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幾次金融危機處理的過程中，它們在調動資金紓困的同時，還會要求受災國接受「善治條款」，亦即將司法體系、民主制度的改革列為受援的條件。也就是說，這 套「經濟聯合國」機制，與其說是維繫國際金融的穩定，還不如說是富國對窮國財務結構和還債能力的侵入性監控，這相當於過去世界強權與殖民地之間的權力關係…

文◎林深靖

金融危機連環爆，美國首當其衝，每一家投資銀行都可能成為懷抱炸彈的恐怖分子。布希政府提出7千億美元紓困案，說穿了就是應付華爾街金融恐怖集團的勒索。不過，美國風暴，全球連動，歐、亞金融體系也已陷入恐慌。台灣的慶豐、台新兩家銀行即使只是掃到風尾，已經飄搖欲墜。

這個時候，許多人不禁要問，既是全球受災，為何大家都只能看著美國眼色，放任華盛頓當局自我做主治理門戶？過去在幾波金融危機中積極介入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到哪裡去了？國際貨幣基金(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究竟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遠的不說，就1990年代以後的幾次金融危機來看，1994年的墨西哥披索危機、1997年的亞洲風暴以迄2001年的阿根廷的金融動亂，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都立即啟動因應機制，強勢介入風暴圈進行休克治療，為受災國制訂「結構調整方案」，形同該國財政、金融部門的太上皇。綜觀這幾次金融危機的源由，大致雷同：國外投資先是大舉湧入，而後，資金又乍然間抽離竄逃，於是引發幣值劇貶，債台高築，破產連連。由於國際金融機構判定這類金融危機會有骨牌效應，感染其他發展中國家，拖累工業先進國家，因此要求受災國暫時放棄財政主權，由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介入接管。

根據上述國際金融機構的報告，這幾波危機的責任歸屬，主要都是該國金融部門的操守不良所導致，譬如信用過度膨脹、可疑債權太多、內部管理透明度不足等等。若是用同樣的標準來檢視美國自去年次級房貸危機延燒開來的金融風暴，上述的評斷同樣可以適用。事實上，要追本溯源，1990年共產陣營崩解之後，美國以「歷史終結」的勝利者姿態，主導推動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破除市場障礙，鬆解金融管制，凡是有礙於商品大流通、資本大流動的政策思維，都成為獵巫驅魔的對象。拉美和亞洲這幾個經歷風暴的國家，基本上都是資本流竄導致金融失控的受害者。

過去，一旦危機爆發，國際金融機構介入進行結構整治，常常還要附帶許多條件。其中包括節制公共支出、貨幣緊縮、國營事業私有化、自由貿易、金融市場開放等，一般統稱為「華盛頓共識」，講白了，就是美國的主張。自從1945年二戰結束依布雷頓森林協議完成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經濟聯合國」的建置以來，美國就享有絕對的否決權，主導這兩大國際金融機構的運作。在幾次金融危機處理的過程中，它們在調動資金紓困的同時，還會要求受災國接受「善治條款」，亦即將司法體系、民主制度的改革列為受援的條件。也就是說，這套「經濟聯合國」機制，與其說是維繫國際金融的穩定，還不如說是富國對窮國財務結構和還債能力的侵入性監控，這相當於過去世界強權與殖民地之間的權力關係。

2008年的美國金融風暴禍延全球，照理說，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就應該趕緊介入，將過去施展在第三世界國家的「休克療法」、「結構調整方案」、「善治條款」等，一併在美國境內如法泡製。否則，另類全球化運動團體將這兩大國際金融機構稱為美國所豢養的新殖民主義工具，似乎也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