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五十年爭辯，未走出最終的死地。半個世紀以來，北川曾先後歷經三次搬遷動議，持續數十年的爭吵與糾葛，卻定址於最終滅頂之地。由於縣領導更迭，搬遷與否歷經反復。直到現在，北川究竟該重建于何地，仍然沒有結論。震後四月，北川仍然封城…

文◎柴會群

2008年5月20日，搜救等部隊和其他相關人員全部撤出，北川最後一瞥。

站在城外的”三道拐”上俯瞰，北川縣城盡收眼底。曾經秀美的老城區，約有三分之一已是灰綠色的泥石堆。泥石之下，是武裝部、縣醫院、法院、民政局、幼稚園、郵政局、文教局、圖書館……這裏曾是縣城最為繁華之處。被稱為”曲山”的縣城所在地夾在東西兩側的大山之間，是進出北川的門戶。山內各鄉鎮一般稱為關內，山外則稱為關外。以氵前江河為界，縣城分為新老城區。老城區臨沈家包、王家岩；新城區臨景家山。

北川人對地震並不陌生。據史料記載，西元1169年至1987年八百餘年間，縣境及鄰近發生3-6級地震24次。而1988年至1997年十年間，發生2.0-4.1級地震54次。5•12地震發生開始的瞬間，多數北川人並未當回事，他們根據經驗，以為”搖幾下”就完事了。

沒有人料到，這是一次烈度達11度的地震，由其引發的山體滑坡和岩石崩塌，使北川縣城成為一座死城。幾十年來縣城將被”包餃子”的傳言，終於在5月12日下午兩點二十八分成為現實。

1952年9月，因圖”交通方便”，北川縣城遷至山高坡陡的曲山。半個世紀以來，因擔心山體滑坡引發”包餃子”悲劇，當地政府曾數度醞釀搬遷。然而種種特有背景之下，最終未能成行。大地震後，北川縣城異地重建已成定局，然而選址何處至今仍未有定論。

1952：為什麼在曲山

從老縣城治城遷到如今的曲山，當時遷城的一個直接原因，其實是為了方便到專區開會。”那時候的會多。”5•12地震中，老縣城治城雖然有房屋倒塌，但由於地形開闊，僅死亡幾十人。

遭受滅頂之災的曲山鎮，成為北川縣城其實充滿偶然。據北川縣誌記載，自唐太宗貞觀八年（634）始，北川縣城所在地一直是治城（後更名為禹裏），長達1300餘年。一直到1952年，北川縣城才遷往曲山。此前，曲山從未有設縣級治所的記載。

當年遷城的原因頗有爭議。流行的說法是：解放之初，由於匪患，原縣城治城交通不便，為方便外部支援，遂將縣城遷至曲山。不過，南方週末記者多方考證，發現這一說法稍顯牽強。據北川縣誌，解放後縣內匪患均發生於1950年，此後再無記載。而北川遷城卻是1952年9月。北川何以在匪患肅清後遷城？這成為”匪患說”的一大硬傷。

決定北川縣城遷址的，可能另有原因。

解放初，北川隸屬川北行署劍閣專區，為全區最為邊遠的一個縣。遷城以前，由於車馬不通，北川幹部到專區開會，皆需步行二十余公里從曲山出關。1950年1月，南下幹部劉仲成率8人組成工作組，接管北川縣城。劉先任縣長，後於1952年9月任縣委書記。多位北川老幹部稱，1952年的北川遷城，劉起到決定性作用。

年過八旬的北川縣原政協主席佘良1952年學校畢業後，分到北川縣政府建設科工作。他對南方週末記者回憶說，當年的遷城非常突然，他7月從治城外出開會，走時尚不知遷城一事，待走到曲山，被告知縣城要搬至曲山，遂被留下參與籌備工作。佘良說，那時的曲山僅有一百餘戶人家，後來的北川縣城老城區所在地，那時還是一片亂墳堆。

1954年，北川解放後第二任縣委書記田承績接任劉仲成主政北川。田承績對南方週末記者說，他後來曾與劉談到遷城問題，對方承認主是為了交通方便。

不過，在田承績看來，所謂的”交通方便”，主要是對縣級幹部而言。當時遷城的一個直接原因，其實是為了方便到專區開會。”那時候的會多。”
由於曲山山高坡陡，地勢險峻，包括縣長母廣軾在內的幾位當地幹部對遷城曾有不同意見，但並未起到作用。”當時的情況是南下幹部說了算。”田承績說。

