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人民同盟的定位是：它不僅是非政府組織、人民運動的聯合，而且是構成最高權力主體，並行使全球民主權利的世界公民運動。在水俁，我們對全球治理進行了描述並試圖把它稱為「跨國參與式民主」。國家所支持的全球資本在組成一個國際化和等級性的分工體系，這個秩序被美化成相互依賴的全球化。但這是強加於人民，並滲透著敵意和分裂的相互依賴。這個控制體系通過組織內部的分裂，以及讓人民團體相互敵對…

作者編按：武藤一羊教授是亞洲和平聯盟（Asian Peace Alliance, APA）的創始成員之一，他是一位資深的和平運動暨反亞太地區軍事化運動者，也是21世紀人民計劃（People’s Plan for the 21st Century, PP21）的發起人，同時兼任ACFOD與FOCUS的顧問。1989年在Minamatam所舉辦的PP21聚會上，武藤首度提出跨界參與民主（transborder participatory democracy）這個專有名辭而受到讚許。不只如此，他更組織日本-菲律賓聯盟（Japan-Philippines alliance），將「尋找城鄉另類出路」以及「跨界結盟」等運動背後隱而未顯的精神具體化。

武藤一羊於1982至1997年間在紐約州立大學的社會學系任職副教授，他的授課內容包括社會運動及另類發展。他是1965年平連（Beheiren）反越戰運動的積極份子之一。除了發表許多關於政治、社會與文化相關議題的文章之外，武藤更活躍地參與了許多反戰和其他新左派的運動。此外，武藤教授也開設了很多與民權運動相關的課程。

武藤教授於2007年8月中旬曾經前來台灣參與浩然基金會所主辦的「另立全球化工作坊」。

文◎林深靖

人民同盟（People’s Alliances）是我們於1989年在日本水俁發起的「二十一世紀人民計畫進程」的關鍵概念。

在水俁，我們指出全球權力中心已經形成，並通過其全球計畫以「發展」的名義給大多數人民、環境和文化帶來了毀滅性的後果。以前我們說要面對和戰勝的這個政權，如今被廣泛認為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政權。在接下來的10年裏，世貿組織（WTO）成立了，冷戰結束了，作為美國主要的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對手的蘇聯解體了，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不久，美國開始確立它對全球社會的「全方位控制」。這都是二十世紀90年代發生的事情。

2001年的911事件結束了這個過程，並使美國壯起膽來，冒險把整個世界都囊括進以「反恐」為新團結口號的，可稱之為美帝國的聯盟。在此，我甚至還無法對911之後的局勢進行深入描述，但有一點很清楚，那就是我們今天所面對的不是由美國總統的瘋狂和一時的想法引起的短暫歷史階段，而是一個已然翻新的歷史領域。它驗證了喬治‧歐威爾的名言──戰爭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無知就是力量。

在這個領域內，二十一世紀人民計畫所主張的人民同盟理念還有實際價值嗎？它還是我們的希望之源嗎？我認為如果我們從同盟構建工作中恰當地吸取教訓並把這些教訓用於人民正在努力進行的同盟構建工作，那麼答案就是肯定的。

我們對人民同盟的定位是：它不僅是非政府組織、人民運動的聯合，而且是構成最高權力主體，並行使全球民主權利的世界公民運動。在水俁，我們對全球治理進行了描述並試圖把它稱為「跨國參與式民主」。

國家所支持的全球資本在組成一個國際化和等級性的分工體系，這個秩序被美化成相互依賴的全球化。但這是強加於人民，並滲透著敵意和分裂的相互依賴。這個控制體系通過組織內部的分裂，以及讓人民團體相互敵對，來維持自己的存在。我們應該清楚，國家沙文主義，圖謀不軌的地方自治主義、文化排外主義、性別歧視以及各種不同的種族偏見，有力地幫助了統治菁英建立其本來無法凝聚的龐大組織。

我們所設想的「人民同盟」，是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所強加的這種人民之間關係的逆轉。雖然人民不得不立足於分崩離析的現實領域中開始行動，但是，我們需要通過鬥爭，找到一條超越這個領域的道路：破壞整個引起分裂的結構，並用表達人民自己聲音的、由人民構成的自發的同盟來取代它。這肯定是個長期過程，但是，我們確定的原則是「不能接受現狀」，要尋找另一個可能的世界。

我的總體看法是：我們已經進入了這樣一個歷史時代：一方面全球化已嚴重破壞了國家主權；而與此同時，國家仍舊是擁有強制人民的權力的，最根深蒂固的人類社會組織。因此，我們需要（1）開始一些進程，使全球人民成為全球民主治理的最高權力主體；（2）立即參與國家政治以使國家體系能夠對人民更為負責。很顯然，隨著具有毀滅性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進程的開始，我們所需要的就是這個意義上的全球民主治理，而且只有當全球人民共同行使主權時，這種全球民主治理才有可能。

【小辭典】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全球化」譯自於美國1980年代開始大量使用的globalization一詞。這個字眼標示了自由主義對於共產主義的勝利，以及勝利所帶來的具體利益（包括進入超強行列，對全球村的掌握與操控）。於今，講「全球化」幾乎也就是在講「美國的優勢」；因此，全球化時常被理解為全世界的美國化，也就是以美國主流社會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為主導的全球（同）化。

「全球化」已被許多人視同為自然的、無可避免的現象。它氣勢洶洶，襲捲我們的社會，就如同暴雨降落大地，帶來滋潤的同時，也可能帶來災害。由於技術上的巨幅躍進，全世界的金融市場得以恆常處於緊密連結的狀態，無遠弗屆地擴張其影響力，甚至取代了許多原屬於國家的權力。

可是，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平心靜氣地看待美國夢。自從美國尼克森總統（Richard Nixon）於1971年終結美元和黃金的定價兌換政策之後，資本的流動又於1974年首先在美國全面鬆綁，1990年歐洲共同體持續跟進，整個世界的貨幣體系就此進入了極端不穩定的狀態。某種純粹投機的金融經濟蓬勃發展開來，而且與實質的經濟和真正的工業生產文化成為分立–甚至對立–的關係。投機的金融經濟以短期獲利為目標，在某些部門造成了生產過剩（汽車、電子、資訊、鋼鐵等工業），在另外一些部門卻又嚴重短缺（住屋、教育、糧食等）。

為了彰顯新自由主義企業管理的價值「正確的資源，來自正確的地方，生產正確的商品，進入正確的市場，在正確的時刻，供應正確的消費者」，生產結構的同質化，使得跨國公司的龐巨網絡得以在全球的範圍之內，緊密而又廉價地剝削各國的中小企業。

這些被限定為分包代工角色的中小企業，越來越脆弱，越來越不穩定，最後都成一個個簡單分化的利潤中心，爭做大型企業財團的僕役。大型代工廠商底下還壓著無數的小型代工廠商，後者的處境就更加不堪了。不安全、不穩定以及被剝削的感覺再也不是工人、農民和獨立勞動者的專利，中小企業主的感受也越來越深沉而具體。世界上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強權者對弱勢者的壓制和統馭也越來越直接而凌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