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大學新聞系逐漸出現不少外國教授，這些教授主要來自美國，而且曾服務於美國大牌媒體…期待這些老外可為中國傳媒改革出一分力，至少學生可以好好學習西方的新聞觀，挑戰一下凡事受控制的傳媒。在全球化、技術革命的時代，傳媒在社會改革的確扮演重要的角色，難得中國竟不怕”文化帝國主義”的”入侵”，從中可以看出，中國急於擁抱全球化之際，同時亦充滿自信…

文◎張翠容

最近，有 中國內地報章《南方週末》評論員來港演講，有如下一番感懷：

「 市場化媒體一直是中國社會轉型的火車頭。市場化媒體的深度報道和時政評論，推廣了普世價值、帶動公民運動；《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財經》雜誌、 《炎黃春秋》雜誌等媒體取得了重大突破，幾乎可以說引領了整整一個時代的精神航向，成為中國媒體的主流。它們的光榮和夢想，是當代中國歷史中最可歌可泣的 篇章，為千萬青年學子所嚮往。

但是，市場化媒體凱歌行進的歲月現在卻似乎正在終結。隨著「新國家主義」暗流的逐漸抬頭，市場化媒體以及它們所倡導的普世價值，似乎正在遭遇又一個嚴冬。中國市場化媒體以及中國社會轉型究竟路在何方？這是一個值得我們認真面對的新課題。」

不知讀者有什麼看法？

我對內地同行推動媒體改革絕對敬佩，我深切關注他們受官方打壓的情況，但我卻不太清楚他們如何理解市場化媒體？市場化媒體真的是我們要追求的理想嗎？其 實，市場化媒體在西方進步圈子裡愈來愈受到批評，從而掀出一場獨立媒體運動。《南方週末》評論員有上述的看法，不知是否受到內地流行的美國新聞學 ( American journalism ) 影響？

在內地，有一個沒有太多人留意的現象，就是大學新聞系逐漸出現不少外國教授，這些教授主要來自美國，而且曾服務於美國大牌媒體。

這原本是無可厚非的，有人甚至叫好，期待這些老外可為中國傳媒改革出一分力，至少學生可以好好學習西方的新聞觀，挑戰一下凡事受控制的傳媒。

在全球化、技術革命的時代，傳媒在社會改革的確扮演重要的角色，難得中國竟不怕”文化帝國主義”的”入侵”，從中可以看出，中國急於擁抱全球化之際，同時亦充滿自信，這些老外怎樣變法，也不會衝擊到中國媒體根深柢固的結構。

在我看來，中國媒體問題叢生，我們日後可多作討論，在此不妨先了解全球傳媒體系又是怎麼一回事。

以西方為主導的全球傳媒體系，主要是私人企業的產品，而且其發展隨着全球化而趨向高壟斷、權力愈益集中。

試看看，哪一個產業集中的程度可以如傳媒業般驚人？目前掌控全球傳媒市場的企業，已縮小至只有七家跨國公司，並早已躋身在世界三百家最大的非金融公司之中，從電影、音樂、圖書出版、衛星廣播領域，以至商業有線電視頻道，都在他們的五指山之內。

就以美國新聞集團為例，他們連中國鳳凰衛視亦佔有百分之四十五股份，並透過該電視台進入到中國上千萬家庭，廣告利潤更是突飛猛進。

一切以利潤掛帥並從合併收購愈趨寡頭的全球傳媒體系，在他們不斷擴張的經濟活動之上，我對他們發展核心的價值觀更感興趣，如果沒有加上一層價值觀，他們便壯大不了呢！

當然，站在前線的記者編輯可以高喊專業操守、捍衛自由，並把這些理想體現在工作上，但傳媒產業的擁有者卻自有他們一套策略，而這些策略就是建基於他們的價值取向。

衆所周知，傳媒市場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市場，據估計，只要傳媒公司能變得更大、更多樣化，他們才可降低風險和提高生產利潤。商業利潤的動力令到他們傾向支持新自由主義的政客。與其他貿易一樣，他們主張打開國界，提高市場的自由度。

與其他產業的遊說團相比較，傳媒產業的遊說團更見規模和影響力，因為傳媒乃是政客向外推銷他們政見的最有效工具，只要目的一致，他們之間的合作可以說是如 虎添翼。結果，我們可以看到不少跨國媒體企業在發展中國家大展拳腳，並影響着當地大衆的價觀和思維方式。可是，說到底，他們所追求的，不僅是利潤，並要為 保障他們利潤的一套意識形態擴張。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曼（Thomas Friedman）說，如果沒有一個隱蔽的拳頭，市場這隻隱蔽的手永遠也不會奏效。

政客就是這個拳頭，難怪佈什攻打伊拉克之前，美國自由派傳媒陣營都一同扮演幫兇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