現場，走過來拍了一小段訪問。

陽光如此明亮，綠草如茵，草坪上，樂隊正在演奏著閩南語歌曲：望春風、相思雨、快樂的出帆、黃昏的故鄉等等。錯錯落落的節奏，簡單的鼓聲和法國號、小喇叭的樂音，讓我想起陳大哥小說「將軍族」。

故事裡描寫，一個年輕樂隊女指揮，她早年被賣了身，逃了出來，家裡要她回去還債，否則就賣了她的妹妹。一個當喇叭手的退伍老兵看著她彷彿看見自己遺落在大陸老家的女兒，捨不得她，便把退伍的積蓄都給了她，自己默默的流著眼淚走了。她仍被賣了身，被刺瞎了左眼。她為了尋找他，在各個儀隊裡飄泊。多年後他們終於相逢了，在一場陽光燦爛的喪禮上。他總是叫她：「小瘦丫頭」。她總是叫她「三角臉」。他們默默相望，只問著：「為什麼我們總是被推到悲慘的地方？」他們終於手牽手，離開了隊伍，走到了河濱的堤防上，那樣快樂。次日在甘蔗田裡，人們發現他們的屍體。他們並排躺著，穿著樂隊的正式服裝，彷彿兩個盛裝的將軍，如此莊嚴，卻又如此滑稽……。

年輕時讀著讀著，只是感動那卑微生命的尊嚴和愛情。

現在我站在這裡，那樂隊拉長的節奏，疏疏落落的樂音，竟讓我無由自主的想起《將軍族》的場景，那個「小瘦丫頭」和「三角臉」…。

在二二八記念碑的後方，有一個以口琴為形狀的紀念碑。那是用原住民的傳統口琴所做的雕塑，上面寫著嘉義原住民是這一塊土地的主人，而外來政權如何改變了原住民的命運云云。

為了研究台灣農民運動者簡吉的生命史，我曾研究二二八當時嘉義的「民主聯軍」。當年嘉義是二二八武裝衝突最嚴重的地方，阿里山的原住民則在二二八發生後，坐著小火車，逼迫司機開車，從山上衝下來，一起參與攻打機場，並維持嘉義的警戒與治安維護。阿里山鄒族的原住民相當勇敢，傳說他們個性正直，撓勇善戰，以一當十，發揮很大功能。後來是傳說國軍來了，全體宣告撤退，他們才一起退回山上。由於山地偏遠，他們又語言不通，才逃過二二八之後的軍隊攻擊。

事實上，台灣從日據時期農民運動開始的「紅色反抗傳統」，在二二八之後，達到新的頂點。是直到韓戰爆發，冷戰結構形成，白色恐怖大逮捕開始，經過四、五年的「清鄉」，才宣告結束。二二八的歷史真相之所以無法呈現，和朝野都不敢追問這一段紅色歷史有關。

陳映真，是台灣少數曾透過閱讀和訪問，追尋過這個傳統的人。他曾因為紅色思想坐牢，卻在牢中修了這最寶貴的一課。我曾把簡吉傳拿給陳大哥看，希望他給我一些意見。他只是說，要加上詳細的註解，這才是有說服力的史料。

然而，陳大哥，這些歷史都要過去了嗎？如果我們不曾看清這一段歷史，怎麼看得清未來？為什麼現在的台灣，有許多人仍因為貧困而自殺，誰來為這些「淒慘的無言的嘴」說話呢？

６.

二二八受難者家屬來了不少人，有一家日本電視台先訪問一個受難者的後代。

「你們會怨恨嗎？你們可以原諒嗎？」

「我們當然會恨啊，家人被殺了，怎麼不恨？但怨恨不能改變什麼，重要的是記取教訓，台灣永遠不能再發生這樣的事了。」一個家屬說。我看見那日本記者凝視著受訪者，深沉的點頭。

約莫九點半左右，總統候選人馬英九來了。他謙卑的和二二八受難者一一致意，深深的鞠躬，握手。追思儀式開始進行。

為了顧及家屬，馬英九用他的略微生澀的台語演講，中間夾雜著國語。直到最後，他才用國語朗誦了致詞最後的祈禱文。

家屬們安靜的聽著，凝視著，彷彿有一點感動。有些記者在會後，立即過來要要「詩」的稿子。

去年馬英九朗誦詩的時候，是在二二八紀念音樂會上。二二八家屬張安滿說他很感動，帶著會彈鋼琴的女兒在現場，要走了詩，想帶回去譜成歌曲。去年的詩是這樣的：

《我多麼希望》

我多麼希望，
陪你走過六十年的暗夜
在最無助的時刻，
站在你的身旁。

我多麼希望，
用自己的鮮血，
溫暖你冰涼的身體，
在你覺得孤單的時候。

我多麼希望，陪你，
在你安靜的墳上。
當夜雨，帶著太平洋的風，
吹動，你年輕的夢想……。

我多麼希望，
雲雀都來為你祝福，
在這一片我深愛的土地上，
只為了再一次聽見，你青春的歌唱。

然而，我不能只為你歌唱。
因為我看見，孩子的眼睛在問：
你不要再流淚，不要再悲傷，
你，要帶我到什麼地方？

孩子的小手，握著一個夢想：
遠離戰爭的大地，
沒有仇恨的天空，
春天溫暖的風。
香噴噴的米飯，愉快的工作，
一個幸福的故事，鮮花和音樂，
飽滿得可以溢出汁的水果，
以及天使的笑容。