田承績今年已84歲高齡，是經歷當年遷城事宜為數不多的健在知情者之一。對於當年的縣城遷址，他直言是”錯誤”和”教訓”。

1959：夭折的回遷

1958年地震之後，北川決心將縣城搬回治城。並於次年開始動工修建縣委、縣人委辦公樓。然而，力主回遷的縣委書記隨後調離，北川回遷隨之夭折。
第二任縣委書記田承績到北川赴任之後，即對縣城地形感覺”反常”。縣城兩側高山險峻，坡度均在70度以上，人處山腳之下，深感山勢逼人。城郊茅壩一 帶，有一片亂石，有的如房間大小，當地人命名為”亂石窖”。據記載是康熙年間景家山上岩石垮塌形成。多位北川受訪者認為，此形成亦與地震有關。只是當年此 處人煙稀少，史上未曾記載。田承績在北川工作十年間，常感縣城遲早要出大事。而據他回憶，縣城將被”包餃子”的說法，在那時即已有所聞。

除了地勢險峻，田亦發現，曲山處在全縣偏南位置。縣境邊遠村民到縣城辦事，需翻山四五百華里，苦不堪言。此外，遷城之後，雖然通往關外便利，但關內交通反而不便，邊遠鄉鎮的幹部到縣城開會更為困難，為此頗有怨言。事實上，田赴任很長時間以後，縣裏開會仍選在治城。以上種種，使田承績一到北川，便有意將縣城回遷。縣上多數幹部也對此支持。不過田知道，遷城非兒戲，1952年剛剛搬遷，再要求回遷顯然並不現實。於是打算分步走，先在舊城修建辦公用房，待造成既定事實之後，再報上級批准。

1958年2月8日，北川發生6.2級地震，縣委樓房兩頭震垮。縣城石岩亦有崩塌。此變故發生之後，更加大田承績回遷縣城決心。據北川縣誌記載，1959年，北川縣成立6人組成的”城建委”，調集建築施工人員200人，於11月在老縣城治城動工修建縣委、縣人委辦公樓一幢，修建中學教學用房三幢，1961年完工。共花費1萬元，均為北川自籌。

在田承績看來，如果縣城遷回治城，那麼5•12地震將不會給北川造成多大傷亡，更不會出現”包餃子”慘景。事實上，5•12地震中，老縣城治城雖然有房屋倒塌，但由於地形開闊，僅死亡幾十人。

然而，這次已經實施的縣城回遷行動最終流產。”大躍進”和隨著而來的三年自然災害，使北川無心亦無力回遷縣城。1964年田承績調走，此事很長一段時間便不再提。

已經建起的縣委辦公樓後來成為治城鄉政府所在地，先後經地震、水淹，至今尚存。至於建好的教學用房，原本為北川中學所用，因回遷流產，被逐年拆除。

1987：選址中的”私心”

北川此次醞釀遷城，被認為體現出”高度民主”。縣委為此專門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各鄉鎮和部門均有人參加。結果絕多大數意見贊成搬遷。但是，新縣城選址何處卻引發幹部派爭。

1958年之後到汶川大地震之前，北川再未發生6級以上地震。不過，危險並未離開北川縣城。據北川縣誌記載，1970年代，縣城西面的王家岩山體上 發現裂縫。據目擊者描述，裂縫長達數百米，最寬處一米有餘。有關部門還曾撥款治理。而景家山亦發現有鬆動岩石。對縣城構成威脅。1978年，王家岩崩垮， 一塊約一立方米的岩石翻滾至城關小學舊宿舍。

和新中國一起歷經滄桑的北川，於1980年代又迎來一次縣城搬遷契機。其主導者是北川原縣委書記馬敬洪。和田承績一樣，馬敬洪於1984年剛到北川任職時，亦覺縣城地形怪異。當時站在險峻山下，深感害怕。而上級領導到北川視察工作時,也往往不願久留。

北川外派幹部的一大特點，是多不帶家屬前來。這一方面是因為北川條件艱苦，另一原因則是因縣城地勢兇險，作以防萬一計。

促使馬敬洪決定搬遷縣城的，還有其他原因。那時縣城茅壩新區尚未開發，城區面積僅有0.35平方公里。隨著經濟發展，縣城人口已由當年的不足千人發 展到萬人，曲山已無發展空間。此外，由於縣城”環境惡劣”，北川幹部人心浮動。1985年，北川中學校長帶領教師 6人離校出走，在全省轟動一時。

