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屬於廣東惠州，20年前還是一個鄉村小鎮，但現在或許是全世界鞋廠密度最高的地方。幾乎有樓房處就有幾十家鞋廠。雖然在兩年前如願拿到了”中國女鞋生產基地”的牌子，但這裏的鞋廠絕大部分只能稱為家庭作坊，幾台鞋機、二三十個工人，就是一個廠。這裏最大的企業，到了東莞，只能算中等規模…

文◎餘力、舒眉、黃河

南方周末編者按：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整個中國製造都在經歷一場大考。是有一些企業 關門，但遠非成千上萬，上規模的企業出事的很少，倒的大多是既無技術實力又無資本實力的中小企業。如果這次大考能過，將來 Made　in　China就會是品質的代名詞。但是現在，大部分中國企業還在半山坡上艱難地行進。

風霜雨雪

幾公里的狹長丘陵谷地裏，聚集了三千多家制鞋或鞋材企業，它們分佈在朝向各異的民宅或廠房裏，這些建築看起來像各種比例的水泥方塊，雜亂地簇在蜿蜒的公路兩旁，被綠色的田野包圍，更遠處，起伏的丘陵鬱鬱蔥蔥。

首次來到吉隆鎮的人，很難不被眼前的景象震撼。這裏屬於廣東惠州，20年前還是一個鄉村小鎮，但現在或許是全世界鞋廠密度最高的地方。幾乎有樓房處就有幾十家鞋廠。

雖然在兩年前如願拿到了”中國女鞋生產基地”的牌子，但這裏的鞋廠絕大部分只能稱為家庭作坊，幾台鞋機、二三十個工人，就是一個廠。這裏最大的企業，到了東莞，只能算中等規模。

3月底，當知道有記者來訪，幾位元當地鞋業的頭面人物聚到了一起。幾小時的聊天中，苦惱、無奈、苦笑的表情交替出現，笑容難覓。

“我們現在是風霜雨雪都遇到了，就是沒有陽光。”說話的鞋廠老闆數起手指頭，原材料價格上漲、人民幣升值、出口退稅減少，還有勞動合同法。旁邊的人提醒，電價漲了、缺工也得算上。

“風霜雨雪”加起來，成本上升差不多30％，是利潤的幾倍，價格又提不上去，”沒訂單，還主動一些，手上有訂單的，做多少虧多少。”

可開工廠的，又不能不開工，要不工人都走了，拿了合適的訂單也做不了。幾台機的小作坊還好，隨時可以關門，大廠只能硬著頭皮做。即使這樣，還有麻煩–工人不夠。

吉隆鎮上的當地人只有不到5萬，但外來工人有15萬，每年生產6億雙女鞋，80％出口。這裏的月工資已經到了1600元以上，比”珠三角發達地區”高出了200－300元，可因為是農村，前兩年開始工人慢慢短缺。成本上漲的麻煩甚至比不上缺工的麻煩。

到處都缺人。在座的一個老闆，去年剛投產了鎮上最大的鞋廠，現在開工不足20％，”只要有工人，我還是有把握能做下去的。”

鎮上的鞋業廠商會去年組了一個團，到內地幾個省份去招人，悻悻而歸，”內地的政府很客氣，但名為勞務，實際是想招商。”

現在很多小廠關閉，他們看到的”只有黑暗，沒有光明”。

惠東吉隆鎮或許是全球鞋廠密度最高的地方。

怎麼活下去？

遷移？”怎麼遷？我們都是吉隆的農民，幾個人、幾十個人用鉗子做鞋，一步步走過來的。身家都在廠房、設備上，現在賣也賣不出價。走也走不動。”

升級？大部分吉隆的鞋廠還處在從作坊向流水線升級的過程中。建了流水線的大廠”只能談生存”，用什麼升級？

拿定價權？”你告訴我，我們這些草根小企業怎麼去拿定價權？去年年底，龍永圖在東莞說，中國制鞋企業要拿到定價權，我幾乎聽不下去。他自己試試！”

更大的麻煩還在後頭。勞動合同法執行後，工人和老闆的糾紛肯定不斷，現在許多工人動不動就是”我告你”，接下來幾個月要忙著應付糾紛了。

確實沒有一個好消息。難道這個奇跡小鎮只能從此沒落？對著幾位元神情凝重的草根老闆，記者不忍心問出這個問題。但一個老闆的喃喃自語，還是讓人心生安慰，”我們當年怎麼走過來的，就怎麼走過去。”希望，向來屬於自救者。

大考來了

一百多公里外的深圳，”氣壓”遠沒有吉隆那麼低。”現在MIC（中國製造）面臨一次大考，不是一般的升學考試，是高中升大學的考試。”深圳榮恩公司副總經理方至剛對中國製造的處境有著自己的判斷。方至剛1986年就來到東莞，管理一家台資鞋廠，是第一批到大陸的臺灣人。他一生只做了一個行業–制鞋。

