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我在鄉下，就見識過各種各樣的吹鼓手和嚎喪者。傅問：你遭遇的這一位，他還活著？我答：已經過去10餘年，不曉得。如果他活著，該有80多了。傅問：有可能找到他嗎？我答：他住在江油境內，離北川很近呢。這次大地震，那邊死傷無數，如果老先生還在，就算奇跡了…

文◎廖亦武

2008年5月24日，晴

昨晚抵家，已淩晨兩點，倒床便睡，至中午還魂。

悶頭整理採訪，過濾與《紐約時報》傅好文（howard w.french）時斷時續的交談，覺得很有意思。特別是昨晚，我們風塵僕僕自都江堰回成都，尋一川菜館子剛落座，嘴戰就開幕了。桌子比較大，傅好文與我正對面，左右是其他人。老範的錄音筆始終在我的下巴底。我們喝了兩瓶紅酒，平均兩口酒的縫隙，傅好文就要插入一個問題，並且是出其不意的。我們再次討論了剛出版的英文《底層》，人物和細節，一個接一個，非常微妙。英文《底層》開篇就是《吹鼓手兼嚎喪者》，傅問：這樣的特殊職業在中國有多久？我答：從古至今，一直都有吧。

小時候，我在鄉下，就見識過各種各樣的吹鼓手和嚎喪者。傅問：你遭遇的這一位，他還活著？我答：已經過去10餘年，不曉得。如果他活著，該有80多了。傅問：有可能找到他嗎？我答：他住在江油境內，離北川很近呢。這次大地震，那邊死傷無數，如果老先生還在，就算奇跡了。傅問：是嗎？他還在為死者吹嗩呐？我答：屍體都堆成山了，他為誰吹嗩呐？又為誰充當假孝子？說不定老先生正為自己哭呢。傅問：自己哭？很有意思。廖，你的書中寫了很多死亡，趕屍體的，為屍體整容的，麻風病，100歲的和尚，在天安門被槍殺的，為什麼？中國人都生活在死亡裏嗎？我答：對對。要不中國為啥有”行屍走肉”這個名詞？熱鬧的大街，電視，報紙，充滿著行屍走肉。老祖宗孔子也說”未知死，焉知生”。大地震一發生，我又得忙碌了，我就是幹這種活兒的。我會寫出一本地震後的《中國底層》。

大家都笑了。我又補充說：除了死亡，當代中國人沒啥可敬畏的。傅說：是嗎？那麼強權呢？我說：強權也是建立在恐怖，也就是死亡威協之上。傅說：所以你一直寫底層，沒有權力的人們，這樣危險小一些？我說：是的。

但這樣寫出來的，無論歷史還是文學，都要真實一些。傅說：為什麼？無權力者不會撒謊嗎？我說：人天生就會撒謊。但弱者撒起謊來沒有底氣，很容易露餡兒。而權力是謊言的翅膀，林彪稱”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全體中國人都相信啊。傅說：如果有一天，讓你採訪高官，比如省長，或更高的中央領導，甚至總書記，你願意嗎？我說：不太願意。傅說：商人呢？比如董事長、總經理之類？我說：不太願意。傅說：為什麼只寫底層？害怕挑戰？我說：電視和報紙上，天天都有你所說的那種成功者或主流的採訪，楊瀾你曉得嗎？眼睛有點問題的富婆，專門開你所說的煽情專欄。傅說：我指的不是CCTV。

不是中國的一個上層訪談的標準。他們不值一提。我在非洲呆了10年，曾把一本法文小說翻譯成英文，後來又做《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者，後來又做《紐約時報》的記者。我渡過軍政府時期，渡過天天政變時期。我採訪過蒙博托，還採訪過中非的小皇帝博卡薩，非常可笑，對本國人民很嚴厲，對外國記者沒什麼，很隨便。我寫了很長的文章。我說：蒙博托和博卡薩，在中國名聲非常大，據說博卡薩吃人，還用人肉冒充熊肉招待外賓。傅說：我沒聽說過。而反對他的人，說什麼都可以。

我是記者，我會用我的辦法挖出有價值的東西。其他同行，只要有頭腦，也會這麼做。知道卡布欽斯基嗎？他做得更地道。我說我不知道卡布欽斯基，但我知道西方人，比如你，傅好文，在自由的環境長大，可以自由選擇現在和將來做什麼。你們的人生很主動，反政府，隨便；遊行示威，隨便；你小時候喜歡革命毛澤東，更隨便，只要不搞爆炸。中國人可不行，比如我，六四之前寫詩，同所有的官方作家一樣，企圖通過純文學之橋走向世界。不幸的是，我寫下長詩《大屠殺》，坐牢4年，一下子被拋入社會最底層，此後的歲月，我就一直同我書中描述的人與事打交道–這並不是我想要的。坐牢、做政治犯、做異議作家，包括離婚和吹簫，都不是我主動選擇的。傅說：是嗎？你不喜歡你的工作？可你為中國底層寫了這麼多書。

