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

1989年6月4日淩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北京發生了大屠殺，世界為之震驚。死亡人數至今沒有一個確切的統計。當時官方公佈的“誤殺數目”是200以內，而民間普遍認可的“遇難數目”是3000左右。遇難者家屬丁子霖、蔣培坤夫婦經過多年追尋，暫時確鑿無疑的冤魂已超出200。
1989年6月4日淩晨，我與加拿大漢學家戴邁河一道，在盛產榨菜的臨江山城涪陵，我的家中，用一架老掉牙的“康麗牌”答錄機，同步製作了針對北京慘案的《大屠殺》配樂詩歌朗誦錄音帶。當時在場的還有我的第一任妻子阿霞。
後來，由於《大屠殺》的傳播、戴邁河的被監控、以及組織拍攝《大屠殺》的姐妹篇《安魂》，終致東窗事發，釀成一起從犯眾多的“涉外反革命宣傳煽動案”。

1990年6月4日。熬過了最初的突擊審訊，以及長達20多天的車輪戰術，禿掉了天靈蓋的我，依然被關押在歌樂山附近的重慶市公安局收審所。先後被抓捕的有近20位詩人及家屬，分別關押在不同的專政機構。記得那天日影昏沉，被鐵條切割的斜空滾過一聲聲悶雷，我擠在幾十個底層毛賊中間，剛念叨一句：這麼快就1周年了。一個跑巷道的勞改犯就從鐵柵門外塞給我一張紙卷，拉開看，竟是住另一頭的同案犯劉太亨寫的：廖鬍子，我餓，能不能傳點吃的過來？有兩隻煙就更好。記不清楚傳了什麼食物給他，好像是小半個冷饅頭。接下來監房內一陣忙亂，好像是半人高的塑膠馬桶漏了，一股股屎尿發酵的濃烈毒氣沖得我刹那間淚流滿面。

1991年6月4日淩晨，很恍惚，但肯定夾在兩個死刑犯中間。由於腳鐐子老是隨著他們的翻身哐哐響，我一直似睡非睡。那一年安徽發水災，全國都受影響，在重慶看守所裏的我們就直接挨餓了。飯缽越變越小，最後就乾脆每頓每人發兩塊紅薯。除了南瓜和洋芋交替當菜，就沒有其他菜，政府把兩種東西都熬成稀粥樣子，不放油，只放鹽。我們閉上眼睛灌進肚子，沒一會兒就全拉，洋芋是白的，拉出來就是白的，南瓜是黃的，拉出來就是黃的。因為20幾人只有十幾平米的空間，我們只好長期坐炕板，所以每個人的腰都粗得像經常大吃大喝的腐敗分子，可稍微一站就雙腿打飄。
經常違反監規，經常受懲罰，可這一天到底戴沒戴背銬已記不清楚。

1992年6月4日淩晨，很恍惚，但肯定還夾在兩個死刑犯中間。不過任他們腳鐐子如何翻動，我已經能夠熟睡如豬了。因為水災已經發過，生活有所改善了。況且其他同案犯已先後“教育釋放”，我們的案子由“特大集團”變成了“簡單個人”，我只獲得徒刑4年，除去已坐過的刑期，自由遙遙在望。
可此時，我已經轉房4次、自殺兩次、背銬若干次（最長23天）、遭電警棍襲擊若干次（最厲害是用棍頭捅肛門），遭拳打腳踢若干次、目睹死刑犯上路若干次，被折磨得不成人樣。我的獄中詩集《犯人的祖國》裏有以下描述：

而我只能狗一樣蹲著、趴著
不成文的監規不准
我的腰直起來
歷朝歷代，中國文人的腰
從沒直起來過

我們的屁眼兒
被一屆屆政權搞過多少次？
五千多年啊,從靈魂上
這個螞蟻般繁殖的古老種族已經
沒有男人

有精神繁殖力的男人
就剩下我一個了
可這唯一的處女洞
也被搞了

具體得如同變太監的那一刀

天哪
說黑就黑的天哪
遮羞布呢?

