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基於何種立場，都很難否認，市場化三十年是中國巨變的三十年。三十年的苦鬥，三十年的悲歡，讓人銘心刻骨。更何況，中國已步入後奧運時代，諸多 重大變數悄然彙聚，而市場化三十年最重要的意義，正在于它對未來的指向。市場化三十年對中國是福音還是陷阱？市場化三十年從何而來，又將去向何處？面對這 樣沉甸甸的話題，每一個關心民族命運的中國人，都不可能無動於衷…

文◎陳敏

詮釋篇：

在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在下一個三十年的歷史大幕徐徐揭開之際，本報以”詮釋”、爭議”為題，力圖呈現思想者們對這個時代所提出的分析、判斷與方案。以此為契機，歡迎來自各界雄文，發表卓見，剖析三十年，助力中國成功轉型。

無論基於何種立場，都很難否認，市場化三十年是中國巨變的三十年。三十年的苦鬥，三十年的悲歡，讓人銘心刻骨。更何況，中國已步入後奧運時代，諸多 重大變數悄然彙聚，而市場化三十年最重要的意義，正在于它對未來的指向。市場化三十年對中國是福音還是陷阱？市場化三十年從何而來，又將去向何處？面對這 樣沉甸甸的話題，每一個關心民族命運的中國人，都不可能無動於衷。

也就無怪乎國內最好的學者要紛至遝來。會議規模並不大，數十人而已。但吳敬璉、江平、張五常、秦暉、周其仁、張維迎、張曙光、石小敏、樊綱、盛洪……這份發言名單，已足以說明會議主題對於中國思想界的吸引力了。

這次會議，就是天則經濟研究所、廣東省人文學會8月30日到31日在北京合作主辦的”市場化三十年論壇”。

兩種極端都要反對

市場化三十年論壇中，最受關注的學術明星當然是張五常。

已經白髮蒼蒼的張五常，狂狷氣質絲毫不改。”我這一篇很特別。”他開篇就這麼毫不客氣地宣稱，”我為一個人寫的，我為科斯一個人寫的。其他人我沒有理會。”

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科斯是張五常的恩師。正是科斯，三十年前囑咐張五常從美國回到香港，一直追蹤中國改革開放的足跡；也正是科斯，兩個月前把自己 的諾貝爾獎金全部拿出來，在芝加哥自費主辦了一個大型的中國討論會，主題就是總結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張五常提交給這次論壇的長篇論文，正是他受科斯囑 托，費時整整一年寫出來的。科斯推崇備至，使得這篇論文在兩個月前的芝加哥會議上已經大出風頭。

張五常對自己的作品充滿了自信。他斷言：他是在總結一個大時代的轉變，而中國是這個大時代的火車頭。所以，”你要能夠解釋中國，就能夠解釋這個大時代的轉變，解釋不了中國，就不能解釋這個大時代。”而在張五常視野裏，解釋中國進而解釋整個大時代的歷史文獻，還沒有任何人能夠寫出來，弗裏德曼沒有，科斯也沒 有。只有他自己寫出來了。他提交芝加哥會議和市場化三十年論壇的這部作品，正就是這樣的歷史文獻。

張五常深感幸運。因為這樣的大題目百年不遇，只是讓他遇到，而且果敢地抓住了，在他已經七十二歲高齡的時候。他得意地宣稱：”在經濟學的思想歷史上，沒有一位是超過60歲還有什麼作為的，我72歲寫這篇文章，你要我怎麼樣？你問我，我只能告訴你這是上帝對我的囑咐。”

張五常用他的廣東白話，洋洋灑灑地講了將近一個小時。講他這篇文章的由來，講他對這篇文章的評價，當然，更重要的是講他對中國市場化三十年的解釋。一邊講 一邊不斷做出有力的手勢，充滿霸氣但也充滿機趣。”精彩與荒誕齊飛”，一位學者後來這樣評價張五常的演講。的確，沒有人能夠否認張五常強大的學術功底和鮮 明的學術個性，他對中國市場化三十年的解釋，有其獨到之處，而往往令人激賞；但他的局限、偏見以及他的固執，也不免引起諸多爭議乃至非議。