我說：我很晚才意識到必須要寫下去。我曾經想逃跑，想得發瘋，我已經去雲南西雙版納踩過點，本來花兩三萬，就能偷渡過去。可事到臨頭，我卻下不了決心。我使用漢語，我的職業使我下不了決心當永遠的流亡者。於是就一次次申請護照，十幾年，我申請了9次，官方都死死卡著。傅說：這和你的文字有關係嗎？我說：當然嘛，出不去，又不能逃跑，只好埋頭苦寫。於是就成現在這樣子，於是我們就只有在這兒見面。我的文學、音樂和政治老師，都應該是共產黨啊。我擔心哪一天離開了它，自己將成為有自由無激情，甚至無價值的廢人。

大家都笑。傅好文卻說：我們回到剛才的話題。如果有機會採訪到高官，你會去嗎？我說：一般情況我不會去，因為如我這種智力和階層，很難迫使他講出真話。而沒有真話的訪談，太無聊。除非高官一栽到底，坐牢了。我曾經和重慶市委書記的秘書一塊坐牢，大家一放鬆，就無話不談。傅好文說：廖，我不認為你的智力比高官底。我苦笑道：如果我有公開採訪高官的智力，就不會坐牢，更不會倒楣這麼多年了。

大家又笑。傅好文摸出像機，對旁邊的小金說：我能給你拍兩張嗎？小金點頭，可擔心光線太弱，因為整座兩層樓的飯館，就剩我們這一桌，服務員已關掉大多數燈。酒早喝得差不多，胸中的塊壘仍未澆下去，於是我抽出簫，幽幽吹了一段。

盡興了，都明白了，只有服務員們竊竊私語著。小金耳尖，聽出她們在議論：地震期間還能上大館子吃飯，不錯嘛。吹這種死人調調幹啥子喲？

2008年5月25日，晴轉陰

應我的請求，老範自上海發來網址，我查看了剛剛從傅好文嘴裏得知的卡布欽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去年逝世的波蘭人，前年進入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最後階段，並最終敗給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戰地記者。了不得。

卡布欽斯基說：”20年前我在非洲，看到一場場革命和軍閥混戰，看到一個戰爭又一個戰爭。事實上，歷史正在製造當中–真實的歷史、當代的歷史或者說我們個人的歷史。令人吃驚的是，我沒有遇見任何一位作家、詩人或者哲學家，甚至社會學家。他們在哪裡？如此重要的事件，為什麼連一個作者都不在場？我想，回到歐洲能找到他們，他們可能在家，正在寫自己身邊的事兒：男孩、女孩、笑、隱私和婚姻—-幾千年來我們反復閱讀過的故事。我們某一天讀到的獲得法蘭西獎章的小說不真實。因為沒有一本屬於我們的現實–經過多次篡改又被我們改寫回來的歷史，沒有一本！

我讀得心潮澎湃，立馬引為知音。可惜大陸沒有他的翻譯書。

2008年5月26日，陰間多雲，有雨

我迷上了卡布欽斯基，一口氣下載了關於他的許多文字。可惜是二手貨，介紹文章也都是國內人寫的，新聞套路害死人。

但是從中仍可以讀出，卡布欽斯基模糊了作家與記者的概念，開創了一種全新的路子。難怪瑞典文學院的保守老頭們選擇了中規中矩的土耳其小說家帕慕克。卡布欽斯基”在市鎮上走一整天，不與人說一句話，他寧願選擇細心去看，去聽，去感覺。他說：要把自己變成一部攝像機，什麼都吸入腦中，即使謠言，也不放過。因為，謠言也代表了一種集體投射，只要大多數人相信，那就會如‘事實’般發揮影響力。他也不愛寫筆記，我們也不會看到他與被訪者糾纏于難解的問題，或奮筆疾書，記下答案，再逐字逐句引述被訪者的言論。不，他永遠不會這樣做，但他偏偏能夠準確把握事件或爭議，立體呈現在讀者眼前。”–忍不住大言不慚，跟我的手法很像嘛。

我在《最後的地主》之《用腦子裏的攝像機記錄苦難》裏，就說過”現實裏的機器只能拍此時此刻的人和事，而腦子裏的機器卻能穿透此時此刻，將鏡頭一直延伸、一直延伸到對方的靈魂深處，被泯滅掉的歷史碎片會一塊塊拼接攏來，重新嵌合成一種稱之為‘見證’的慘不忍睹的東西。”–我的朋友蘇曉康大約擔心此種東西會被挑剔的業內人士抓住辮子，還特地在序言裏發明了一個詞：轉述。再轉述。

如傅好文所說，我沒採訪過暴君，而卡布欽斯基的代表作就是《皇帝》，寫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的。曾被英國《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he TimesLiterary Supplement)指出有”多處失實”。為此，卡布欽斯基辯解道：我為什麼要當作家？為什麼要多次出生入死？是為了做一些獵奇性的報導嗎？還是為了掙薪水？不，于我而言，作家不是一種職業，而是一種召喚。如果不是發現有些關於歷史和人類自身的問題非解決不可，我不會投身到這麼大的危險中去。

我沒有如此大的雄心，所以面對質疑，我往往退縮和沉默。無盡頭的孤寂使我依賴時光，想像它能澄清一切，其實時光在某種意義上，跟人性一樣靠不住。非常慚愧，我屬狗，脊樑骨雖然沒打斷，可受傷了，一遇敏感的政治天氣，就隱隱作痛。其他人呢？那些佔據道德制高點的知識份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