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宏觀到微觀」的過程普遍反映了20世紀80年代運動風氣的特徵。 在廣義上，可把由這種關注指導的人民團體列入「生活趨勢」這個範疇。「生活趨勢」代表一種充滿生態關注的新的運動文化。它熱衷於通過努力使具體事物 而不是空洞的一般事物產生實際變化，並對構建網路而不是純粹的組織建設更感興趣。與傳統的舊的和新的左派政治相對比，我把這種運動政治稱為「生活政治」…

文◎武藤一羊（Muto Ichiyo）

(編譯：另立全球化工作坊)

二十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運動風氣之間有明顯的斷層。舞臺似乎已經旋轉，呈現出一幅全新的圖景。運動的語言和價值觀也發生了變化。二十世紀70年代早期的運動文獻中存在或多或少的挑剔和爭辯的語氣，每一股潮流在試圖發展自己的觀點以說服別人時都帶著一絲嚴厲，激進思想也直接指向社會的根基。與之相比，二十世紀80年代的運動聲明雖然接近於日常生活，但聽起來友好、輕柔、平和、平凡。
從宏觀到微觀

松崗伸夫（Matsuoka Nobuo）是公民能源研究所（Citizens’ Energy Institute）的現任領導，也是一位知名的生態學者，思想家型的活動家。他回憶說，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他的關注點從「宏觀」轉向了「微觀」。他是經歷了日本運動三個發展階段的人之一–舊左、新左以及生態運動。由於松崗伸夫分別經歷過這三個不同階段，所以由他來解釋這個變革本身是非常適合的。

他離開了舊左（日本共產黨），加入了70年代的基層社區運動，進行反污染鬥爭，並因為通過「自我否定」來質疑現存的生活方式以及展現出另類的積極的價值觀。1979年，他參加了消費者運動。當時，這個運動正開展非常嚴密的反對像使用化學洗潔劑、食品添加劑和有害新藥物的活動。「我覺得微觀和宏觀並不互相對立。過分擴大的生產力對我們日常生活的破壞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只有在日常生活裏才能發生實際的變化，並因此發生本質的變化。

誰來控制技術？像生物技術這樣的技術經過發展已經占到極大比例，其目的很清楚，那就是通過控制人類遺傳機制來控制人民。在反對核能運動以及其他運動中，誰來控制和確定技術的發展方向這個問題逐漸引起了我們的關注。我們的回答是技術應該由社會來控制，應該由人民來控制。在東方，國家控制技術並因此控制人民；在西方，資本控制技術並因此控制人民。在這個過程中，反核能運動開始並努力設想一個沒有核能的社會，一個新的後核社會。

雖然不應該把松崗的例子普遍化，但是這個「從宏觀到微觀」的過程普遍反映了20世紀80年代運動風氣的特徵。

在廣義上，可把由這種關注指導的人民團體列入「生活趨勢」這個範疇。「生活趨勢」代表一種充滿生態關注的新的運動文化。它熱衷於通過努力使具體事物而不是空洞的一般事物產生實際變化，並對構建網路而不是純粹的組織建設更感興趣。與傳統的舊的和新的左派政治相對比，我把這種運動政治稱為「生活政治」。

「生活政治」的幾個面向

首先，請允許我闡明「生活政治」的幾個面向，根據「生活政治」與以前那些運動的連續性和不連續性來討論它的特性和潛力。

1. 針對具體問題的生態運動。地方反核能工廠運動逐步形成了非核化社會的藍圖。聯繫這些地方運動的國家網路就代表了此類運動的特點。同時也存在基礎廣泛的環境保護運動，例如為了保護當地的珊瑚礁而反對在沖繩的石垣島海岸建設新機場運動，反對在Nagara河建水壩的廣泛運動，保護原始森林的「木材託管」（wood trust）運動，反對以環境為代價建設高爾夫球場以及其他休閒設施的活躍的國家社區團體網路。