如果我們不能實現孩子的夢，
六十年前的鮮血，為誰而流？
如果我們停留，在悲哀的荒原，
我們怎麼帶著孩子，走向未來？

現在我知道，
你的眼睛，像一盞燈，
照亮的不僅是過去，
而是更遠，更遠的地方。

現在我知道，
你並不孤單，在我們的家園，
已經有新的青春在歌唱，
溫柔的力量，在慢慢滋長。

我會抱起你的孫子，
就像你，希望抱起所有人的孩子，
我會帶著你的夢想，和所有的孩子，
我們會一起，走向未來的陽光。

我會帶著你的夢想，和所有的孩子，
我們會一起，走向未來的陽光。

有人說，馬英九可能是所有候選人之中，唯一會用朗誦詩，來表達感情的人。這讓人覺得他是一個溫暖、細緻、有感性的人。他還曾唸過另一首記念蔣渭水的詩。

像「永遠的一天」裡的詩人，一直在尋找一個「句子」那樣，今年在寫作二二八致詞的過程中，我寫得非常痛苦。忙碌而不斷開會的選舉生活，現實且滿佈內外的政治鬥爭，奔波於各地的造勢，不斷重覆的政見與演講稿，彷彿磨光了文學的、對人的細緻的感情和敏銳的觸覺。

我站在嘉義二二八公園的陽光下，看著媒體向新聞組的同仁要稿子，準備刊登，內心竟有一種悲傷。我知道，有一些「細緻的人性」，正在心底慢慢流失。它輕輕敲打著自己，如血液，一滴一滴的落在心底那黑洞的湖中。但我卻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力細想，選舉如血腥戰場，現在根本無力觸及，只能先讓它兀自流失。

7.

活動結束後，我約了多年前初執教時的學生，來嘉義高鐵站見面。我們坐在咖啡廳靠落地窗的地方，一邊曬著南方的陽光，一邊談著嘉義的選舉情況。那時刻，所有陪伴候選人的大量維安人員與記者都走了。我彷彿躲在角落裡，在借來的時光中，喘著一口氣。

和我差了約十歲的這個學生，已經在慈濟大林醫院擔任媒體工作多年，長得老實厚重，說話顯得慢條斯理，有一種南方的緩慢和沈靜。他對我所詢問的選舉事務毫無興趣，反而談起了自己最近所寫的文章。因著一種對生命離去的慈悲心，他在安寧病房當志工，一邊陪癌末病人聊天，一邊將他所聽到的生命故事，寫成報導文學。彷彿寫成了文字，就可以稍稍抵擋死亡之讓人永遠消逝一般。

他談起了一個雲林海邊的老阿嬤，自小是養女，結婚，陪丈夫遠赴台北工作，卻在失去丈夫後，決定回家鄉等候老去。現在她常常說起童年的時候，如何在田地裡工作，在烈日下撿花生，那花生要如何種植等等。生命的記憶回到最初，卻是在等候生命的最後時光裡，才明白的想起來。他絮絮的說著，我不由自主的想起早年的《人間雜誌》，陳大哥負責做的一份報導文學刊物，是如何影響他們這一代人，讓人們願意相信人間的愛與友誼，讓人對人性懷抱著真誠的信念。那是報導文學最美好的年代。我們是不是都是他播下的落花生？

南方的陽光，彷彿曬軟了我堅硬的外殼，我慢慢沈靜下來。多年前教書，在課堂上和學生談笑著報導文學的心情，以及他們討論胡鬧的場景，許多記憶慢慢歸來。

我終於可以安靜的談起自己早上的夢境了。我彷彿在和他告解般的，憂心著「陳大哥是不是來和我告別啊」？

他沈靜的聽著，最後才安慰說：「別擔心啦，解夢人說過，夢見一個人過世了，其實是為他添陽壽，你知道嗎？你的夢，可以為他增加壽命啦！」他笑了起來。這讓我的內疚，放下許多。

「或許，不是他和你告別，而是你自己的內心。」他隨後沈靜的說：「你走進政治太深了，怕再也回不來了。你是和自己內心的那個陳大哥告別吧！」

啊？是這樣嗎？是我和內心的文學的美好世界告別了嗎？我無法歸來了嗎？我愕然的凝視著他，無言，良久，良久。

「不會的，選完就會回來了。我會回來寫作，做一個文人。作自己。」我抗辯似的說。然而，自己內心卻有無比的不確定。因為，我知道自己離開太遠，太遠了。

「你確定嗎？你不會繼續下去，繼續搞政治嗎？政治這一條路，不是不歸路嗎？」他說。

我無言了。然而，我還是堅持的說：「會的，我一定會回來寫作的。」

8.

列車在下午離開。陽光依舊明亮。我在車站等候時，想起一個和陳大嫂有一點連絡的朋友，打電話去查證，終於得到陳大哥身體無恙的消息。「你好好去選舉啦，別擔心喲，陳大哥很好。」他說。我終於放下了心。

卡噠卡噠，高鐵列車安靜的敲打南方大地，向前方行駛，很快就到達烏日高鐵站。這是我的家鄉，少年時代，我曾懷抱著要去遠方旅行，要走到世界最遠的盡頭去流浪的夢想。如今，我疲倦得想回家看一看父母，卻無法下車，還得繼續去工作，直到選舉結束。

「選舉結束，就回家吧！」我對自己說。

我忽然想起陳大哥的小說《夜行貨車》的結尾，那黑色的、強大的、長長的夜行貨車，在黑夜中帶著憤怒的力量，向著南方的他的故鄉行去。

啊，陳大哥，我一定會回來文學家園的。然而，出去征戰十年的尤里西斯，花了十年的光陰，才回到他的家鄉；我需要流浪多久，才能回到永恆的「綺色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