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見的手與投票的手一樣，都必須以公義、自律與有效的他律為前提，否則會帶來無比的災難；二十年來「自由化、國際化」的經驗顯示出我們必須對人性的美麗 境界抱持更為謹慎的想像，「紀律化」必須化為制衡的制度設計與行動。國家擁有回來了，數量管制回來了，更重要的是，道德也必須一起回來，這樣我們才能真正 地談到全球經濟復原的可能性…

文◎彭蕙仙

我二十多年前開始跑財經新聞時，有三大重要的課題非常熱門：「自由化、國際化、紀律化」列為政府金融管理的三大重點，在政治上也朝著「開放、再開放」的浪潮前進；整個社會的集體氣氛就是「一切都要鬆綁。」

那時，英國的柴契爾夫人全力推動「民營化」，「國家擁有」不只落伍甚至是罪惡；當然，這次金融海嘯後，在歐美國家競相用國家力量收購金融機構的行動中，「國有」、「民有」的辯論也漸漸成了一個不能說的、尷尬的課題；冰島政府甚至表明政府準備接管所有銀行。美國國會在 1999 年取消了銀行業混業經營的限制，格拉斯法案（Glass-Steagall Act）終於被推翻了。這個法案是在1933年、大蕭條後，美國強制將銀行的存放業務和投機交易分開來的「防火牆法案」。

如今，美林證券把自己賣給了美國銀行，作為脫困的最終手段，這其實也等同於美國政府以及金融界對格拉斯法案的二次否定──當大火延燒時，防火牆似乎反而成了逃生的阻礙，那就拆了吧。然而，這是「解燃眉之急」的手段，還是引火自焚的開始？應該不需要太久的時間，我們就會知道了。

台灣也不例外。我恭逢其盛，一路追著保險、證券、銀行業….開放的新聞跑；那年頭，「開放」才是硬道理，誰敢攖其鋒？然而，在金管會說為了提高綜效、會全力推動金融業整併的此時，似乎也宣告了那個「要多、要更多」的年代，已成了過去式，至少是暫時成了過去式。

小而美政府的思維不管用了，突然間，大家要政府更強更有力、更多的干預、更多的子彈投入，連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都讚美英國的布朗是救世主，因為他救市救銀行，行動快狠準。

是哪一個時代錯了？

人類的歷史還太短，短到往往沒有辦法判斷是非成敗，而金融業「自由化、國際化」的歷史更短，二十年的時間，自由化所造成的金融業過度競爭、業務浮濫、道德風險，再加上「世界是平的」，國際化推波助瀾，金融海嘯捲起百尺浪，終於泛濫成災、形成眼前這難以收拾的洪流。

或許真正的問題在於政客的生涯更短暫。需要靠一次一次選舉勝出的政治人物就像企業 CEO，任期有限使得他們天生地就無法做長期思考，特別是，「利己精神」並不如亞當‧斯密的預期，成為社會福祉的核心引擎，相反的，卻在利益共生的扭曲的企業民主（數人頭、算股份）之下，讓貪婪順利著陸；這樣的故事，在華爾街風暴所掀起的濤天巨浪裡，我們已經驚駭再三。

另一方面，民主程序票票等值的張力卻不能保證公共利益的必然性，反而因為少數的冥頑形成一種難解甚至無解的僵持，從而拖累了社會前進的步履；在反扁與挺扁的對抗中，人們見識到陳水扁不可思議的能量，他反覆論述著「我是台灣人『選出來』的總統。」本土意識要能成為他的尚手寶劍，前提是他有民主制度做他的風火輪。

自由經濟、民主制度已經失靈了嗎？不論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還是否定的，或許你也不會反對，看不見的手與投票的手一樣，都必須以公義、自律與有效的他律為前提，否則會帶來無比的災難；二十年來「自由化、國際化」的經驗顯示出我們必須對人性的美麗境界抱持更為謹慎的想像，「紀律化」必須化為制衡的制度設計與行動。國家擁有回來了，數量管制回來了，更重要的是，道德也必須一起回來，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地談到全球經濟復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