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手法是模仿外國電影”的《女籃5號》成功後，謝晉成為了新中國第一批知名導演之一。50年後回過頭再看這部電影，石川仍然驚歎謝晉當時的膽大：謝晉 想在這部電影作品裏表現新中國的新氣息，這部電影裏主演們穿的衣服是當時上海最時髦的，比如劉瓊穿的那身仿革的夾克衣服，大大的毛領子，是謝晉根據解放前 上海街頭小K穿的衣服設計的…

文◎張英、李邑蘭

革命年代1957-1979

對石川這樣的謝晉研究者來說，1957年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年份。

這一年裏，34歲的謝晉花兩個月時間拍攝、兩個月時間後期製作完成的《女籃5號》是新中國第一部彩色體育故事片，代表中國參加了在莫斯科舉行的第六 屆世界青年聯歡節，並獲得銀質獎章。這部電影的獲獎使得它在國內公映時贏得了極高的觀眾上座率，也讓已經獨立執導過5部電影的謝晉為全國觀眾所知曉。

“很多手法是模仿外國電影”的《女籃5號》成功後，謝晉成為了新中國第一批知名導演之一。50年後回過頭再看這部電影，石川仍然驚歎謝晉當時的膽大：謝晉想在這部電影作品裏表現新中國的新氣息，這部電影裏主演們穿的衣服是當時上海最時髦的，比如劉瓊穿的那身仿革的夾克衣服，大大的毛領子，是謝晉根據解放前上海街頭小K穿的衣服設計的。”你可以說它與現實生活不符合，但這套東西迎合了市民的口味而受歡迎。”

接下來的《紅色娘子軍》是上海電影製片廠的文學編輯給謝晉找來的劇本。《紅色娘子軍》原是部隊作家梁信給八一電影製片廠寫的劇本，送給八一廠後放了 很久一直沒有回音。後來梁信等不及了去詢問，八一廠領導撰述老紅軍的意見：”你為什麼要寫愛情呢？我們那些戰士死的時候才十五六歲，女人什麼味都沒聞過， 你幹嘛要寫他們談戀愛？”

後來梁信不服氣，就把劇本轉給珠江電影製片廠，因為喜歡這個劇本，時任廣州軍區文化部副部長的戴碧湘把劇本轉寄長春、北京和上海的天馬、海燕、江南等製片廠。謝晉從上影編輯沈寂那裏拿到劇本一看，很喜歡。
“謝老對我說過，他看中《紅色娘子軍》並不是因為什麼革命傳統，而恰恰是瓊花和洪常青的愛情，後來他也拍了這些愛情場面。”石川說。

在梁信的劇本中有3幕愛情戲。第一幕是吳瓊花違反紀律關禁閉時，瓊花對紅蓮敞開心扉表達了對常青的愛慕之心；接著是吳瓊花與洪常青在分界嶺重逢，瓊花向洪常青含蓄表達愛意；最後是椰林寨歡慶豐收，在紅蓮與阿貴婚禮之夜，瓊花向常青明確表白愛情，最後用一包檳榔”定情”。

但謝晉沒有想到，等1959年電影拍攝製作完畢，在審查時上級領導要求把愛情這條線拿掉，謝晉堅決不幹。後來電影局專門開會討論，是否刪掉電影中的愛情場景。

時任電影局副局長的張俊祥問謝晉怎麼辦。謝晉回答說：”不能刪，除非是說黨委決定。”張俊祥說：”謝晉，那就算黨委決定吧，還是刪掉。”謝晉沉默了許久，只能默默把那場瓊花和洪常青的含蓄愛情戲給剪掉。

“《紅色娘子軍》雖然刪掉了愛情戲，但電影裏瓊花尾隨女兵檢閱部隊的細節，就把謝晉的電影和當時的電影區分開來了。他希望即使是做政治宣傳，銀幕也 應真實化，英雄人物非臉譜化。《舞臺姐妹》裏，謝晉希望讓春花能夠諒解邢月紅的處境，表現一點人情，結果後來受到了批判。”石川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1961年，周恩來在全國文藝工作者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要求全國各地電影廠的負責人對在”大躍進”運動中被傷害過的藝術家道歉。當時《紅色娘子軍》的出品方上海天馬電影製片廠的副廠長也就《紅色娘子軍》被刪給謝晉道了歉。

學者李奕明說，《紅色娘子軍》成功展示了謝晉作為一名導演在敏感題材上左右逢源的能力和才華。”從中國電影史的序列來看，謝晉被歸入到第三代導演，但對新中國來說，謝晉實際上是第一代導演。新中國成立後，所有舊時代的知識份子都面臨改造世界觀的問題。”

