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高速經濟增長的另一個流傳廣泛的解釋是，中國在計劃經濟時代的表現太差了，用秦暉的話來說，就是發生了有人受損、無人得益的負帕累托改進，因 此改革開放之後的增長就顯得快了。和這個解釋相關聯的一個看法是，文革對中國造成的破壞太大了，以至於任何改進都是好的。但是，上述兩個說法都經不起資料 的檢驗…

─　中國高速經濟增長的由來（之一）

文◎姚洋
如果對照一下華盛頓共識的始作俑者約翰•威廉姆森給出的內容，我們會發現，中國的改革歷程就是向著華盛頓共識靠近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製造中國奇跡的原因不是奇跡。但是，我們要接著問：既然華盛頓共識的建議如此之 好，為什麼只有像中國這樣的少數國家堅持採納了這些建議？

在自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間，中國年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達到9.8%。在人類歷史上，只有七個國家（地區）曾經以7%以上的年增 長率持續增長超過三十年，中國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其中最大的經濟體。不僅如此，中國還完成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平穩轉型，沒有出現其他轉型國家那樣的 劇烈經濟和政治波動。可以說，中國在過去三十年成就了經濟增長和體制轉型的雙奇跡。然而，回首過去的三十年，我們會發現，我們所走過的道路泥濘曲折，充滿 了艱辛，中國奇跡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幾種流行解釋

對中國高速經濟增長的最簡單的解釋是，中國人比其他國家的人民更吃苦耐勞，因此更能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發展起來。且不說這種解釋有文化沙文主義之嫌，僅就 其本身而言，也是大而化之的偷懶之作。中國人從來就是勤勞的，歷史上如此，現在如此，計劃經濟時代也如此，但計劃經濟時代的經濟增長無論如何也不能稱為奇 跡，而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跡卻都是在那時發生的。

對中國高速經濟增長的另一個流傳廣泛的解釋是，中國在計劃經濟時代的表現太差了，用秦暉的話來說，就是發生了有人受損、無人得益的負帕累托改進，因 此改革開放之後的增長就顯得快了。和這個解釋相關聯的一個看法是，文革對中國造成的破壞太大了，以至於任何改進都是好的。但是，上述兩個說法都經不起資料的檢驗。按照哈佛大學中國經濟問題專家德懷特•帕金斯的最保守計算，中國在計劃經濟時代的GDP年均增長率也超過了4%，而2007年全球的增長率也不過 如此；如果對比非洲多數國家在同時期的負增長，中國的增長成績就更突出了。

當然，計劃經濟時代的增長多數發生在重工業領域，人民生活水準的確沒有什麼提高。但是，計劃經濟時代所積累的重工業基礎對改革開放時代的高速經濟增 長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果不是短視的話，由此帶來的好處應該計入國民在計劃經濟時代的效用。本文的關注點不在計劃經濟時代，只是想強調，計劃經濟的失敗– 如果是失敗的話–更多的不是經濟的失敗，而是政治的失敗和社會的失敗，即人民自由思考和自由選擇權利的缺失以及對社會的破壞。

對中國三十年高速增長的第三個解釋，是中國的增長是靠低人權、低福利維持的。這個觀點被許多人接受，但是，問題很多。首先，人權這個概念沒有清晰的 外延，很難找到一個量化的指標來衡量，因此，所謂的”低人權”也就變成一個很模糊的定義。雖然人權並不僅僅是基本生活保障，但是，基本生活保障卻肯定是人 權的一部分–少數精英可能可以饑寒交迫地為自由民主搖旗呐喊，但滿足基本的物質需求還是普通百姓最首先的要求。以此觀之，中國在過去三十年做得非常好， 因為我們的增長是包容性的。

這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是我們讓近三億人脫離了絕對貧困。有人會說，這些人在過去之所以貧困，是因為計劃經濟體制壓制了他們收入的增長，他們的脫貧 是一個自然的恢復過程。但是，即使這個說法是正確的，我們也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壓低人權的結果，因為經濟增長是伴隨著人權狀況的改善發 生的，不管這種改善本身是如何發生的。

第二是中國的經濟增長讓絕大多數人從中得益，儘管有些人得益多一些，有些人得益少一些，收入差距在拉大。最顯著的例子是，中國的經濟增長把1.4億 農村居民帶入工業化的進程當中，改善了他們的收入水準。這種改善是實實在在的，否則的話，這些農村居民就不會到城裏打工。儘管一定的歧視還存在，有些地方 還非常嚴重，但總體而言，對農村居民自由流動的限制在過去三到五年大大降低。

