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亞大陸（從葡萄牙到海參崴）擁有75%的全球能源、75%的 世界人口。因此只要控制了歐亞大陸，其他區域則自然歸順。美國必須充分利用後冷戰的可貴時機，使北約組織成為攻堅的橋頭堡，讓歐洲聯盟起著跳板作用，與俄、中、日達成合作關係，及時建立一個”跨歐亞安全系統”，從而使美國成為獨一無二的霸主…

文◎俞力工

目前距美國總統大選還有60天左右，觀察界對奧巴馬與麥凱恩兩候選人的外交取向極表關注。專業人士除了對他們的隻言片語細加分析外，尤其重視他們的外事顧問的立論學說。

就目前看來，麥凱恩將依重多年來力主”建立民主聯盟以取代聯合國”、”擺脫國際法束縛”的羅勃特.卡根（Robert Kagen）；而奧巴馬則可能請老將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80高齡）再度出馬，一方面由這位前國家安全顧問幕後領導新政府的外交顧問團隊（其中包括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與克里斯多夫等）；一方面將依循他的建議，以平等對話、充分協商、政教分離等辦法來糾正布希的獨斷獨行和國際孤立。

以下，不妨首先介紹布熱津斯基對國際局勢的基本觀點與構思，繼而，展示共和黨新保守主義派的理論與實踐。最後，則在對比民主、共和兩黨的對外政策基礎上，預測美國新政府組成後，可能對國際局勢造成的影響。

布熱津斯基的基本觀點

布熱津斯基曾在1997出版的《大棋盤》(The Grand Chessboard)一書裏，為美國的全球戰略部署制定了”30年的規劃”。他從地緣政治角度出發，看到歐亞大陸（從葡萄牙到海參崴）擁有75%的全球能源、75%的世界人口。因此只要控制了歐亞大陸，其他區域則自然歸順。美國必須充分利用後冷戰的可貴時機，使北約組織成為攻堅的橋頭堡，讓歐洲聯盟起著跳板作用，與俄、中、日達成合作關係，及時建立一個”跨歐亞安全系統”，從而使美國成為”獨一無二的霸主”。尤其令人矚目的是，他認為俄羅斯是個毫無前途的”無底洞”，往後既可能淪落為第三世界國家，又最好是四分五裂…。

2007年，布熱津斯基眼看著小布希政府的中東、中亞軍事行動相繼失敗，對外關係孤掌難鳴，兵力匱乏，國庫空虛，債臺高築，於是在《第二個機會》一書中，主張以接觸與談判取代對伊朗與敘利亞的軍事威脅；致力改善與歐盟的關係；促進北約東擴，進一步削減俄羅斯的勢力範圍…。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此時所謂的”BRIC”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均已攀登世界強國地位，布熱津斯基卻依然故我，處心積慮地試圖把俄羅斯壓迫至牆角。這點，或許他並非看不見俄羅斯是唯一可對美國造成致命威脅的國家，而是出於強烈主觀願望，企盼儘快排除這個芒刺。

走筆至此，筆者無意一一羅列歷代共和黨政府的外交措施，而僅僅從冷戰結束時刻開始，介紹幾個具有象徵意義的戰略部署與政策思維。

北約東擴

早於1991年11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發佈了一份”羅馬宣言”。其中，強調東西兩大陣營對壘狀況已為”新危機”所替代。往後，該集體防禦組織的任務在於”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制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及相關技術的擴散”；”解除對國際自由貿易的任何威脅”；”全球範圍內，排除自由取得原料的障礙”…。

該”宣言”發表後，並沒有引起太多的議論與關注，原因在於國際社會普遍陶醉在冷戰結束的新氣象中，考慮的是如何促進合作與發展；如何擴大生產與投資；如何迎接和諧社會與幸福的未來。若干敏感人士即便從”宣言”的字裏行間察覺到一絲不妥，也多數認為這不過是一個夕陽西下的戰爭組織臨終前的歎息與掙扎。