北川縣城搬遷，再次提上議事日程。

原北川地震辦主任馬明理記憶中，1987年的某一日，縣委書記馬敬洪忽然造訪，兩人聊及坊間盛傳的北川”包餃子”傳言。馬明理從地震和地質角度，稱此說法並非沒有道理，最好的辦法就是遷縣城。馬敬洪遂讓他寫個報告。
馬明理記得，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國地震局地震地質考察隊就曾到北川考察，證實北川大斷層從縣城穿過，地震可能發生。且以北川地形之險峻，大地震一旦發生，”包餃子”成為必然。此後，也有多位地震專家跟馬明理談過此觀點。

事後不久，馬敬洪再次找到馬明理，責其”光說不動”。馬明理遂連夜起草一報告，從地震災害角度建議縣城搬遷。據原北川縣人大副主任席元厚回憶，當年計畫遷縣城的一個背景是：1987年9月，四川巫溪縣發生岩崩，近百人死亡。四川省追究了涉及官員的責任，並專門發檔，要求各地方政府戒除官僚主義，排查安全隱患，避免類似事件再發生。

北川原副縣長王光甫參與了此次縣城遷址的運作。據他介紹，在縣委書記馬敬洪力推下，北川開始醞釀遷縣城，並向綿陽市打了報告。他對南方週末記者坦言，當時提出搬遷的主要目的還是為了縣城發展，留住人才。地震雖被作為理由提出，但即使他本人也沒有想到真的會發生。與1952年那次主要領導”說了算”不同，北川此次醞釀遷城，被認為體現出”高度民主”。縣委為此專門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各鄉鎮和部門均有人參加。結果絕多大數意見贊成搬遷。

但圍繞新縣城選址問題，北川形成對立兩派。其中關內幹部主張將縣城遷回治城，主要理由是位置適中，方便全縣各地百姓進城辦事。關外幹部則堅持將新址 定在關外的擂鼓鎮，理由是靠近中心城市綿陽，利於發展。為了反駁治城派的”中心論”，擂鼓派以莫斯科等城市作例，證明一縣之城如一國一都，未必非得處在轄 區中心。王光甫本人是擂鼓人，亦是擂鼓派的代表人物，由於其在搬遷事宜中地位特殊，治城派有人寫信到綿陽市告狀，認為其在遷址問題上懷有私心。

據原政協主席佘良介紹，當時還有第三種意見：將北川拆分，南面劃歸安縣，北面劃歸松潘，東歸江油，西歸茂縣。此方案被認為經濟實用，因為北川既不存 在，縣城也不需再設，自然不用搬遷。結果鄉級幹部中，被劃歸安縣、江油等發達縣市的鄉鎮對此支持，劃歸茂縣、松潘等相對落後者則堅決反對。縣級幹部由於擔 心拆分後”靠邊”，則大都反對，老幹部因為在縣城已經買房也反對，結果此派未形成氣候。最後，擂鼓派占了上風，擂鼓作為新縣址所在地被寫在了報告中。

在北川原地震辦主任馬明理看來，北川斷裂帶其實也經過擂鼓，這裏也不是安全之地。大地震中，擂鼓同樣是受災極嚴重之地，但所幸未”包餃子”。
5•12地震之後，北川坊間曾有傳言，稱當年一批老幹部因反對縣城搬遷，集體聯合告狀，最終導致遷址流產。

但南方週末多方求證，發現”老幹部反對說”不能成立。受訪者均認為，當時的爭論議題主要是新縣城選址何處，反對遷城者其實少之又少。”（對於遷縣城）北川的幹部已經盡力了。”王光甫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當年參與爭論的北川幹部現均認為，當年無論採取哪種方案搬遷，北川均不致遭受今天這般慘重損失。

1988：”北川不會發生毀滅性災害”

又一任力主搬遷的縣委書記調離，歷屆繼任者將工作重心放在了發展經濟和爭取羌族自治縣上。

《北川縣災害地質考察報告》認為”……因地震發生大規模的山體滑移的可能性不存在”、”……不會發生因山體失穩而毀滅北川縣城的災害”，給北川縣城是否遷移下了定論。

因選址問題引發的這場爭論，最後以一種出人意料的方式結束：縣城遷址流產。

在馬敬洪看來，遷城擱淺的原因或許有兩個，一是資金問題，當時搬遷的初步預算是1.2億，這個數目”有點高”；二是選址問題。提及往事，馬顯得頗有顧慮，稱”太複雜”而不願多言。當年參與此事的北川當地幹部對搬遷流產的普遍解釋是：北川遷城的報告上交之後，省政府對搬遷經費的意見是省裏出一半，綿陽市里出一半。綿陽市里由於拿不出錢，搬遷遂告失敗。報告也最終未能交至國務院。不過，南方週末記者調查發現，此事還有一段插曲。