會場上最受關注的新聞人物，則非吳敬璉莫屬了。當論壇揭幕的前一天晚上，天則研究所在賓館西餐廳為來自全國各地的學者設茶接風時，剛從天津趕回北京的吳敬 璉，一出現就引起了一場小小的騷動。儘管並無任何預告說他將取消此行，但他的如期而至仍然讓大家喜出望外，讓大家感到踏實和安慰。從他一站到門口時所有的 目光都馬上聚焦到了他的身上。”吳老，您還好嗎？”這句深情的問候，所有與會者無疑都心領神會。因為此時，正是所謂”吳敬璉間諜案”的謠言甚囂塵上之時。 與會者莫不為吳敬璉揪心。但吳敬璉本人反倒是波瀾不驚，依舊那樣平和而從容。似乎也無須多加解釋，他出現了，這個事實本身已經說明了一切。

吳敬璉在乎的主要不是自己的命運，根本不提自己的人生際遇。一開口，談的還是改革大局，市場化的大局。他曾經以”吳市場”之名而著稱，在公眾眼裏，他無疑 是代表市場化方向的一面主要的精神旗幟。但是他也最早洞察中國市場化的種種問題，最早開始反省。早在1980年代就和他的戰友錢穎一教授一起，大力引進尋 租理論，提醒國人警惕腐敗的蔓延，警惕市場的變形，警惕可能到來的權貴資本主義。為此他與中國最優秀的法學家譬如江平教授等長期合作，著力探討如何重建法 治以制衡利益集團，呼籲讓市場經濟踏上法治正途，讓市場與公正兼得。原來的”吳市場”因此而得名”吳法治”。但是現在，市場化一定程度的變形讓部分國人對市場化方向頗多質疑，市場化頗有”汙名化”之嫌時，吳敬璉又當仁不讓地回到了”吳市場”的歷史角色上。

“三十年改革是要好好總結一下，但兩種極端都要反對。”甫一坐定，吳敬璉就這樣旗幟鮮明地表了態。”一種極端是認為市場化不該搞，讓我們又回到了舊社會。另一種極端是認為1990年代以來就沒有改革。兩者差異很大，但又殊途同歸，反正是改革一無是處。”

為市場化辯誣，保衛市場經濟，這一直是吳敬璉整個會議發言的主題。沒有市場化，就沒有三十年經濟成就，就沒有人民生活一定程度的改善。市場化方向沒錯，但 為什麼會有那麼嚴峻的社會問題呢？吳敬璉回顧歷史認為，其實市場派從來不是鐵板一塊，分歧是早就有了。同樣主張市場經濟，在熟諳現代經濟學的學者來說，他 們心目中的目標是自由市場經濟，而在許多從事實際工作的政府官員來說，他們心目中的市場經濟卻是日韓模式的市場經濟。當時看來方向是一樣的，差別很微小， 但越到後來，這種微小差別起的作用越關鍵。”後來當市場發育起來以後，政府在裏面仍然掌握資源配置權力不放，這就造成很多問題。”權力跟市場不能有效區 隔，權力攪買賣就愈演愈烈。這種事實上的新重商主義現在已經走不下去了。新重商主義跟自由市場經濟不是一回事，現在需要質疑的是新重商主義，而不能將污水 都潑到市場化頭上。

因堅持市場化方向而得罪了原教旨社會主義和民粹主義；因抵制權貴資本主義而得罪了特殊利益集團，就這樣不能不一直兩線作戰的吳敬璉，當下的處境因此也是完 全可以理解的。但他沒有絲毫氣餒，從容和鋒芒一如從前。會場中他常常插話，其率性、理性的言說風格常常激起滿堂掌聲。顯然，無論怎樣將吳敬璉”汙名化”， 吳敬璉在人們心目中依舊挺拔。”我想法治還是當務之急。我們共同努力，我覺得不那麼悲觀。”這是吳敬璉在論壇上最後的告白。

從”非典市場”到經典性市場

基於民間立場，以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客觀總結市場化三十年，這是會議的主旨。百家爭鳴也就是題中之義了。