1993年6月4日，我已從位於重慶市郊區的四川省第二監獄轉到位於川北大竹縣的四川省第三監獄服刑。記得這天傍晚，囚於此地2大隊的十幾位六四反革命分子都不約而同來到放風的院壩，一起坐井觀天，仿佛在祈望冥空中的亡靈。難友李必豐拍拍我的肩頭：廖鬍子呵，你快出去了。如今已死去的難友浦勇卻笑道：我們都快出去了。最多5周年的時候，這批人無論刑期長短，都得出去。
當時我的手裏還捏著一根洞簫，大夥圍著要我吹一曲，可惜我的手藝相當生疏，當著人面，再一著急，只能弄出一連串破響。

1994年6月4日，我已出獄，離婚，光棍一條從戶口所在地涪陵回到成都，與年邁的父母住一塊。記得6月3日，員警就輪換著在我家門外值班了，一直到6月5日才撤走。因為我不能出門，新交的女朋友宋玉特地從幾百里以外的綿陽趕過來陪我，當時她只有18歲，還是學生幹部，中共預備黨員。她的美麗和勇敢把員警都驚呆了。當晚我們點了蠟燭，象徵性地祭奠了亡靈，卻更多地沉浸在愛情的甜蜜中。宋玉說，學潮時她只有13歲，又在江油那個小地方，所以一點不清楚我講的那些事，可憑直覺相信我不會撒謊。她還說，我受了那麼多苦，她會好好愛我，牽著我的手走一輩子。

1995年6月4日。好像這一年的六四前夕，參加了好幾起由劉曉波牽頭的集體上書活動，其中一份請願書題目叫《汲取六四血的教訓，推進民主與法制進程》。後來，幾乎所有的簽名者都落網，被軟禁幾天至幾十天不等。我也被軟禁了十幾天，六四就是在成都市公安局附近的一個招待所渡過的。我的級別不太高，所以住的三人間，經常陪伴日常生活的，是一胖一瘦兩員警，奇怪的是，胖子不打鼾，瘦子卻一直鼾聲如雷。

1996年6月4日，劉霞劉曉波兩口子是不是被當局逐出北京，來了成都？有些恍惚了。如果是，就是一起過的。劉曉波還化錢為窮鬼老婆宋玉買了好多衣服，他說，這是他平生第一次給朋友老婆買衣服。主要是覺得宋玉太漂亮，怕我這個窩囊廢留不住。
可沒過多久，他就坐牢去了，當時的情景特恐怖，我在紀實作品《證詞》裏有記載。

1997年6月4日，好像是為生計所困。這一天被一位與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女警官請進一個茶樓。傍晚回家，繼續寫《證詞》直到深夜：

我還在院子裏走動。去年冬天栽的一棵無花果樹，現在就長齊腰了，我敢擔保明年，這本書還沒寫完的時候，就能享受一方綠蔭。仰望蒼空，星光深邃，如蒼涼的群島。索爾任尼琴為什麼要把星羅棋佈的監獄叫做《古拉格群島》呢？這遙遠的、陌生的、美麗得有點極端的意象！他說，我們去那兒的唯一途徑是通過逮捕。因此，《群島》一開端，就不厭其煩地描寫了幾十種逮捕，街道、家裏、劇院、舞臺、被窩、車站都可能成為某種逮捕的背景，甚至匆匆一瞥也可能成為失去自由的前奏。那麼現在，我跟前的這棵無花果樹會不會變成我再次被捕的道具？監獄在人間，卻比天上的星星更加遙遠，許多人一去就再也沒回來，或者回來時已蒼蒼白髮，氣息奄奄。

1998年6月4日，由於在此前公開發表了《致美國總統克林頓的信》，反對他在忌月訪華，又一次被迫呆在家裏寫作。

1999年6月4日，在家中接受了自由亞洲電臺的電話採訪，再次朗誦了長詩《大屠殺》，作為六四10周年之際對冤魂的祭奠。

2000年6月4日，我忘了這天在幹什麼，甚至忘了我這天在什麼地方。

2001年6月4日，我忘了這天在幹什麼，甚至忘了我這天在什麼地方。

2002年6月4日，我在病房裏守護癌症晚期的父親。此前我再次朗誦了長詩《大屠殺》，並製作成CD在地下發行，可此時忙碌得近乎絕望的我，竟沒意識到這個特殊的日子。癌症樓三天兩頭死人，尤其是夜晚，太平車從底樓緩緩往上升，再緩緩穿梭在過道與病室。地雷一般壓抑在土裏，卻突然爆炸的哭聲！我急忙關門閉戶，急忙抓住父親垂在床沿的手。可毫無辦法！毫無辦法！！中國人的苦難和遺忘和繁衍一樣，在黑暗中延伸……
明天早上，太陽會照常升起嗎？
是的，會照常升起。