當初他來到大陸，正是由於臺灣鞋業因成本全面上升而整體外遷。”與20年前的臺灣相比，現在大陸的成本大衝擊，我看到的是更坦蕩的路。”

他認為，這次成本衝擊將帶來行業整合的機會，是好事–一直以來，有太多的小企業打價格戰，把市場行情搞亂，他用”宵小”形容它們–現在，行業裏真正有 能力的企業將有可能在合適的舞臺上發揮得淋漓盡致了。”行業會更健康，MIC會打得更響。曾幾何時，MIC是低等品的代名詞，如果這次大考能過，MIC將 來就是國際品質的代名詞。”他說，從這個意義上，他歡迎這次衝擊。

他認為，該轉移給客戶的成本就要轉移，MIC應該勇於提價，”如果外國人不接受，就讓他們離開中國市場好了。”

他現在所在的公司是一家本地公司，但已經是全球第五大運動鞋貿易商，在福建泉州有自己的生產線，今年出口價格已經提高了20％以上，現在訂單忙得做不過來，工廠負責人不得不到東莞來招工。

方至剛惟一的擔心是，成本上升過快，可能會讓一般健康的企業都消化不了，只有真正強壯的企業才能過關。

在東莞，另一個臺灣人葉先生也執同樣的看法。他在一家臺灣大鞋廠任主管，同樣”這輩子只做了制鞋一個行當”。葉認為，大陸目前的成本上升比當年臺灣的情形還要劇烈，”這麼多種成本同時漲，從來沒見過。”

40年前，日本人把制鞋業交到臺灣人手上，20年前臺灣鞋業整體轉到大陸，”再過十年，臺灣人要把棒交到大陸人手裏了。”現在，制鞋業裏，已經很難見到30歲左右的臺灣人了。

臺灣鞋業人最大的遺憾是只有加工，沒有品牌。不是沒有嘗試過品牌，但”我們這一代是背書長大的，沒有想像力，而且市場小，臺灣政府又不支持”。

葉先生認為，大陸人有可能彌補這個遺憾，”大陸自己就是一個大市場，現在成長的一代又很年輕，比我們束縛少，如果政府支持，就能有自己的大品牌。”

至於當下這一關，他擔心與外國採購商的價格博弈僵持期會太長，”最好不要到別人讓步時，自己先倒了太多。”

制鞋屬於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受此次成本上漲衝擊最大。顯然，價格博弈正朝有利於製造方的天平傾斜–根據海關統計，今年前5月，東莞出口的鞋子，平均單價上調了27.3%。

東莞企業大量倒閉的傳聞，去年就不斷傳出，廣為傳播。受訪的東莞政府官員認為，是有一些企業關門，但遠非成千上萬，倒的大多是”體質較弱”的中小企業，上規模的企業出事的很少，整個行業出問題的現象還沒有出現。

官員表示，他們現在的關鍵字不是”生存”，而是”提升”，更關注的不是挽救體質弱的企業，而是如何幫助活下來的企業提高技術含量、品牌價值，使面向生產的設計環節更多地轉移到東莞，讓東莞變成高品質的全球製造基地。

千萬不要低估中國製造的實力

現在，目光轉到了千里之外的浙江台州。

台州企業家有著最好的課堂，周圍企業起起落落，幾乎每天都是MBA課程的現實版，每個人都在認真地討論生意，無論這個生意是什麼。

一位經常來台州調研的PE（私人股權基金）管理人員告訴記者，千萬不要低估了中國製造的實力。人們印象中的鞋業、紡織和玩具不能代表中國製造，過去中國制 造大多數是賺點加工費 （這樣的企業不在少數），但現實中產業在升級，老闆們的眼界在開闊，好的企業和行業總是層出不窮，給人們帶來驚喜，也帶來信心。

台州市商業銀行的客戶經理則說，今年以來銀行的利潤依然很好，從基本面看，企業大多還是可以維持的，倒掉的往往是那些失去了認真、寂寞地做好一個產品耐心 的企業–前兩年，機會太多，以至於很多企業家很難專注於某個領域，並在自己領域做出卓越的成績。”一個企業的倒閉就像地震中建築物倒塌一樣，是由於多種 因素。”

台州市發改委主任鄭薦平說，在台州，目前技術密集型的產業很不錯，資本密集型的則一般，勞動密集型的就不好了。

雖然轉型和升級不是那麼簡單，但台州正在這條路上。比如，做工藝品的可以轉做汽車裝飾件；塑膠也一樣，原先做牙膏臉盆，地攤上到處都是這類台州貨，全國鋪 天蓋地，但現在已經基本轉到做上下水管、汽車摩托車塑膠配件等。更高級的醫藥也一樣，一開始做化工，之後做原料藥，再後來就到成品藥了。”至於低端的製造 業，則只能轉移到中西部去。”

台州經委主任張銳敏則承認，台州企業確實出現了困難，表現在增幅下降、效益滑坡、投資萎縮。”但我覺得下滑是合理的、正常的，不下滑才不正常，說明這個地方生存在真空裏，或者說在作假。”