這裏有必要提及，對外開放、特別是出口導向的經濟政策，是農村居民從經濟增長中獲益的主要推動力，沒有出口的大規模增長，就沒有農村居民向城市的移 民潮。我們知道，入世是促成中國出口井噴式增長的重要原因。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的時候，中國當年的出口量是2662億美元；此後，出口保持了 28.9%的年平均增長率，到2007年，總量達到1.218萬億美元。而農村移民的數量在2000年是七千多萬，到2004年就增長到1.2億。

在當今世界，經濟開放不僅是我們必須接受的事實，而且還是中國持續增長的必由之路。在過去的三十年，我們基本趕上了世界整體技術水準的提高，沒有被 世界落下。中國是當今世界經濟秩序的受益者，而自由貿易是這個秩序中的重要一環，因而，中國應該是自由貿易的支持者，而不是反對者。

但是，工人的低保障和環境的低品質一定幫助了中國的經濟增長嗎？要回答這個問題，只看中國是不行的；我們需要比較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才能得到正確 的答案。一個可比的例子是印度。印度享受醫療保險或免費醫療的人數不超過總人口的5%，而且享受者主要是政府雇員；相比之下，按最保守的估計，中國也有 30%的城市人口、或總人口的12%享受醫療保險。但是，中國的經濟表現卻比印度要好，這說明低社會保障並不促進經濟增長。同樣，比中國環境標準執行更不 力的國家大有人在，但它們的經濟增長卻趕不上中國的經濟增長，因此，低環保標準也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因。

事實上，在微觀層面上，我們可以舉出很多較高的福利保障和較好的環保執行力度提高企業盈利能力的理由。比如，較高的福利保障可以提高員工的忠誠度，給予他們更多的激勵；較嚴格的環境標準可以促使企業加快技術和設備的更新等等。

那種認為低福利、低環保標準幫助了中國經濟增長的觀點犯了兩個方面的錯誤。第一，他們在相伴發生的兩個事件當中按照他們已有的邏輯建立起因果關係， 然而，兩件事情同時發生並不意味著其中一件一定是另一件的原因，就好比街上流行紅裙子和股票價格上漲同時發生，並不意味著女性選擇裙子顏色和股市之間有必 然的聯繫。第二，他們忽視了福利問題的階段性。能夠成為北歐那樣的健康的福利國家當然好，但如果我們現在就要成為那個樣子，無疑是揠苗助長。

以上所討論的幾個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解釋，多少都帶有”漫畫”的性質（李實語），即把一個複雜的事情進行大而化之的處理，僅僅通過一些類比建立某種因 果聯繫。這種傾向有兩方面的壞處。一是誤導民眾，在中國，知識份子還是一個受尊重的群體，民眾往往傾向于相信，知識份子的結論是認真分析之後得出的；漫畫 式的解釋給民眾傳遞模糊不清的資訊。二是妨礙認真的學術研究和公共討論，漫畫式分析所使用的概念沒有清晰的定義，邏輯似是而非，因此可以讓分析者躲避別人 的批評–當被人批評時，他們總是可以說，你理解錯了，我不是這個意思。這當然和我們比較低水準的大學教育和學術研究有關，但正因為這樣，知識份子才更應 該時刻保持對自己的警惕，不要沿著敗壞的斜坡滑下去。

中國奇跡與華盛頓共識

比較符合實際的解釋是，改革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關鍵原因。把改革的三十年和計劃經濟的三十年進行比較，最大的差別是前者是不斷向著市場經濟邁進的三十 年，而後者是拒絕市場的三十年。同時，把中國放在世界範圍內進行比較，我們也發現，走上持續發展之路的國家也是那些像中國一樣對原有經濟體制–其中多數 是以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政府管制為特徵–進行了改革的國家，如印度和越南。因此，用改革來解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國內外一個流行的觀點是，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構成對主流經濟學及其衍生政策、特別是華盛頓共識的挑戰，美國記者約什華‧庫伯‧拉莫（JoshuaCooperRamo）甚至提出了北京共識的概念。但是，如果對照一下華盛頓共識的始作俑者約翰•威廉姆森給出的內容，我們會發現，中國的 改革歷程就是向著華盛頓共識靠近的過程。