1950年，謝晉考入華北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八個月後畢業，被分配進入長江影業公司工作。3年後轉入新成立的上海電影製片廠工作。
作為一個年輕的知識份子，謝晉適應政治環境和意識形態變化的能力要遠遠超過其他人。”他不同於巴金、老舍那樣的知識份子，年輕使他很快就接受了革命文藝的藝術模式，掌握了革命語言的表達能力，開始了新中國電影的創作。”李奕明說。

在《女籃5號》之前，謝晉已經在電影圈摸爬滾打了9年。先後在四川江安國立戲劇專科學校和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就讀，1948年，謝晉進入上海大同 電影公司，擔任助理導演。3年後，謝晉開始擔任獨立電影導演，拍了《控訴》等5部電影。”雖然這5部電影在手法上還幼稚，但表達語言很流利。”李奕明說。

在《紅色娘子軍》後的17年裏，即使政治運動波瀾起伏，謝晉一直都在拍電影，從1962年的《大李小李和老李》到1979年的《啊！搖籃》，那麼困 難的政治環境裏，謝晉平均三年拍一部電影。這期間的7部電影中，即使是《舞臺姐妹》、《海港》、《春苗》這樣意識形態很重的英雄電影，謝晉也想拍出自己的 藝術特色。

威尼斯電影節主席馬克‧穆勒和夫人在上世紀80年代作為大學生在南京大學進修中文時，在電影院無意看到了謝晉的《春苗》。馬克•穆勒當時非常奇怪： 這怎麼可能是一部中國電影，明明是一部好萊塢電影。他認為這部電影的敍事、調度、場面、人物關係，戲劇衝突，看上去就是一部典型的上世紀30年代好萊塢的 電影，把好萊塢工業化拍攝技巧與中國內容融合得非常好。

“謝晉在電影方面很有創造性，比如說，他的《黃寶妹》就很像義大利的新現實主義。他的每一部電影都有某種別人沒有嘗試過的東西，給中國電影增添了很多新的元素。”馬克•穆勒曾對媒體表示，他希望在2009年的威尼斯電影節給謝晉頒一個導演終生成就獎。

和馬克‧穆勒有過交往的石川認為，”謝晉在藝術情趣上歸根結底還是一個舊上海的電影人，他受到過完整的老上海的電影教育，又有在舊上海電影公司工作的經歷，他知道老上海的娛樂電影是怎麼拍的，戲劇是怎麼演的，觀眾喜歡看什麼。”

因此，謝晉對那種政治標語口號的電影有一種本能的排斥，他本能地把自己的經驗和觀念滲入到電影中，同時作為一個在新時代成長起來的導演，他也知道那個時代的政治主題是什麼，盡可能在自己的電影中把兩者融合在一起。

黃金時代1978-1989

1979年，在上海師範大學讀書的任仲倫看到謝晉的《天雲山傳奇》，激動得徹夜未眠。”那時候剛剛粉碎‘四人幫’，思想解放的苗頭剛萌生，胡耀邦擔任中央 組織部部長以來，對冤假錯案的清理、鑒別、平反昭雪也逐漸進入高潮，全國右派‘摘帽’工作差不多就要接近尾聲。《天雲山傳奇》通過主人公羅群在政治風雲中 的命運變化，折射出社會政治的畸變。謝晉的反思精神和人倫理想給我非常大的震撼。”

因為《天雲山傳奇》的巨大反響，謝晉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壓力。當時一些報刊開始連篇累牘刊登爭鳴文章，有媒體發表社論說”《天雲山傳奇》是大毒草”。”我們對左傾政治的認識就是這麼來的”。任仲倫說。

謝晉一輩子都感激孫冶方。這位經濟學家和許多人站出來為謝晉說話，孫冶方在《也評〈天雲山傳奇〉》一文中呐喊：”我們中的大多數人應該牢牢記住：今後我們再不能重犯把同志當敵人的錯誤了！”

因為《天雲山傳奇》的巨大爭議，謝晉不得不中止了他當時最想拍的小說《楊花似雪》，改拍”第三志願”的張賢亮小說《牧馬人》。《牧馬人》一出來的時候也爭論得很厲害，主人公許靈均走還是不走，當時成為了全社會討論的話題。《牧馬人》獲得了那一年的”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獎。
等到1985年《高山下的花環》上映時，任仲倫離開上海師範大學，到新創辦的《中國電影時報》（後更名為《文匯電影時報》）當了評論部主任。與謝晉等中國電影人有了更加深入的交往，在13年的報人生涯中，他共寫了600萬字的電影報導和作品評論。