但台州企業的生存能力，比其他地方的企業更強。整體出問題的就只有縫紉機行業。由於紡織和服裝行業普遍不景氣，因此縫紉機行業出現整體性萎縮。

張銳敏談到，之前被廣泛關注的飛躍公司資金鏈出問題一事，一部分原因是由於研發投入過大，又遭遇銀根緊縮而產生。

電動縫紉機的晶片原來都是從日本進口，提價權在人家手裏，有時候為了晶片整個縫紉機無法組裝生產。所以他們投入兩億多人民幣，和中科院合作研發晶片。搞研 發，銀行不可能貸款，只能用資金寬鬆時的流動資金。這兩個億投到那裏去，還沒產生效益，就遇上銀根緊縮，資金鏈就繃緊了。

現實中，明顯可以看到，真正有技術創新能力的，而且這種技術創新能力已經形成市場能力的，有品牌的，基本可以克服成本上升的影響。附加值比較高的企業，提價的能力就強，現在對他們來說是機會。

海正藥業就是這樣一個企業。它連續52年沒有虧損記錄、持續增長，被認為是台州的驕傲。

在1970年代，它剛踏足醫藥領域時，就開了國內企業上門買技術的先河—花9萬多元購買了一種新藥成果進行生產。現在，他們在產品的儲藏開發、新產品 研發的先期投入非常堅定。”現在我們每年的研發投入占到銷售額的8%，去年我們達到了9%多，發達國家也沒有這麼高的比例。”海正的管理人員很驕傲地總 結，海正的經驗是：風浪來了，靠臨時調帆、調螺旋槳都晚了，應該在沒風浪的時候就把動力都儲備足了。

海正藥業的董事長白驊62歲了，現在每天早上6點到廠裏，晚上10點多回家，對於他，生活中惟一的樂趣除了工作還是工作。

這樣的專注和熱愛，或許正是中國製造的能量之源。或許正是因為在台州看到太多同樣的熱愛和關注，那位PE管理人員才會毫不吝嗇地把信心給了台州。

民工哪去了？
在各處的採訪中，記者被同一個問題困擾：民工哪去了？許多受訪者也向記者提出了同一疑問。

中國經濟出現下行信號，這是中央高層都認同的判斷。現在許多中小企業日子不好過是事實，一些企業壓縮生產線甚至破產也是事實，這意味著，必然有一部分人失去了工作，市場上勞動力的供給會相對多起來。可是，為什麼到處都在缺工，甚至比以往更甚？

記者曾就這個問題向一位元研究宏觀經濟的美國教授請教，他凝思許久，給出了答案：”中國經濟在幾個月裏實現了升級”。

這當然是開玩笑。經濟學家給不出解釋，那麼現實中呢？

去年11月，東莞常登鞋廠宣佈結業–並非倒閉，只是臺灣老闆對未來預期不好，主動退出了這個行業，傳言說，老闆回臺灣從政去了。

今年3月底，記者來到已關門的常登，整潔的廠區裏只有幾位元負責銷售原廠設備的人員，其中一人告訴記者，”常登關門了，沒有傷害到任何人。”

老闆給的賠償很公道，7000員工也按不同工序分批遣散。讓人印象深刻的一個細節是，其他工廠紛紛在常登門口現場招工，甚至有的工廠派了大巴來接人，這裏的員工不僅沒有失業之虞，相反成了爭搶物件。

而在7月，記者的同事在東莞的華堅集團門口，也注意到，有大量從其他工廠來應聘的生產線工人，甚至有的是整條生產線上的人一起過來。

在江西的上高，由於裕盛、旺旺等大型企業前來投資，使這個著名的勞動力輸出大縣（每年6萬人外出打工）出現勞工緊缺，兩年時間裏，他們從勞動力輸出地變成輸入地。

過去當地的企業自主招工一般都能招滿，但2006年裕盛投產後，裕元、匹克、旺旺等用工大戶就不得不依靠政府組織招工。每年勞動部門向各鄉鎮下達招工指標，在春節前後鄉鎮幹部逐戶上門做工作，勸說外出打工人員進入本地企業工作。

從2006年到2008年兩年間，上高縣便勸留了近3萬勞動力在本地就業，同時將原來留來留在農村的近1萬農民通過培訓轉化為企業員工。

但這仍滿足不了需求。上高政府不得不多管齊下：一方面向四川、湖南等勞動力資源大省派駐勞務機構，吸引外地勞動力前來上高打工；另一方面則在上高設立了省級職業培訓基地，以吸引周邊地區人員前來培訓，並留在當地就業。

為了方便本地勞動力的就業，上高縣開通了環繞全縣的公交系統，本地農民除了白天上班之外，晚上和雙休日還可以做些家務和農活。

在政府的努力之外，企業的用工制度也發生了變化，對工人年齡的要求從過去的35歲以下放寬到了45歲，同時在每年的農忙季節視生產情況給員工放假，以吸引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前來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