“宣言”面世不久，接踵而至的便是前南斯拉夫的肢解。至於1993年克林頓民主黨政府的一系列作為，譬如，一改聯合國維和部隊的中立傳統，直接讓美軍捲入索馬里的內戰；促使北約組織背棄自身章程”不得跨越成員國領土範圍進行軍事活動”的規定，多次對前南斯拉夫發動攻擊；公然藐視《聯合國憲章》的”禁止使用武力”與”安理會授權”的規定，對前南斯拉夫軍、民設施進行長達79天的空襲與破壞。這一切，至少說明幾個問題：一是，利用冷戰結束時刻國際社會普遍存在的麻痹大意，繼續進行擴張、取得霸主地位是美國不分黨派的基本國策；二是，克林頓政府起碼在對外政策上，長期受共和黨鷹派與新保守主義的左右，而其原因不外是共和黨議員始終在國會兩院裏佔多數；三是，缺少心防的北約組織成員無意間跳上了美國的戰車，參與了冷戰時期不曾有過的戰爭行動。同時也由於1999年直接由美國本土啟動的戰鬥機對中國駐南大使館進行空襲，才引起歐洲大陸北約組織主要成員的警惕與抗拒；四是，一貫主張集全球之力矮化俄羅斯、以夷制夷的布熱津斯基，肯定不贊同否定聯合國的作用，同時也定然反對讓美軍或北約組織直接參與戰鬥的決定。關於最後一點，只要參閱布熱津斯基近年發表的批評單邊主義和反恐策略的評論，便能夠理解如今奧巴馬力主撤軍和加強與”老歐洲”對話、協商的原因所在。

新保守主義的理論與實踐

綜觀美國新保守主義的先後主張，除了與布熱津斯基所提出的”取得霸主地位”協調一致之外，大體還可舉出”文化衝突”、”反恐戰爭”、”擴大安全概念”、”擺脫聯合國、國際法的束縛”幾個特徵。

“文化衝突”方面，小布希政府強調自由、民主、人權幾個價值標籤之餘，最為鮮明的色彩，就是布熱津斯基最感頭疼的”基督教精神”。換言之，美國近年來新教勢力急劇膨脹的現象，不只是深深影響內政措施，也放射到對外政策。該政策一旦與”反恐戰爭”相結合，必然導致對擁有豐富資源的伊斯蘭教國家（如伊拉克）以及具有特殊戰略地位的地區（阿富汗、格魯吉亞）發動戰爭或進行直接干預。於是乎，處於石油峰期已過、資源逐年遞減的21世紀，軍事手段取代了政治與外交；擴大勢力範圍與殖民主義式的強佔資源再也不分彼此。然而，囿於國際法與社會倫理的束縛，最為便當的辯解，便是抬出”十字軍東征”與”天降大任的神聖使命”。無獨有偶的是，當前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帕琳也曾毫不諱言地指稱，2003年發動伊拉克戰爭系”奉上帝的意旨”。

就”擴大安全概念”而言，筆者認為近百年來國際政治領域的三大成就，除了聯合國的”禁止使用武力”，和冷戰時期提出的”互相保證毀滅”概念之外，就是七十年代所提出的”通過對話、國際合作手段，預先排除危機因素”。出人意表的是，新保守主義竟在上文提及的”羅馬宣言”及1999年4月23日所提出的”新北約”概念中，把北約這個集體防禦機制改變為跨越領土範圍的政治、軍事工具（北約組織軍事預算已達全球軍事開銷的70%，美國一國則佔全球的45%）；把”通過對話與國際合作預先排除危機因素”改變為”預防性軍事行動”。如此一來，非但公然抵觸了《聯合國憲章》第2條第4、第7款的”禁止動用武力和武力威脅”、”禁止干預內政”的規定，同時也違背了《憲章》第51條”僅允許受到武裝攻擊下進行自衛”的規定。

2002年，美國國防部發表的”新安全戰略”即指出，將採取預防性手段，”消除可對美國造成威脅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其中，還包括這些武器的取得與生產”，而當美國始終提不出伊拉克擁有該武器的證據時，乾脆就提出”聯合國授權機制無關緊要”、”伊拉克具有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意圖”，悍然對該國發動侵略，從而導致數十萬平民死亡的悲劇。

為了迴避有關不干涉內政的國際法規定，新保守主義提出的對策又包括”人道主義干預”。其實，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期間，國際社會為了制止以”人道主義干預”為由濫用武力，特地規定了允許動用武力的三種例外，即自衛；防止敵國（指日、德）的軍國主義死灰復燃；以及在安理會授權、領導下對侵略國進行軍事制裁。有鑒於此，即便任何種族滅絕事件發生，或任何國家的內部動亂危及世界和平，均需要安理會出面加以審查，而後做出是否動用軍事手段的裁決。冷戰結束以來，尤其是911事件之後，美國政府先後提出”人道主義干預”理由，對前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蘇丹、索馬里等國進行干預，目的不外是借頻繁的”國際干預”來形成一個新的”習慣法規範”，而此”新規範”，恰好就是60年前國際社會唾棄的叢林法則。此外，建構聯合國機構的初衷，也正是為了嚴加防範這種假人道主義。最具諷刺意義的是，昔年進行軍國主義擴張的敵國，即德國與日本，竟先後在美國的鼓勵之下，修改其和平憲法（德國以國會決議對憲法的非戰規定作出新解釋），並視國界之外的”周邊地區”為可以採取軍事干預行動的”利益相關範圍”（見2005年2月”美日安全協商委員會聯合聲明”）。