2. 迅速擴大的新型合作社和致力於創造一種新的經濟體系和生活方式的運動。這是典型的生活趨勢運動，以建設新社會為奮鬥目標並承諾通過創造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特別是與必不可少的農戶之間的直接聯繫來改變生活方式。工人生產合作社的推動和建立也使用了這種路徑。生活趨勢合作運動是一個城鎮（以及中產階級）現象，但由於關注食品和環境，它喚起了公眾對農業的興趣。它建立了與全國範圍的另類農民團體之間的聯繫，這些團體把發展對農業的新認知作為人類社會基礎以及努力通過農業的有機調整來取得生存。這樣，新型農民運動的萌芽就得到了鼓勵。

3. 具有重要意義的地方政治參與。共產黨團體、合作社和婦女團體都提出了獨立的候選人並在市議會和其他地方議會上獲得了相當多的席位。他們主要是竭力要求解決像化學洗潔劑使用禁令這樣的日常生活問題。在橫須賀附近的逗子市，當地婦女是選舉反對在城市的自然保護區修建美國兵營的市長的主要力量。追求地方直接民主的地方政黨也成功地組織了起來。

4. 面對面的國際主義的發展，尤其是與其他的亞洲人民運動之間。這也呈現出多種形式。部分由於利用了官方談論 的「國際化」口號、部分由於日常社會現實模糊了國界（不斷增加的來自其他亞洲國家和巴西的移民工人的存在，作為「招待員」或農民妻子被帶到日本的幾十萬亞洲婦女的湧入），很多運動團體都與他們在海外的同類建立了聯繫。除了團結運動這種類型的聯繫以外，發展類非政府組織在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得到了迅猛發展。其中一些是親政府的，但大多數都是非政治的。

20世紀80年代國際對日本政府開發援助（DOA）的關注增加，對在第三世界國家實行的政府開發援助所推動的「開發」模式是有益於還是會傷害接受國的窮人和環境提出了質疑。生活政治團體也國際化了。一個把團結紐帶和生活政治路徑結合起來的新國際主義就是1986年的黑人運動。這個運動把包括以生活政治為導向的大型合作社的日本公民團體和菲律賓黑人中的農村社區聯繫了起來。結果建立了有重要意義的人民與人民之間的香蕉貿易，並開始了幫助邊緣化的菲律賓農民建立自力更生的經濟共同體的努力。

5. 基層運動的女性化。所有這些運動中的女性的全方位參與和她們發揮的核心作用構成了20世紀80年代的運動的最顯著特徵。無數城鎮家庭主婦參加了現有的運動並創造了富有活力的屬於她們自己的新團體，例如我們即將詳細說明的，1988年一個新的建立新型工作方式的婦女倡議意外地擴大了反核運動的基礎。女性主義觀點並沒鼓勵大多數婦女採取行動，但卻有更多的婦女，而不僅限於統計數字的增長，參與到人民運動當中。運動以婦女的方式發生了很大程度上的改變。在很多事情當中，這意味著構建非正式的網路而非正式的組織、採用非正式的決策程式和用口語（通常是通過傳真通訊網絡）水平傳播運動資訊、用直接途徑實現很具體的目標的以及行動中富於活力。

6. 肯定生活而非左派傳統的禁欲主義。由於改變生活方式作為生活政治的一般動機，擺脫金錢和商品崇拜以及被強加的信條的新文化和生活方式就應該存在於日常生活、人類關係以及運動事件中。由於我們要在此時此刻產生新的關係，所以這種文化與傳統左派認為要把享樂推遲到勝利之後的這種犧性的生活方式是不相容的。因此，在動員場合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舞蹈、音樂、幽默諷刺短劇以及其他文化表現方式。

如果說二十世紀70年代的運動都取決於邊緣地區的反抗以及支援性的城市激進團體之間的動態互動的話，那麼到了二十世紀80年代這個特徵就在很大程度上被模糊了。邊緣和城市、鬥爭和支持、以及一般民眾和知識份子這兩者之間伴隨著很強道德感的緊張關係雖然沒被消除的話，但是這些緊張關係在城市開始堅持自己的權利、竭力要求實現他們自己的生活政治目標時也得到了明顯的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