“《高山下的花環》在思想上應該說比《天雲山傳奇》和《牧馬人》退步了，又回到了謝晉早期電影的狀態。這部電影與當時國家對外政策關係過於密切，與 政治熱點太近了。在主題上這部電影也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傾述對英雄們的歌頌話語，一方面在敍述著對社會不公的批判話語。”任仲倫對南方週末記者回憶說。

1986年7月18日，朱大可發表了《謝晉電影模式的缺陷》，在全國文藝界引發了一場大討論。朱大可在短文中指出，謝晉電影具有確定”模式”，恪守 從”好人蒙冤”、”價值發現”、”道德感化”到”善必勝惡”的結構。無論是《天雲山傳奇》、《牧馬人》和《高山下的花環》，總有一些好人蒙受冤屈，接著便 有天使般溫柔善良的女子翩然降臨，感化了自私自利者、意志軟弱者和出賣朋友者。謝晉向觀眾提供的這種”化解社會衝突的奇異的道德神經”，體現了一種”以煽 情性為最高目標的陳舊美學意識”，”宣揚陳舊的道德觀，與現代意識格格不入，是中國文化變革進程中的一個嚴重的不協和音”。
《文匯報》文藝部主任徐春發為慎重起見，在編發朱大可文章的同時發表了江俊緒的《謝晉電影屬於時代和觀眾》。李劼隨後也在該報發表文章，指出，”謝 晉模式”是”中國電影的一種悲劇性現象”，應該對這一”封閉的穩態模式”予以”擊破和超越”。最後，這場討論的讓徐春發丟了烏紗帽。

“我認為謝晉的電影觀念與他自己的家庭生活有很大的關係。《芙蓉鎮》寫那樣一個黑暗的年代，有警鐘也有溫情。這其實是謝晉的人生態度，再困難也要樂 觀活下去，在‘文化大革命‘中，謝晉父母自殺，兩個兒子被人扔到垃圾箱裏，他還是這麼想的。這是一個導演徹底的審美理想，沒有高低的。他相信，再黑暗的年 代裏，也有人性之美。”《芙蓉鎮》上映時，任仲倫發表了一篇《論謝晉電影》，謝晉看了很滿意：”小任，我跟你講，這些年寫我的所有文章你是寫得最好的，我 認為最合適的，說我好、說我不好，我都認了。”

“謝晉學戲劇出身，他很懂戲劇這一套，每部戲都要講衝突的，沒有衝突不成戲。他有一個秘訣，他始終把好人、壞人分得很清楚，好人就特別好，壞人就特別壞，整個性格特別鮮明,讓觀眾一開始做到愛恨分明，所以他的電影才有那麼多人喜歡。”任仲倫說。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孟建至今還清晰地記得，20年前，謝晉帶著《最後的貴族》劇組到南京首映，他們有過一次交談。謝晉說：”我一直在思索，為什 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會出現人類的”返祖”現象–極為殘酷的泯滅人性的爭鬥？我的‘反右三部曲’（《天雲山傳奇》、《牧馬人》、《芙蓉鎮》）等作品都 是想探討這些問題，但我總感到膚淺，膚淺！”

邊緣年代1992-2008

1992年，謝晉拍完《啟明星》後，到上海電影製片廠辦理退休手續。石川教授說，當時謝晉的心情很不好，謝晉很看重的《赤壁大戰》，當時日本的投資已經談好了，劇本也好了，可不知道怎麼回事，日本投資商最後把錢投給了中央電視臺拍電視劇《三國演義》。

幾次這樣的經歷下來，謝晉欲離開上海前往北京發展。在當時的上海市委副書記陳至立極力挽留下，謝晉最終留在了上海，另立門戶，花800萬註冊成立了當時國內第一家民營影視公司：謝晉-恒通影視公司。

為支持謝晉，當時國家廣電總局特別給了謝晉公司一個政策，謝晉公司可以直接從廣電總局獲得”廠標（生產許可證）”，無須像其他民營公司一樣拍電影、電視劇只能到國營電影廠買許可證。

和公司一起成立的還有謝晉－恒通明星學校。謝晉一直對現有的演員培養制度不滿，花200萬註冊了一所影視表演學校，在海內外招收了30名學員。他想把自己的經驗傳給年輕人。

“謝晉拍電影，喜歡讓演員讀劇本寫角色自傳，讓每個演員深入理解角色，然後才開始演戲。他把很多不懂表演和剛剛進演藝圈新人變成了大演員，比如劉曉慶、陳沖、姜文。”任仲倫說。