最突出的爭議有兩個，最早是張五常跟諸多內地學者之間的爭議。（見32版《交鋒”縣際競爭”：未來有那麼樂觀嗎？》）

另一個爭執，則發生在清華大學教授秦暉和北京大學教授姚洋之間。歷史眼光和國際眼光兼得的秦暉，主要解剖了南非模式，認為南非當年的經濟奇跡，主要靠低人 權和全球化兩個因素配合而獲致。只就單純的經濟效率講，農奴制往往比自由人制度更有效，種族隔離正好為南非當局提供了這樣的便利。加上全球化進程，南非當 局能夠以自己低廉的人工成本與發達國家競爭，所以一度無往不勝。但這種模式是不可持續的。一旦低人權的成本優勢喪失，南非一旦踏上民主化正軌，其經濟狀況 馬上今不如昔，奇跡不再。

但是姚洋不能接受秦暉的意見。在姚洋批駁的對市場化三十年經濟奇跡的四項解釋中，秦暉就占了兩項。姚洋提出了完全不同于這四項解釋的他自己的獨特解釋。” 我想提出來和大家討論的，概括起來說是因為中國政府是中性政府。”那麼什麼是中性政府？他給出的答案是：”他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的利益，也不被任何利益集 團所俘獲，而且不和利益集團結盟。”這種政府的優勢當然再好不過：”他第一容易考慮全體利益，全社會的利益。第二，他容易考慮長遠利益。”姚洋並且聲稱， 他可以舉出很多例子，證明這個政府實際上是把長遠利益放在短期利益之前，把全局利益放在局部利益之前。別的國家為什麼不能創造中國三十年經濟奇跡這樣的成 就？因為它們沒有這樣的中性政府，因為這樣的中性政府在中國是不容易產生的，在世界上就更不容易了。

對姚洋的演講，與會者多有耳目一新之感。一向儒雅平和的主持人周其仁微笑著總結說，這個報告非常有意思，”給我們的討論帶來很大的空間”。思維敏捷的學者 們當然不會坐失這個很大的空間，爭相發言，甚至連只是列席的外來聽眾也忍不住頻搶話筒。會議氣氛一下子顯得特別熱烈而歡快，頗具輕喜劇色彩。

持續兩天的會議，坦誠而寬鬆。開放的討論最有利於彼此激蕩，這樣的大腦風暴當然容易凝聚智慧的結晶。多角度透視市場化三十年的成就和問題，無疑是會議的第 一個方面的收穫。但正如張曙光所稱：”其實我們回顧過去是著眼于未來。”建言未來就成了會議的另一個重要收穫。吳敬璉、江平兩位思想界元老呼籲法治、憲政 和其他配套改革。財政部科研所負責人賈康則更瞭解中國政治體系的實際運作情況，主張從管理角度、技術角度切入的漸進改革，首先是公共財政改革創新。浙江大 學教授張旭昆與賈康異曲同工，他的切入點不是公共財政而是醫療的市場化改革。他認為，我們現在的市場肯定不是現代經濟學教科書說的那個市場，那個市場可叫 作經典性市場，我們現在的市場實際上是非典型性市場，可簡稱”非典市場”。所以不是市場化搞錯了，而應該是把我們的”非典市場”逐步改造成一個經典型的市 場。具體到醫療領域，即是通過引進競爭機制解決醫療服務市場的效率問題，通過個人付費防止醫療費用膨脹的問題，通過引進政府的資助來解決大致公平問題。

歷史學出身的秋風，著眼于政治文化的特殊功能，在比較中國百年三波立憲潮的基礎上呼呼紳士傳統，呼籲精英群體勇於承擔自己的社會歷史責任，勇於推動制度創 新。他的這個呼籲，或許可算作對市場化三十年論壇的一個注腳。中國的經濟奇跡在制度創新方面的貢獻是什麼？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又需要通過哪些制度創新去解 決？制度創新的空間到底在哪里？在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在下一個三十年的歷史大幕徐徐揭開之際，這些問題之至關緊要毋庸諱言。思考這些問題當然是全民族 的責任，但首先是作為當代紳士群體的知識份子的責任。”市場化三十年論壇”會在這方面開了個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