北川要求遷縣城的報告上交綿陽市後，1988年4月，綿陽市地質學會專家對北川縣城曲山地區山地災害進行了為期五天的科學考察。馬明理作為北川代表參加了這次考察。他的任務是為專家帶路。馬還記得，當時曾對專家組負責人半開玩笑地說，北川人的命運就掌握在你們手中了。考察之後，與北川縣有關領導進行了座談，原人大副主任席元厚、原副縣長王光甫均曾參加，二人均稱，當時專家的意見非常一致，認為曲山地質災害嚴重，應該儘早搬遷。

不過，專家組就此次考察編寫的《北川縣災害地質考察報告》，結論卻與之相反，南方週末記者從這份報告原件中上看到，專家組儘管承認”北川縣城關歷史 上曾發生多起重大山地災害”，”近年來危石崩塌、泥石流等災害時有發生”，但考察結論卻認為”……因地震發生大規模的山體滑移的可能性不存在”、”……縣 城周圍山體不存破壞山體整體穩定性的水文地質……不會發生因山體失穩而毀滅北川縣城的災害”。

為考察隊帶路的馬明理事後看到了這份報告，閱後頗感心安，以為民間傳言實不足信。而大地震後回顧此事，馬明理大歎北川”吃了專家的虧”。當時擔任北川重要領導職務的馬敬洪、王光甫、佘良等均對南方週末記者聲稱，他們並沒有看到過這份報告。

10年之後出版的《北川年鑒》對地質學會到北川考察一事作出如下記載：……報告從曲山東西兩側山體的構造、現狀、水文、工程等方面進行了科學分析，得出了”局部性災害存在，毀滅性災害不可能發生，局部災害可以預防和治理”的科學結論，給北川縣城是否遷移下了定論。

1988年8月，馬敬洪調離北川，北川此後一直到地震之前，遷城一事再無人過問。歷屆繼任者將工作重心放在了發展經濟和爭取羌族自治縣上。

1995：最後的機會

5•12地震中，茅壩新區雖然亦損失慘重，但由於景家山岩崩面積較小，只掩埋茅壩中學一個單位，加上街道較寬，便於逃生，人員傷亡比老城區要輕。不過，也正是由於新區的開發，意味著北川已無另遷新址的可能。

《北川縣災害地質考察報告》中，除了認為北川縣城”不會發生因山體失穩而毀滅北川縣城的災後”外，還認為茅壩新區可作為城市發展的新區。1991年，由於城區用地緊張，在時任縣長梁安禮的力推下，北川縣政府決定開發茅壩新區。坊間流傳，當時新區一片荒涼，各單位都不願搬過去，縣長梁 安禮曾半開玩笑地說，你們不搬，我們政府先搬，別等哪天包了餃子你們後悔。1995年，北川縣政府遷至新區。新區面積與老區相當，亦為0.35平方公里。

早在1980年代，在時任教育局長的李德懷任期內，包括茅壩中學（北川中學新校區）等在內的三所學校即作為先行軍在新區修建。茅壩中學即建在景家山”亂石窖”上。5•12地震時，崩塌的巨石將學校整體掩埋。李德懷如今承認，從安全角度，茅壩中學的選址確有問題，但因為是前人選定，加上縣城地皮緊缺，他未另選他地。如今，他後悔沒有拒絕蓋這所遭受滅頂之災的學校。

不過，在5•12地震中，茅壩新區雖然亦損失慘重，但由於景家山岩崩面積較小，只掩埋茅壩中學一個單位，加上街道較寬，便於逃生，人員傷亡遠比老城區要輕。不過，某種意義上，新區的開發，也意味著北川已無另遷新址的可能。

近十幾年來，因為已經面臨無地可用的窘境，北川開始往山上”發展”。老城區如民政局、幼稚園等單位，都蓋在了山腳下。多位縣城居民證實,就在地震發 生之前，垮塌處的沈家包山腳下正在修建”安居工程”，山體因此被挖進了十余米。地震時，施工人員和未蓋起的建築一起被泥石掩埋，如今已了無痕跡。