至於建立”民主聯盟”，這是上文提及的卡根（R. Kagen）多年來的一貫主張，目的在於糾結數十個民主國家對國際事務做出安排，以取代聯合國的作用。為貫徹該構想，小布希政府一方面屢屢藐視安理會的軍事授權機制，一方面陸續廢止或退出國際條約與協定。

2002年6月13日，美國單方面退出《美、蘇限制反彈道導彈系統條約》（ABM）。這項東、西兩大陣營於1972年開始緩和時刻所簽訂的裁軍條約的壽終正寢，意味著新一輪的軍備競賽再度開啟，也反映出此際美國氣滿志驕，認為自己的絕對優勢已不再需要依靠”相互保證毀滅”的限制反彈道導彈條約來加以保護。相反的，只要繼續發展反彈道導彈便可置俄羅斯及其他對手於死地。當然，該毀約行為的直接後果就是引起俄羅斯於2007年12月12日的中止《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以及，本年8月28日俄羅斯針對美國攔截系統而成功試射的洲際彈道導彈（Typ PC-12M Topol）。

2006年美國《外交事務》4/5月號出現一篇以K.A. Lieber 與D.G. Press 署名的《美核優勢的建立》論文。該文指出，一旦美國出其不意地動用小核彈攻擊俄羅斯，可保證摧毀99%的俄羅斯核子力量。至於漏網的1%核導彈，完全可採用反彈道導彈系統加以攔截。正是打從此刻開始，美國處心積慮地設法說服波蘭、捷克兩國，在其領土範圍部署反彈道導彈攔截系統和預警設施（本年8月14日正式簽約）。在此背景下，俄羅斯也毫不客氣地於8月26日承認南奧塞梯與阿布哈茲為獨立國家…。

展望

如前所述，美國任何政黨主政，必須顧及其獨佔鰲頭的國家政策。同時由於兩黨互相牽制與影響，外界甚難嚴格區分民主、共和黨之間的政策差別。然而從奧巴馬的政見與布熱津斯基對共和黨的一貫冷嘲熱諷可以觀察到，一旦奧巴馬上台，其政府將首先著重改善與歐洲聯盟的關係；繼而設法扭轉國際上的孤立局面；一方面縮小反恐戰爭的打擊範圍；一方面採取以夷制夷的辦法，減少美國的軍事參與、開支和犧牲。至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則依舊需要扮演圍堵俄羅斯的角色；歐洲聯盟也將繼續承擔支撐歐亞大陸美國霸權的責任。

布熱津斯基傾向把歐亞大陸劃分為西（歐洲）、東（東亞）、南（中亞、中東與南亞）、中（俄羅斯）四大板塊。他理想中的美國霸權世界當然是個不允許歐亞大陸出現任何一個可以與美國抗衡的力量。除此之外，他又主張採取合縱連橫的辦法，將俄羅斯壓迫到無力招架、稱臣屈膝的地步。這種純粹從地緣政治角度出發的構思，優越之處在於避免了宗教衝突、文化圍堵的狹隘性；同時在以夷制夷、抑強扶弱的政策配合下，也能夠最大範圍地團結戰略夥伴和削弱潛在敵人。

值得推敲的是，此種戰略思想的最大盲點或在於低估俄羅斯的實力與潛力，同時又高估美國本身的核打擊承受力。以最近的格魯吉亞事件為例，我們清楚地看到俄羅斯的軍事反擊行動完全可使北約組織束手無策。事後即便歐洲聯盟抗議之聲綿綿，卻不敢對俄羅斯採取任何經濟制裁手段。中西歐許多國家對俄羅斯的石油、油氣的依賴性幾達能源進口量的50%。誰制裁誰自是一目了然。

另外從近代史過程加以審視，數百年來儘管許多國家做過冒險嘗試，每次對俄羅斯的軍事進犯都給自己帶來災難性後果。拿破崙、希特勒尚且不能完成戰略目標，遠在天邊的美國似乎就更加鞭長莫及。後冷戰時期歐洲國家一時不查，踏上了美國的戰車，如今”老歐洲”騎虎難下，正做著潔身自好的打算。美國人養尊處優，珍惜的是自家的性命，缺少的正是甘為冒險的生命。考慮到中國的龐大人口基數和親美情緒的根深蒂固，估計未來借重之處肯定甚多。然而不論政治家如何縱橫捭闔，不能忽視的是俄羅斯也有置中國於死地的能力。

最近奧巴馬造訪歐洲受到熱烈歡迎，多少反映出歐洲人的心態與傾向性。如果不幸共和黨勝選，其粗線條作風將難免擴大歐美間的矛盾，也可能加促中美二度蜜月的形成。究竟走向為何，似乎並不完全取決於華府，至於北京何去何從則超過本文的討論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