2003年6月4日，我忘了這天在幹什麼，甚至忘了我這天在什麼地方，但記得沒過多久，宋玉與我產生了裂痕。後來她留一封信在家，就躲起來了。

2004年6月4日深夜，在雲南麗江一另類酒吧，與新近結識的女友金琴在一起，周圍大群流落異地的醉漢。突然，有個來歷不明的傢伙說，曉不曉得今天是什麼日子？大家回答不曉得，還有人說，混一天算一天，管逑它什麼日子。我卻覺得天靈蓋麻了一下，就順嘴吐露“六四”兩個字，受到大家的另眼相待。金琴醉醺醺地說，老威是80年代的著名詩人，寫了一首了不起的《大屠殺》!於是大夥起哄，灌我酒，非要逼我朗誦。於是我就上竄下跳地朗誦了。我自己都沒料到這首褪色的舊詩還會讓在場的人都淚流滿面。
沒過多久，宋玉與我離婚了，這又是一道至死抹不平的刀痕。

2005年6月4日。我忘了這天在幹什麼，在雲南境內？新疆南部？或者在其他地方邊流浪邊尋訪冤案？我已經恍惚了。

2006年6月4日。我忘了這天在幹什麼，使勁摳了一陣腦門，加之查採訪筆記，終於想起我當時在雲南某地，為遠行湖南長沙，尋訪六四期間“污染毛像案”主謀余志堅作準備。
身心老舊，記憶力真不行了。

2007年6月4日。之前十幾天，母親頻頻來電催我回成都，她要搬家了。父親去世那年，她從住了十幾年的白果林社區搬出去，兜了一圈子，現在又急著要回來了。收拾穩妥後，我住進父親的房間，似乎一切都原封不動。坐在他老人家位置上，聽著母親在飯廳邊幹家務邊大呼小叫，竟心亂如麻，提前進入了80歲的暮年。除了老子抽煙兒子不抽，真不明白誰在誰的體內，誰更真實一些？恰好劉曉波同志來電子郵件，“命令”作18周年的六四祭文。我以“寫字環境太差”推辭，其實是“心鬼”作祟，缺乏底氣。不料曉波再次來電，“你竟然敢不寫？！”
是的，我只有寫，雖然當年的稚氣和血氣已一點點銹蝕；雖然當年刻骨銘心的諸人諸事已一點點淡漠；雖然大家都世故了，為自己算計或定位得恰到好處了，可還是只有如法國詩人瓦雷裏所說：起風了，只有寫下去一條路。
因為這是抵禦記憶磨損和自我消解的唯一方式；因為一個醉漢曾對我說：死人不說話，活人徒掙扎。