謝晉的影視公司和學校發展都不像謝晉想的那樣順利。謝晉公司16年裏只拍了《老人與狗》、《女兒谷》、《鴉片戰爭》、《女足9號》4部電影，無論是產量還是品質，都比不上謝晉在上影廠工作的八十年代；明星學校在連續招生3屆後，轉給了上海師範大學。

石川認為，謝晉公司成立的時候，中國電影開始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電影的製作和發行脫離，電影市場相當暗淡，觀眾大幅度下降，瞞報票房現象隨處可見，電影基本上是拍一部虧一部，中國電影企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

拍了一部《老人與狗》和《女兒谷》後，謝晉公司的800萬家底就花完了。謝晉公司的副總經理張惠芬對南方週末記者說，雖然謝晉身為公司總經理，在意識和觀念上卻沒有任何變化，在電影項目選擇上不考慮商業因素，”全拍文藝片”。

公司開張的時候，也有一些民營公司找上門來，希望能夠與謝晉公司合作，出錢讓謝晉給自己的影視劇掛名藝術總監，這些都被謝晉拒絕。

“有些老闆找到謝老，願意投資拍電影，條件是讓自己的女朋友在電影裏出任2號、3號主角，或者是僅僅演個跑龍套的角色……最後這些要求都被謝老拒 絕，這十幾年裏，這樣的機會一直有，但是謝老在這點上卻決不妥協，甚至在他的電影裏植入產品軟廣告他都不肯，所以我們也失去很多籌備資金的機會”。張惠芬回憶說。

投資1億元的《鴉片戰爭》最後能夠拍成，完全是個例外。1997年香港回歸，這部電影被列入重大題材項目，得到了教育部、四川省政府的支持，加上謝晉公司找到民間投資，才得以拍攝完成。

“電影的主要外景地花的3000多萬全部是橫店出資，沒要劇組一分錢，如果按照現在的市場運作，《鴉片戰爭》肯定掙錢。但當時院線沒有組建，票房也沒有聯網，瞞報、謊報現象特別嚴重。”石川說。

石川在拍謝晉傳記片的時候採訪《鴉片戰爭》的製片人：”虧這麼多錢，總得有個交待吧？”沒想到製片人回答說：”你為什麼不能換個角度來看問題，這一部分票房雖然沒有回收，被電影院截留了，錢不也是發給職工當獎金了嗎？咱們就想是我們養活了那麼人。”

國內票房無法回收，海外也賺不到錢。張惠芬說，當時亞洲金融危機導致海外賬款無法回收，《鴉片戰爭》讓謝晉的公司出現了嚴重虧損。張惠芬是1994年到謝晉-恒通影視公司工作的，她從職員一直升到主持工作的副總經理。

在這部投資過億的影片中，導演謝晉只拿了幾萬塊錢稿費。

張惠芬說，《鴉片戰爭》最大的經濟貢獻，是橫店發展影視城搞旅遊打下了基礎。

2000年，中國女足在美國比賽慘敗，謝晉的《女足9號》也隨之票房慘澹。
不久，一直支持謝晉的恒通集團選擇了退出。謝晉公司接著拉了一家公司入股，不到一年，這家公司也選擇了退出。

在這種情況下，謝晉公司的每一部戲的投資都非常難找。最後，一直拒絕拍電視的謝晉只能默許公司給臺灣電視臺拍電視劇維生。

在石川看來，一直在國有體制當中成長起來的謝晉並不具有到市場解決中去游泳的能力：”我曾經查證過謝晉所有拍的劇本，真正他自己選的只有《芙蓉 鎮》，其他劇本都是廠裏的文學編輯給他看，然後廠長分配給他拍。他已經習慣了國營電影製片廠體制，心裏上有依賴感，而自己另立門戶當老闆後，什麼都得管， 這些具體的事情然他感到煩躁，雖然是總經理、董事長、法人代表，但他基本上只是個甩手掌櫃，只管藝術創作。”

沒有戲拍的日子裏，謝晉除了參加一些社會活動外，大不分時間呆在家裏，看書看報看電視，或者外出找朋友喝酒聊天。”這個時候他因為在現實中被邊緣化了，不管他承認不承認，這8年的中國電影跟他沒關係了，他只能在酒桌上回顧自己過去的輝煌，或者抱怨沒有好小說好劇本。”

即使是這些社會活動，也很難幫助他找到投資。石川說：”在這樣一個商業社會裏，你不考慮經濟利益，別人憑什麼給你投資，圍在他身邊的那些商人就是想 利用他這個招牌，忽悠他利用他替自己辦事。比如說一部電影《鄉村女教師》，忙了五六年了，一點沒動靜。我心裏其實明白，他那些電影計畫其實永遠都不可能實現了。”