威廉姆森給出了華盛頓共識的十條內容，它們是：有紀律的財政、減少純粹收入再分配、增加公共品（如教育和健康）的支出、拓展稅基和適當降低邊際稅 率、利率自由化、有競爭力的匯率、貿易自由化和外資投資自由化、私有化、減少對企業進入和退出的規制、保護產權。可以看到，除了利率自由化，中國的經濟改 革或基本上已經實現了其他九條內容，或正朝著它們所指示的方向前行。

在宏觀經濟管理方面，我們一直保持了非常謹慎的財政政策，國債餘額占一年GDP的比例從來沒有超過稅收占GDP的比例；同時，我們也比較好地控制了 通貨膨脹，即使是通脹最高的1994年，年通脹率也只有24.1%–儘管對中國人來說已經很高了，但是，其他轉型國家在轉型初期的月通脹率動輒達到這個 數字。

值得注意的是，計劃經濟體制造成了嚴重的短缺，一次性地放開價格勢必引起惡性通貨膨脹。在改革的早期，中國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傾向於認為，通脹是 改革不可避免的副產品，因此必須忍受，是1985年秋天召開的”巴山輪”會議扭轉了這個觀念。在這次著名的會議上，國外知名學者如科爾奈和托賓強烈警告中 國不能放任通脹的蔓延，國內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才開始重視對通脹的控制。目前我們正處在第三輪通脹的過程中，我們看到，年通脹率沒有超過5%，遠低於前 兩輪的水準，說明政府對通脹的控制能力在提高。

在財政支出方面，中國從來沒有被民粹主義的訴求所左右。在1994年稅改之前，中央政府的財政能力很弱，根本沒有能力進行大規模的收入再分配；稅改 之後，各級政府的收入加速增長，但除了必要的工資性支出之外，多數政府收入被用於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在過去五年，政府對教育和衛生的投資明顯增加。事實 上，中國省際的收入轉移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在稅收方面，從1978年到1994年，中央和地方實行”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地方自主權很大，由此導致的一個後果是政府稅收收入占GDP比重由 1978年的31%下降到1994年的12%，即使加上預算外收入，也不會超過17%，也就是說，稅改之前中國的宏觀稅負是很低的。稅改之後的十多年裏， 增值稅成為最主要的稅種，但所得稅的分量在最近幾年不斷提高。隨著國家稅收的增加，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一再提高，企業所得稅在內外資並軌之後也由33%降為 25%；目前，新一輪的減稅計畫正在醞釀之中。

在對外開放方面，改革開放時期的政策完全符合華盛頓共識的建議。中國對外資的開放力度是發展中經濟體所少有的，時至今日，中國60%的出口是由三資 企業貢獻的。我們在1980年代中期就確立了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與之相適應，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在1978年至匯率並軌的1994年間貶值了200%，大 大刺激了出口。目前，出口已經達到GDP的30%以上，是大國中最高的。正如一位國外學者所說的，當發達國家紛紛抵制自由貿易的擴大的時候，中國成為自由 貿易的積極宣導者。

在產權改革方面，1990年代和二十一世紀的頭幾年見證的最大變化是國有企業的大規模改制。改制即民營化。而且，對產權的保護也在加強，通過憲法修正案和物權法等法律的出臺，產權保護進一步法律化、制度化。
最後，在企業規制方面，經過1990年代末的政府改革，企業的註冊程式大大簡化，註冊門檻和註冊成本降低；另一方面，破產法的實施為企業的破產創造了條件，並保證了改制中企業職工的妥善安置。

由此可見，中國經濟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主流經濟學及其衍生經濟政策的勝利；從這個意義上說，製造中國奇跡的原因不是奇跡。
但是，我們不能就此止步，而是要接著問：既然華盛頓共識的建議如此之好，為什麼只有像中國這樣的少數國家堅持採納了這些建議，而多數發展中國家沒有採納，或者即使採納，也因為各種原因而半途而廢？

華盛頓共識本身不應該是一個問題，因為它在中國這樣的轉型國家都起作用，在其他市場經濟國家就更應該起作用。資訊也不應該是一個問題，即使是在最貧 窮的國家，經濟學的本科和研究生教材也和美國的大同小異，一個碩士研究生至少掌握了中級水準的經濟學知識。那麼，問題只能出在掌握政策制定權力的政府身 上；我們的問題因此變成：為什麼中國政府採納了正確的經濟政策以及合適的改革路徑以達到這些政策？這是我們下一部分要討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