2007年5月30日，成都白果林

不曾見過廖亦武，卻通過網路讀過他的多數公開發表文字，三個月前的香港，從廖天琪和陳奎德老師手中得到一本勞改基金會出版的《最後的地主》，這是第一次讀到他的印刷作品。與網路閱讀相比，書籍更利於眼球和閱讀節奏的需要，一氣讀完後，有想寫點什麼的衝動，還是在猶豫中放棄了，擔心自己拙劣的文筆會辱沒廖亦武和他的寫作。
但蒼老的索爾仁尼琴去了，不得不從索爾仁尼琴的意義上寫一下廖亦武。
不久前，與一位網友聊天時，他表現出對中國社會變革緩慢的強烈不滿，“中國的知識份子太令人失望，蘇聯的專制政治催生了偉大的索爾仁尼琴，中國有什麼？”“你聽說過廖亦武嗎？”我反問。“廖亦武是誰？”於是，我失去了繼續交談的興趣，“連廖亦武的名字都不知道，你可能沒資格說這樣的話。”
也許我有些偏激，但是，生活在當代的中國知識人，可以不知道廖亦武嗎？
我們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但不表明我們沒有自己的索爾仁尼琴。廖亦武，在我看來，就是當代中國的索爾仁尼琴之一。他甚至做得比索爾仁尼琴更為出色！索爾仁尼琴的價值在於，當差不多整整一代人在西方左派知識份子的影響下對人類歷史的“新生事物”——蘇聯，放棄了對真相和良心的堅持的時候，他和他同時代的一部分蘇聯作家恢復了這一文學傳統，讓整個世界看到了解凍前的蘇聯在一層虛偽陽光的籠罩下其實是如何冰冷徹骨，從而解構了共產主義神話，使蘇聯帝國喪失了其道德宣教的優越感。
廖亦武所處的時代與索爾仁尼琴不同，在廖亦武開始其最有價值的寫作之前，共產主義神話已經破滅，即使沒有廖亦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的災難性事件——六四屠殺——也足以令人看清我們所處時代的現實和精神困境，由於這個緣故，廖亦武和他的寫作在很大程度上被不恰當地忽視了。
但是，沒有廖亦武，六十年來中國人所經歷的許多傷痛，就只能作為歷史事件的副產品，被時間的洪流湮沒，而難以成為我們的精神和文化記憶，那將是無法挽回的損失。廖亦武搶在了時間機器的停擺前展開了搶救記憶的工作。同時代有很多人在做這一搶救工作，但廖亦武無疑是做得最多也最好的。
正如索爾仁尼琴的作品不以虛構見長，廖亦武的作品則甚至放棄了虛構。也許，這使他在很多人眼裏不再是一個正常意義上的作家。“幾年前，曾有一位相當著名的作家對我說，老威，《中國底層訪談錄》是極好的素材，想不想讓我將它們寫成小說？我裂嘴笑笑，因為在將近20年前，我也許會說同樣的話，而不覺得腦子進水。”
廖亦武的主要寫作採用記敍體，但他不在意自己寫的是不是小說。這是他與一般文字匠的區別，也是他的勇敢之處。一個拘泥於文體、硬要用虛假的噴繪圖畫遮擋真實風景的作家其實是等而下之的，如果生活本身具有足夠的震撼力和無與倫比的豐富性，說出真實就比任何刻意的虛構更有價值，而且，衝破歷史的阻礙，以有限的文字再現隱身歷史的小人物的生活，本身就需要極強的理解力、想像力和文字組織能力。因為參與對一些被侵權事件當事人的調查，我知道這樣的寫作需要多大的耐性，需要付出多少披沙揀金的努力，所以，面對廖亦武厚厚的作品，我甚至慶倖專制政權扼殺了一個詩人，為我們逼出這樣一個優秀的歷史和心靈記錄者。
而這些偉大的文字，是在比索爾仁尼琴更嚴酷的環境下寫出來的，廖亦武似乎不懂得象一般作家那樣與生活拉開適當的距離，將近二十年來，他不停地入獄、流浪、被騷擾，他不需要象另一個偉大的俄國托爾斯泰那樣走向民間，因為他一直就是民間底層的一員，可以說，他是用最低賤的生活方式支撐著最高貴的寫作，他甚至沒有索爾仁尼琴那樣的流亡海外的機會，迄今為止，他的祖國不肯為他辦一張護照。我深知這種生活的難度，從物質生活上來講，他的一生幾乎看不到希望。如果說作家索爾仁尼琴失去的只是出國領獎的機會，那麼，廖亦武則是用整整一生的冒險試圖挽回民族的寶貴記憶。
冷戰已經結束，對西方世界來說，廖亦武不具有索爾仁尼琴那樣的政治符號作用，即使需要這樣的符號，那也不會落到廖亦武身上，所以，廖亦武式的寫作註定是孤寂的。他引不起外瑞典皇家科學院的注意，也不能吸引西方世界足夠多的關注。他主要是為這個民族的過去和未來寫作，許多年後，中國人才會感謝廖亦武象搶救文物一樣搶救了歷史，而且，他做得如此精緻，用事實記錄達到了虛構文學一樣的精彩程度。
這是一個消費文化的時代，互聯網帶來的資訊爆炸很大程度上淹沒了廖亦武式的嚴肅寫作。在廖亦武生活的國家裏，他的文字只能作為一種非法形式存在，而在中國之外的自由世界，廖亦武也註定無法達到索爾仁尼琴那樣的被關注程度，這與文學水準無關，而是政治：專制統治下的中國並未表露向外擴張的跡象，因而不對其他國家構成威脅，它所侵害的主要是本國民眾的權利，因此，專制政權的罪惡與荒誕似乎不再具有世界意義。
但對中國歷史來說，這並不妨礙廖亦武寫作的價值，事實上，部分中國異議者的思考和努力並不遜色於哈威爾、米奇尼克等歐洲知識份子，我們無須妄自菲薄，只是，中國社會變革和自由價值觀確立的難度遠非蘇聯東歐國家可比，因而在這個時代，他們的價值不得不被繼續低估。
廖亦武們只是未來中國的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