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北孤軍的「身分」問題，就可以反映出那種「用官僚手段解決政策問題」的風氣：法律上，泰北孤軍的後裔根本不是什麼「無國籍人士」或「外國人」，而是百分 之百的「中華民國國民」。從大是大非的角度，中華民國有義務排除萬難接納他們。怎麼會東轉西繞，要這些「忠良之後」去買假護照，假冒僑生，然後再要求他們 自首，最後仍只是基於人道而暫時延長居留？荒謬的是，這樣的處理方式，居然似乎是目前最完善的方法…

作者按：為移民、移住人權事項或其他社運議題與政府官員對話時，常常發現對方回應的理由都是一些繁瑣而限在舊有框架的說法；對於決策該有的基本價值選擇與視野，則全然無法對話。即使是次長甚至部長，嘴裡冒出的理由都瑣碎不堪。

有人說這是決策者（政務官）被官僚綁架，我認為只對一半：決策者為什麼要「選擇」跟著舊邏輯跑？要嘛是這個領域並非決策者優先關切的事項，所以隨官僚怎麼說；或者是決策者根本就有意守舊，只是拿公務員(邏輯)來搪塞。

文◎廖元豪

政府被質疑時，常常會宣稱他們必須高度尊重公務員的「專業」意見。許多部會首長要嘛是從該部會的基層公務員一路做上來，對業務駕輕就熟；否則至少也是在公務員體系「歷練」過多年，熟悉行政部門的運作。

然而，政務官跟事務官，有著非常不同的邏輯。享有身分保障的永業公務員，的確熟悉官僚體系的運作，也比較了解一些基層運作的現實。可是不負政治責任的事務官，不能也不該做重大的「價值」抉擇，我們更無法要求他們「改變」現狀。因此，當遇上困難的問題時，事務官的訓練，會傾向於用最簡單且符合現狀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官僚的「專業」，是在努力維持既有的體系，或客觀地分析各種選項供政務官抉擇。但當我們遇上了新局面、新問題，需要不同的視野來因應時，官僚邏輯就不夠用了。在此時，如果政務官的骨子裡流的仍是多年公務員訓練的血液，或說政務官居然把政策的決定權交給官僚體系，那這種官僚型政客，就不配當什麼部會首長或政務次長。

泰北孤軍的「身分」問題，就可以反映出那種「用官僚手段解決政策問題」的風氣：法律上，泰北孤軍的後裔根本不是什麼「無國籍人士」或「外國人」，而是百分之百的「中華民國國民」。從大是大非的角度，中華民國有義務排除萬難接納他們。怎麼會東轉西繞，要這些「忠良之後」去買假護照，假冒僑生，然後再要求他們自首，最後仍只是基於人道而暫時延長居留？荒謬的是，這樣的處理方式，居然似乎是目前最完善的方法！

唯一不願意承認他們的理由，就是他們沒有「證據」證明自己的身分！天呀，孤軍後裔，歷經多年戰亂與慘痛，那能期待他們留著什麼證件？但在官僚的心態中，既然沒有證件，他們的地位就「什麼也不是」！即使明明知道「大部分」應該都是正港的孤軍後裔，也必須堅持「證明文件第一，是非靠邊站」的官僚思維：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人。

然而，只要有是非觀念，有政治承擔，解決這種問題的方法應該是先確立基本方向：孤軍後裔「一個都不能少」，他們當然有權（而非施捨）回到中華民國領土！在這個前提下，政府應該積極調查並協助在台（甚至海外）孤軍後裔取得相關證據。如果原始證明找不到，部長或院長擔起責任，逕行承認他們的資格並核發國籍證書便是！官僚系統可以做的，頂多是建議長官在相關文件上附加切結書，同時明文提醒事後若證明身分不實，得註銷或撤銷國籍。怎能捨此不為，卻要這些「天朝棄民」花上無數心血、青春與精力，到處碰壁？

這篇文章不是在譴責官僚系統，因為公務員以最「穩當」的方式來做事，是很正常的。但政務官面對價值抉擇或是非問題，必須有自己清楚的定見與承擔。政務官不能把自己當成科長，用官僚的邏輯來辦事，還把責任推給細節的法令規章與下級職員。只要政務官有明確的方向，並且願意承擔責任，那麼官僚系統自然會在這個方向下幫長官找到出路。

新任總統所揭示的某些方向，如人權、公平、多元文化，從來不是以往的公務系統遵循的主要價值。所以，在這些事項上，新政府的政務官，請帶領官僚系統走出新方向；而不是拿官僚邏輯來搪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