1992年，北川地震辦邀請四川省地震局專家到北川考察，確認北川大斷層確實從縣城經過。並據此寫出《北川縣城地震危險性分析》。據馬明理回憶，當 時專家考察後認為，北川原縣委大樓和縣人民醫院、郵電局等諸多重要單位，就處在這條危險的斷層上。在5•12地震中，北川大斷層所經過的廣電局、縣委、醫 院等重要單位，在強大的地震波衝擊下，全部垮塌。北川由此徹底失去了自救能力。學界關於斷層處不能建房的論點，得到一次極其殘酷的印證。

任地震辦主任期間，馬明理曾按防震減災要求，讓各單位把大樓蓋到四層以下、避開斷層帶、按地震烈度區劃圖要求設防等，為此沒少跟城建局長吵架，成為歷任地震辦主任中最不受歡迎的一個。他關於防震的一些言論，被視為影響縣城發展的”雜音”。然而，”樓該怎麼蓋還是怎麼蓋”。
2000年以後，北川為發展經濟，正準備實施”曲山-擂鼓一體化”方案，計畫將縣內工業和有關機構遷至擂鼓，並修築了一條大道。若實施，縣城密集人口將漸被分散。不過，地震沒有給北川更多時間。

2008：新址未確定

“行政區劃調整非兒戲，就像一把椅子壞了，你不能把另一把拆掉來修復它。”
5•12大地震發生已4月有餘，災後重建正如火如荼展開。然而，需異地重建的北川新縣城，選址何處至今仍未有定論。北川縣城隕沒之後，南鄰安縣的安 昌鎮，成為北川的臨時縣城。安昌原是安縣的老縣城，2002年，經綿陽市上報，國務院批准，安縣成功將縣城遷至靠近綿陽市區的花荄鎮。這次搬遷至今仍然充 滿爭議，有對遷城不滿的安縣老幹部戲言：安縣這次遷城的最大成果，就是為北川空出一個縣城。

不過安昌成為北川縣城，目前僅僅是安昌人的一個願望。震後，圍繞北川新縣城選址，曾出現多個方案，一說為北川南部的擂鼓鎮，一說為安縣鄰近北川的永安鎮，一說為安昌鎮，呼聲較高的一種說法，則是安昌東南黃土鄉的板凳橋村。

南方週末記者獲悉，以上方案均系備選，北川縣城選址至今仍無定論。而選址問題的棘手與複雜，也遠超出外界估計。地震之後，由於山河改觀，北川已經難以找到一塊適合建縣城的平地。在各個備選方案中，只有擂鼓方案系在北川境內，其他均在安縣。由於擂鼓鎮被認為水 源不足，且和曲山一樣處在地震斷裂帶上，北川許多幹部對此方案強烈反對。北川縣委組織部部長王理效更是對南方週末直言：新縣城若選擂鼓，得分將為零。

然而若將北川縣城選在安縣，重新調整安縣與北川的行政區劃則成為必然。這意味著安縣將繼1952年把擂鼓鎮劃歸北川之後，再度”割地”予北川。綿陽市不少老幹部對北川在安縣境內建縣城提出質疑。”行政區劃調整非兒戲，就像一把椅子壞了，你不能把另一把拆掉來修復它。”曾在北川工作過的一位綿陽市退休官員說。

5•12地震之後，由於形成了唐家山堰塞湖，原道路被阻斷，從安昌到禹裏鄉，原本幾十公里的路，現在需繞行六百餘公里。北川關內邊遠百姓到臨時縣城辦事，耗時之久，成本之高，相當於從成都乘火車去一趟北京。正因為如此，坊間亦傳有”北川老百姓將被縣政府拋棄”的說法。此外，將北川縣拆分曾被視為解決遷址難題的辦法之一。然而，考慮到北川為全國惟一的羌族自治縣的特殊地位，加上”重建一個新北川”的指導方針，這一想法目前已被認為斷無可能。

最終方案仍無頭緒，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即便北川作為一座城市已經死去，關於它究竟應該在哪的爭吵和糾葛，持續了已經五十年，而至今仍未停歇。老書記馬敬洪是四川射洪縣人，在北川並無親屬。在得知北川縣城真的被”包餃子”之後，已經離開北川二十年的馬敬洪號啕大哭。這位原本最有可能使北川遷城成功的老人說，他這一生總共哭過三次，前兩次均為親人離世，這次卻是為他工作僅四年的北川。

（注：9月24日，北川突降暴雨，縣城遺址被泥石流沖毀，繼512大地震後再度改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